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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作为与之配套的学校图书馆，有着与其同样悠久的历史。清光绪27年(1901)11月25日批准成立山东大学堂时，拟订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即规定：“俟建造学堂规模大备后，应添设藏书楼、博物院各一所，以资考证而广见闻”“其未经议建藏书楼以前，学堂所购所印书籍，亦应汇存一处，以备学生取阅”。当时的山大图书馆，经费拮据，若一次购书超过五百两银子，须报巡抚袁世凯核定(当时全年图书采购经费为800两白银)。后来，随着办学规模逐年扩大与购书经费不断增加，线装古籍建设才有了突破性进展，本馆搜购、上级调拨、社会捐赠，齐头并进，终使达到数十万册之规模。 《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齐鲁书社2007年1月出版)，即从历年递藏的线装古籍中遴选出二千多种、一万余册珍稀善本纂辑而成。其书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历经王绍曾、沙嘉孙等多位老先生、复经周洪才统一体例，增补校改，始得完成出版。书内所收古籍善本遍及经史子集丛每个部类，凡所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版本、行款、刻工、序跋、用纸、藏印、封面、签题，及笺条夹纸、堂铺书签，无所不有，有的甚至引证他书以为考释。称得上是一部体例完备、著录精详、检索便利，有特色，高水准的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概言之，此书有以下优胜处： 一 著录了一批文献价值较高的稀见之本 山东大学图书馆历史积淀丰厚，所藏线装古籍，不仅数量可观，且不乏珍稀之本。如元吴澄撰《周礼考注》，清王圻纂嘉庆《巫山县志》，清吴承志撰《今水经注》，明薛敬之撰《思庵野录》，明贾应春刻《行军须知》，明胡胤嘉撰《柳堂遗集》，清王景祺撰《牧坡居士诗》、《绉渌亭诗余》，明李贽等辑《三苏文抄》等二十多种明清刻本、抄本、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本馆一家有藏。潍县陈介祺《青箱古集续编》、光绪抄本孙星衍《尚书笺》、乾隆间木活字本瞿源洙《笠洲诗草》，亦鲜见它书著录。明刻本明张凤翔《张伎陵集》七卷，存世甚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用南京图书馆藏本仅存前三卷。清康熙抄本明范善溱《中洲全韵》为历城周永年借书园旧藏，有周氏题记，十分珍贵。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虽道光年刻，亦极罕见，仅知山东省博物馆藏另一不全本。钱塘吴承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二卷虽经南林刘氏求恕斋刊行，但本馆所藏分别为清光绪二十一年手稿本和民国九年吴庆坻清稿本，版本珍贵，不可替代。清宋琬《二乡亭词》康熙八年留松阁刻本，其刻罕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抄本而已。华亭张家鼎诗主性灵，有《铁花仙馆吟草》刊行，然学者仅从中获知其五十岁以前事，五十岁以后事及卒于何时，无由得知。而本《目》所著其《日记》手稿二十册下及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即作者七十三岁临终之前。清方苞手稿本《方望溪先生文稿》一函二册，乃方氏手自改定删削者，朱墨灿然，错出行间。观其涂乙窜易处，足窥推敲锤炼、构思作文之法。尤为可贵者，书中《答虁州》乃是专门谈论散文“记”体之写作，认为“记”在散体文中最难撰结，故为陈其法。并云“此虽小术，失其传者七百年”。苞为古文大家、桐城学派创始人，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此书原藏钱塘姚幼卿家，清咸丰三年，姚氏重装并题识。后辗转落于藏园傅增湘先生之手。傅先生为近世古籍鉴藏大家，以其书“咸为(方苞)先生手迹”而珍爱不已，识跋于后。后复为现代著名藏书家冯雄所得，有“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等藏印。冯氏尝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十余年，学识渊博，精于版本目录，且富藏书，其中不乏精善之本，此书即其一也。而据傅增湘先生实际考核，该书三十八篇文稿中，有三十篇不见于行世各集。