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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行记亟待整理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李德辉 参加讨论


     行记即古人撰写的旅行笔记,产生于魏晋间,原来主要记载僧人赴西域天竺等地巡礼 求法的行程见闻。至南北朝,人们又以这一体式来记述各式各样的行旅——僧人用来记西行 求法,使臣用来记行程道里,奉命交聘者用以记外交通聘,从驾征行者用以记征途行役…… 形形色色的纪行著述,都属行记这一大家族的品种。至于唐宋,行记创作步入了全面繁荣时期,不仅涌现出很多“记传”体的纪行著作,而且出现了像《来南录》、《往五台山行记》 这样的单篇作品,二者并行于世。它的内部也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一些变种。唐宋间的部分 行记,如《大唐西域记》、《郴行录》、《北行日录》、《入蜀记》、《北辕录》等还吸收 游记的写法,写景抒情,文笔生动,议论横生,文学性、思想性增强,行记出现了与游记融合的趋势。发展至此,行记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极其变,故此后的元、明、清、近代,行 记的发展便已停滞,以沿袭唐宋旧规为主了。因此我们研究和整理行记的重点,也应当放在 唐宋以上。
    “行记”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此间很多纪述行旅的作品,多以“行记”为名,《隋 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颇多,计有佚名《江表行记》、姚最《序行记》、《魏聘使行 记》、《李谐行记》、李绘《封君义行记》、薛泰《舆驾东行记》六种,皆称“行记”,少 数作“行传”、“游记”,名异实同,如《慧生行传》、刘师知《聘游记》。此外,还有作 “ 记”、“传”、“志”者,如智猛《游行外国传》、戴祚《西征记》、张骞《出关志》。
    行记只是对记述行旅作品的总称,它并不是无差别的整体。行役的目的、背景、地域不同, 作品的构成要素与内容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宋元书志对行记的分类很混乱,至郑樵《通志· 艺文略》,始明辨其流别。他首创三分法,将宋以上行记区分为朝聘、行役、蛮夷三大类。 参考郑氏所分,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型,记述中外交通的,称外国行记,记载中原王朝与边疆 四裔政权交聘活动的,称为交聘记,其余记国内交通的,称为行役记。
    《隋志》共著录外国行记10种,即法显《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张骞《出关志》 、昙景《外国传》、法盛《历国传》、《交州以南外国传》,慧生《慧生行传》、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佚名《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诸蕃国记》。据姚振宗《隋志 考证》,诸书均属行记。《隋志》所载仍欠完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 章《南北朝释教撰述》共考得晋人撰述7种、北凉4种、刘宋4种、北魏3种,共18种,中有僧 人行记,但不录晋宋以后著作。以上二家去其重复,共得24种。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当时外 国传志种类繁多,有道里记、风俗记、游方记、异物志之类,写法各异,其中道里记、游方 记均以行役为背景,这样的著述决不会止于一种。次说行役记。此类著作《通志·艺文略四 》著录30部,其中收录并不全。据考,晋、宋、陈、隋间有郭缘生《述征记》、《续述征记 》,戴祚《西征记》、《宋武北征记》,裴松之、徐齐民、孟奥、伏滔四家《北征记》,伍缉之《从征记》,丘渊之《征齐道里记》,沈怀文《随王入沔记》,薛泰《舆驾东行记》, 姚最《序行记》,诸葛颍《北伐记》、《巡抚扬州记》(《隋书·诸葛颍传》有《舆驾北巡记》、《幸江都道里记》,疑为此二书之异名),卢思道《西征记》,共16种。交聘记晋以 前很少见。南北朝中后期,南北通使日渐频繁,留下的交聘朝觐记录也颇多。《隋志》视为 地理书,两《唐志》因之,郑樵始别为一类,自梁刘师知《聘游记》至宋人《轺车事类》共 37部。《隋志》著录《李谐行记》、《魏聘使行记》、李绘《封君义行记》、蔡允恭《并州 入朝道里记》、《江表行记》、《朝觐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刘 师知《聘游记》、姚察《西聘道里记》。又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考《隋志》所载《 朱崖传》为“伪燕聘晋使盖泓所记”,亦属此类。