而傅先生此跋也为其《藏园群书题记》所不收，其历史文化价值不难想象。山东是孔子的故乡，自汉代定儒学于一尊，历代帝王莫不以崇儒重道相尚，视朝圣祭孔为盛典。清朝乾隆皇帝更是九次巡幸山东，留下许多佳话和诗篇。书内著录的《幸鲁宝翰》九卷十册，正是汇录乾隆十三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四十五年九次巡幸山东时，乾隆皇帝颂赞阙里圣迹，歌咏齐鲁景物，以及赐赠大臣，读书题卷等诗作六百余首而成。书为大臣赵佑手写进呈本，朱丝界格，工楷缮写，封面签题，不失皇家气派。考此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未见著录，具有唯一性。写者赵佑，字启人，号鹿泉，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吏部侍郎。佑为著述大家，尤粹于经学。自言十二岁授《春秋》，读《三传》注疏至十数，复随时涉笔。其《清献堂全编》所收《诗文集》外，皆研经之作。此书由其缮录，经师真迹，煌煌巨编，值得珍视。另如，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五函四十八册，内收顺治三年(1646)至康熙十二年(1673)间偶评十二科“程墨观略”文，与《四库禁毁书丛刊》所用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康熙本镌“大题观略”者，迥然不同，极其罕见。 二 释文信息量大，内涵丰富 文献特征的深度揭示，刻工、序跋、印文、笺条夹纸资料的引录，以及简易考释，是此书胜出同类著作的关键所在。书中虽乏宋元镇库佳椠，但名家故物却屡见不鲜。藏印累累，赏心悦目。尤其是一些手跋原文、牌记考释，更是亮点闪闪，在此略举数例。如古人藏书有抄录副本的习惯，但究竟是何目的?是为保存，以防万一，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书内恰好有一则牌记讲此事，谓“柳氏序训云：余藏书皆有三本，一纸墨精者镇库，一次者随行披览，一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乃知其藏用兼顾，非独为藏，亦非独为用也。清湘潭黄氏藏佚名传抄泰兴季氏家藏宋本晋郭璞注《山海经》王礼培手跋颇涉叶德辉之为人，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出其书本身。跋云：“此本从泰兴季氏所藏宋本传抄，旧在湘潭黄氏听天命斋。黄氏藏书虽不足比于袁氏，而望衡对宇，颇争雄长修。原为仲谨先生子，有气节才干，以湘省矿事客死上海，所藏遂散出矣。余无力收集，劝焕彬收之，且言京厂贾人挟资睨视，将转鬻日本，我中土恐无副本，殊可惜也。焕彬答书言，我不能为中国办海防。余大愤，乃竭力簿之。一日，焕彬欲借一校，余反唇谓，倘不办海防，君安所得此书以校哉。今焕彬死于横暴之手，余亦以兵祸转鬻是书，为之窃叹。差本尚在中土耳。”诸城千目庐主人张鉴祥，以毕生精力访书于南北书肆，购藏历代公私簿录一千零四十一种，三千五百九十七册。平生手抄校跋之书，不计其数。民国间南浔刘氏嘉业堂蓝格抄本佚名编刘承干藏《求恕斋书目》及《续编》载张鉴祥手跋云：“黄公渚兄不见面，瞬息十年。离乱南北，把晤倍觉亲爱。欢谈半日，悲伤身世，前辈凋零，文化斯堕；茫茫大地，浩劫未已。吾辈文弱书生，衰病老大，设弗转手沟壑，亦归天然淘汰。抱残守阙，更何暇及。公渚持赠《刘氏目录》二册，怆然拜受，铭感志之。”其睹物生情，感伤时事，读之令人犹如身历其境，顿生哀伤。另如，诸城李文驹家富藏书，梁战等《历代藏书家辞典》李文驹条但云：“李文驹，《艺风藏书记》载，旧抄本《唐摭言》有跋。室名‘易安园’。藏印‘李文驹藏书印’‘文驹之章’。”于字里生卒皆未详。而本书著录清嘉庆二十五年李氏易安园抄本《自怡集》及《诗余》释李文驹云：“李文驹(1704－1760)，字符千，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乡试中式，官至户部掌印给事中，家藏书十余万卷，颇多秘籍。”很好的弥补了《辞典》之缺。又如，安邱刘次箫亦富藏书，王献唐《双行精舍序跋辑存》尝著其藏本，本《目》更著其鉴藏钤印手跋之本多部，然《山东藏书家史略》竟无其人，故可借此窥豹一斑。 三 著录审慎，索引齐备 不盲从轻信前人意见，审慎考定，据实著录，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如宋沈枢辑《通鉴总类》二十卷，每册底端手书“元本通鉴总类”，白楮纸四十大册。前有元至正二十三年周伯琦序，并汪士钟道光年之手跋。书内分别钤有著名藏书家毛扆、阮元、黄丕烈、汪士钟收藏印。按：据汪氏手跋，此本原系黄丕烈以元茶陵陈氏本六臣注《文选》与阮芸台相国易得者。士钟以《通鉴》一书文繁义博，非得此书不能贯串，转恳顾千里商之黄丕烈，以家藏重复元本《艺文类聚》相易。并称“是书虽系元刻，而精妙绝伦，持此与向储之《纪事本末》同藏焉。又是书更有毛斧季氏图章，则在汲古毛氏时已珍之，宜此时视为罕秘矣。”可见汪士钟已将此书视为元版，且流传有绪，身价不俗。另外，常熟毛氏汲古阁所藏多宋元秘本，凡经鉴定为宋、元本者，辄于卷端眉上分别钤盖“宋本”“元本”椭圆朱印。此本正有“元本”朱文椭圆印，钤盖位置也相吻合。然考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此与元至正二十三年平江路儒学刻本虽书序、行字、边栏未见明显不同，但元刊本为细黑口，并有“平江张俊”等刻工，二者版式显然不符，因将此帙改著为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 索引是馆藏《古籍善本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互为表里，互资为用。但以往出版的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大都比较简略，索引也只限书名、著者二种，即使偶有涉及藏印者，也不曾编有备供检索的专门索引，因此，该书于书名、著者《索引》之外编制的《序跋校刊签抄人名综合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印文索引》，实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它与正文中的刻工、序跋、印文同等重要，对完善该书结构，彰显本书特色，深化自身功能，提高其书参考实用价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意义并不单单限于为读者和学术研究提供诸多便利，更为今后此类著述编纂提供某些启示与借鉴。 当然，作为一部千头万绪的古籍书目，疏误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如《书名索引》将地方志名前“康熙”、“乾隆”等冠词作为排检字头，即欠科学。又如明刻本明杨循吉《杨君谦杂著》、明黄一熙辑《陶苏合璧诗》，后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一家有藏。清地理学家吴承志有《横阳札记》十卷，其书虽有《求恕斋丛书》本行世，但本馆分别藏有原稿本和清稿本，版本校勘价值十分重大。又如抄本《听秋声馆抄书》收书多种，其中有清姜庆成补辑的《诗本事》三卷，据作者同治元年序，该书乃补程书而作。程羽文《诗本事》原集仅列三十种，张潮刻入《檀几丛书》时补录十数种，此书则增至三百六十种，其文献参考价值不难想见。尤为难得的是，蒋寅《清诗话考》、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清史稿艺文志》与《拾遗》等俱不著此书，属诗话遗著。另外，收录标准方面似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更灵活务实一些。如唐代有旋风装写本《唐韵》，唐宋时期，其书民间多有抄藏，北宋黄庭坚曾见过六本。但元代以后，很少再有人见过，以至当代有些学者谈及相关问题时，或避而不谈，或凭其臆测。一九八0年李致忠先生幸在故宫博物院见到旋风装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为“相传是吴彩鸾书写的《唐韵》。后因说吴彩鸾书写无确据可考，故改称《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一件绝无仅有、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见《古书版本学概论》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127页)不知山东大学图书馆正藏有著名历史语言学家丁山先生1931年8月15日在北平购买的旋风装“唐写本唐韵残卷”。该书共有正文四十四叶，分去声、入声二卷，单面书字。册内钤有“宣和”“御府”，晋府及项子京诸印，柯九思观款与杜柽居诗。虽系光绪末年上海国粹学报馆印件，但装帧却一如旧式，是一件极具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惜囿于出版年代，未能破例收之。 [作者简介]周洪才(1957－)，男，山东齐河县人，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济南250100 原载：《山东图书館季刊》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