    通计以上,先唐古行记共得50种。除《法显传》、《宋云行记》已经整理外,其余均未经系 统的整理,多有佚文见于唐宋类书、地志、史注、笔记、小说、文集,可予辑复。
    唐代行记种类增多,单外国行记就有三个小类。一为僧人行记,唐宋书志及《大正藏》著录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义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 常愍《历游天竺记》、悟空《入竺记》。《崇文目》卷二“地理类”著录《西域行记》 一卷,叙释、撰人均佚,佚文亦极少,疑为唐人某西域行程记的简称。又有伯3936号《印度 地理》,敦煌残卷。二为奉使外国行记,记载唐五代官员出使西域、南海等外国的经过,有 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章僚《海外使程广记》3种。三为外 国僧人所撰来华行记,叙其在中土的巡礼求法经过。计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真人元开 《 唐大和上东征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珍《行历抄》4种。另有内容比较特殊 的作品,如杜环《经行记》、敦煌文书中发现的4种《往五台山行记》。通计以上共得19种 。第一、三小类均有人作过整理,第二小类的3种则仍未有辑本,可予辑复。
    第二大类是唐人奉使边疆四裔诸国的旅行记,共考得14种。较早的有韦机《西征记》。中唐 以后作品渐多,《新唐志二》“地理类”著录顾愔《新罗国记》,张 建章《渤海国记 》、《戴斗诸蕃记》,袁滋《云南记》,窦滂《云南行记》,徐云虔《南诏录》。《郡 斋读书后志》卷一“伪史类”、《宋志三》“地理类”著录韦齐休《云南行记》。《直斋书 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赵憬《北征杂记》。又《新唐书·李宪传》载,李宪也撰有使 蕃行记,名《回鹘道里记》,记使程。《册府元龟》卷五六0载, 田牟有《宣索入 蕃行记图》一卷。牟大和间曾为入吐蕃使,会昌时任天德军都防御使。天德军地当入北蕃要 道 ,主帅负有维系唐蕃交通的重任,其所撰行记内容不外唐蕃使事。“行记图”虽为地图,其 文献依据却应是题田氏撰的行记。五代作品有后晋彰武军节度判官平居诲的《于阗国行程记 》。上述作品以外,现仍稍完整者为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见《全唐文》卷七一六, 所录仍不完整,《旧唐书·吐蕃传下》叙刘元鼎使事,有一段关于黄河河源及入吐蕃驿道的 记 载,为《全文》所不载,疑原出刘书,可补刘书之阙。另《新唐书·地理志六》(上山下雋)州、姚州二目注文保存了贞元十四年内侍刘希昂等入南诏的使程记录,其所据即唐人所撰出 使云南行记,《志》中注文即此行记之梗概。
    既不写巡礼求法,也不记交聘,专载唐人在国内游幕、迁贬、奉使等旅行活动的作品,属行 役记,遍查载籍,共得14种。较早的为韩琬《南征记》,10卷,《新志二》“杂传记类”, 《通志略四》“地里·行役”著录,从所居部类判断,为述使事的著作。唐前期惟一可以考 知者即韩琬此书。唐后期,同类著述日多,最有名且最完整的是李翱《来南录》。次有房 千里《南行录》,李德裕《南行录》,王仁裕《南行记》,张氏《燕吴行役记》,韦庄《蜀 程记》、《峡程记》,王仁裕《入洛记》,胡峤《陷虏记》,范质《晋朝陷蕃记》。此外还 有两种“记列道路”的作品,一是《新志二》“地理类”署名韦述的《两京道里记》,据佚 文,内容为两京道路、名胜古迹、馆驿程途之类;二是孙樵《兴元新路记》,这篇驿路记系 作者根据其在汉南至长安道上的行役经见写成,从内容与写法看,属行记体。又《崇文目》 卷二“传记类下”有《王氏东南行记》1卷,叙释、撰人均佚,他书亦不见征引,疑即王仁 裕《南行记》之简称。
    后两大类之书近三十种,大都未经系统的辑录,佚文散落在唐宋元明载籍者不少,在这方面 留下的整理空间仍很大,可据文献辑复。
    宋代僧人所撰行记数量锐减于前,现存作品仅纪业《西域行程》1种。行役记虽多,但多收 录在时人文集或其他文献中,散佚较少。最值得花大气力去做的是出使四夷的使蕃行记,具 体数目不详,晁《志》、陈《录》、《玉海》、《 宋志》、《通志略》各有著录但仍欠全面,《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亦有著录,部分可补旧志 之 阙。此书将其分四类,一曰“当时纪行之书存于今者”,有王曾《上契丹事》、富弼《 奉使录》、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等6种;二曰“多轶不传”者,有路振《乘轺录》、宋敏 求《入蕃录》、范镇《使北录》等18种;三曰“散见于《北盟汇编》而未必全至者”,有 赵 良嗣《燕云奉使录》、沈琯《南归录》、郑望之《靖康奉使录》等8 种;四曰“仅留其目, 并作者姓字皆佚者”,如《皇华录》、《南北欢盟录》、《使北录》等12种,通计4类,共4 4种,中多溢出宋元书志者。外加前述宋元五志所著录者,总数更大,散佚亦多。
    总结以上,初步估计唐以前行记可辑者约50种,唐代30种左右,宋代目前无法精确估算,估 计总数可能超过宋以前所有时代,三个时段可以收集的行记当在百种以上。
    由此可见行记这类文献散佚的严重性。追溯此中缘由,不外两个。一是古人认为它史料价值 高而文学价值低。晋唐两宋行记多行程道里、山川风俗,异域闻见,与时人对文学的广泛爱 好相 悖,故世人并不怎么重视其书。大部分行记问世以后,历代都少完整传录,仅史家与地志家 著撰史书地志时取作史料,或据以从事考证。这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先例,杨衒之著 《洛阳伽蓝记》,只是在叙及洛阳闻义里宋云宅时,感于宋云等人西行事迹可嘉,遂顺便述 及其行记,用的是转述方式,并未严格照录原文。唐贾耽著《四道记》,杜佑作《通典》, 樊 绰撰《蛮书》,采用前人或时人行记(如杜环《经行记》之类)时的处理方法与此类似,或掐 头去尾只作摘录,或予以转述。此后欧阳修作《新五代史》,范成大作《吴船录》,元人修 《宋史》,纷纷效法,节录《使于阗记》、《使高昌记》、《西域行程》等书,极少有完整 传录者,这是造成行记亡佚的主要原因。另外也与行记作者卑微的身份地位有关。晋唐两宋 间许多行记的作者都不是高官显宦,名不彰闻,财力又乏。书成之后,社会既不怎么重视, 他们本人也无力刊布,因而众多行记亡佚殆尽。
    行记整理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也不容乐观。自唐宋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一直是西域南海行 记,严重忽视其他类型的行记。因为这类作品行役范围远涉异域,所述为国人所未曾见,境 界 奇绝,年代久远,加之所叙极真实,有时反较官书为可信,史料价值比一般载籍要高。这使 得最重视行记的都是史家。史家虽研究行记,然也主要是据以证补笺释正史中的四夷传或外 国传,在文献征引上都是节录删述,各取所需,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全 面辑 录校证行记之事。清嘉道以来,学风丕变,治学重点由一般经史转移到西北史地,此类行记 派上了大用场,丁谦据僧人西行记以笺证晋唐八史,以后各家顺着此路走下去,主要围绕《 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经行记》等书作笺释,王国维、罗振玉、冯 承钧、张政烺、季羡林、范祥雍、章巽、周连宽、杨建新、郑炳林等 都有著作,百余 年来参与此事者多达三四十人,常见的著述多达二十余种,至于笔者所说的交聘类行记、行 役类行记,则用力甚少。这种情况也为我们的辑复工作创造了良机。
    古行记的辑校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辑出的文献可为将来开展行记的文学研究奠 定坚实的史料学基础,也为人们从事古代笔记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史源,为散文文本研究提 供 了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笔记的著述方式,清理行记与正史纪传、僧传、外 国传志、古地志等史部著述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也为学者从事文史考据提供了一份十分 稀见和难得的新史料。随着古代文史研究的深入持久开展,人们越来越需要拓展研究空间, 转换研究视角。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古行记属历史地理类著述 ,其书历来以博物著称,以此而为考据家所必稽,它的史料性质,正在于跨学科和综合性, 可见古行记的辑录工作,是非常适应这种学术新变之大势的,这项工作亟待开始。
    原载:《古籍整理》2005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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