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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尽管中国古代只有分类目录，但是由于编纂机构、编纂动机和编纂方式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书目类型。其中，比较常见的分类方式是按照书目功能把书目分成学术性书目和藏书性书目两种类型。大致来说，具有类序、提要体制的书目为学术性书目，它试图以书目形态揭示学术文化史；仅录书名、著者情况的书目为藏书性书目，它是藏书清册，提供藏书的位置。但我认为古代中国有另外一种书目类型的存在，并且自汉代以来一直不绝如缕，自成传统，是难以用学术性书目和藏书性书目这两个名称来涵括的。这种书目横跨史志、官修、私撰等书目类型，类序或有或无，但既无提要，也不像藏书性书目那样著录过于简略，而是采用了注释的方式来揭示文献的内容和外在特征。注释的应用，端在是否必要。我在1991年发表的《明代目录学新论》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简明书目这个概念，用来指陈这类书目，并使之与学术性书目和藏书性书目并列。在后来的思考中，我觉得学术性书目、简明书目和藏书性书目三个概念指陈既不直捷、明白，又不能并列在同一层次上，便在《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刊发于1995年)一文中使用了提要性书目、注释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的名称，并对其各自的特点、价值等作了简略的述评。我在2000年出版的《明代目录学研究》(“学人文库”之一，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中再次涉及这个问题。但是限于体例，也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这个问题之所以长久吸引我的学术思考的注意力，是因为注释性书目概念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目录学中一直被蒙蔽的内容，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足以为今天所借鉴。具体来讲，这个问题的揭示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在实践意义上，中国古典书目一直被认为只有学术性书目和藏书性书目两种类型，文献信息揭示方法也只有提要一种，这实际上是削减了古典目录学的内容，使原本不甚丰厚的古典目录学内容变得越发单薄。注释性书目的提出，不仅把古典目录学的内容揭示得更为全面，而且注释方法也确实是古代目录学家创造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文献信息的揭示方法。 第二，在理论意义上，该问题可以有助于厘清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目录学理论的种种误解。例如郑樵和章学诚的差别，粗看起来，两人在书目足以明学术的立论上是相同的，但郑樵是以书目类例来明学术的，而章学诚则是以书目提要来明学术的，郑樵和章学诚两人的立足点分别是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 第三，从书目方法论来说，题录、注释和提要是文献信息揭示的基本方法，但是三者揭示文献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不同。题录性书目、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三者有各自的特点，并以其方法和内容的相互补充完成了古典书目方法论的创造。但是一般来说，题录方法仅仅提供某一种书在某一类的位置，而不能提供一书的特点；提要方法揭示了文献信息的基本内容、著述主旨、作者生平事迹和价值等，但格于体例，往往不免强为之说，一些没有特点的文献，也要编写提要，这就走向了程式化，常常空泛无物，世代因袭；而注释方法，则可以根据需要来揭示文献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有无长短，编目者可以自由掌握，灵活运用。它把最有用的文献信息浓缩在最简短的文字上，不冗不漏，提高了编目的效率，也提高了文献检索速度，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也契合现代文献编目的潮流。 二 注释性书目的源流 2.1 注释性书目的起源 中国第一部系统分类目录是《别录》，它给它所著录的每一种书都撰写了“叙录”，可能是考虑到便于利用的缘故，《七略》把《别录》“叙录”中的文字大大删减了。两部书目成为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的提要 书目。而《汉书·艺文志》不仅进一步删减了《七略》的提要内容，而且第一次把注释方法引入书目编制，成为中国第一部注释性书目。《汉书·艺文志》的目的在于记录一朝藏书之盛，它把《七略》七卷节略为一卷，仅在必要处作了注释。班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艺文志》仅是《汉书》的一篇，如果与其它部分的篇幅相适应，势必不能不剪汰烦辞，但存书目；其次，有关著者生平事迹、家学渊源和学术思想已见于“列传”，不必重复介绍，只需采用简明的注释就可以了。毕竟，《汉书》是一个整体，相关连的各部分是可以互相参看的。 统计《汉书·艺文志》各略注释条数及注释条数占著录家数的百分比如下：
(注：*著录家数依《汉书艺文志》原统计。《汉书艺文志》以家计数，而非以书计数。**数术略109家原注为190家，衍一“十”字，实为109家。此数合于原书统计各略之和。) 从上表统计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的注释在各类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六艺略、诸子略和兵书略三类，注释最多，分别占著录家数的49%、76%和43%；其次是诗赋略，注释占著录家数的8%；最后是数术略和方技略，无一注释。这表明第一层次图书内容、著者、书名、流传等情况复杂，而诗赋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的图书内容、著者、书名、流传等情况比较简单，无需注释，另一方面也似乎反映了作者班固对此不同种类的图书重视程度不同。一些小类图书的注释情况也证实了这一推测，如诗赋略中屈原赋之属20家，注释5条；陆贾赋之属21家，注释3条；荀卿赋之属25家，杂赋12家，歌诗28家，无一注释。注释条数占著录家数的平均数为38%，这样的比例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汉书·艺文志》注释内容广泛，笔墨省简，措辞严谨，符合史书的体例。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汉书·艺文志》的注释内容。 (1)关于著者。《汉书·艺文志》的注释内容包括著者姓名、字号、籍贯、时代、事迹及学术思想；如有“列传”的，则注明“有列传”，引导读者参看；凡依托、合著也一并注明。如“易”类： 杨氏二篇。下注“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小学”类： 急就一篇。下注“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儒家”类： 内业十五篇。下注“不知作者姓名”。 “小说家”类： 黄帝说四十篇。下注“迂诞，依托”。 “小学”类： 仓颉一篇。下注“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2)关于图书。注释有关一书的内容、宗旨、子目、别称、章(篇)散佚、真伪和图等情况。如： 注内容：“儒家”类： 谰言十篇。下注“陈人君法度”。 注著述宗旨：“儒家”类： 虞丘说一篇。下注“难孙卿也”。 注别称：“儒家”类： 王孙一篇。下注“一曰《巧心》”。 注子目：“儒家”类： 扬雄所序三十八篇。下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 注章数：“孝经”类： 孝经。古孔氏一篇。下注“二十二章”。 注图：“兵权谋”类：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下注“图九卷”。 注散佚：“小学”类： 史籍十五篇。下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3)其他。如注明“有录无书”，是指《七略》著录之书班固时已不得见。 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创的注释性书目的体例，在后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2.2 注释性书目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纷乱的时势使书目编纂传统发生了较大变化，题录性书目产生了。这种书目的产生和发展将为后世注释性书目的发展提供张本。另外，一种介于提要和注释之间的书目编纂方法也产生了。例如荀勖《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说它“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表明该目著录内容为书名、内容和载体形态诸项。把它与《七略》作一比较，可知它与《七略》提要内容多寡相仿佛。[1] 阮孝绪《七录》著录图书6288种，44526卷，自称“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后人大多据此认为《七录》采用了《别录》叙录体提要的方法，但此书只有12卷，当更有可能是简要的说明和注释。只是每书都有提要，尚不能认为它是注释性书目。 东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编撰体例，据《世说新语》注引《安和尚传》说：“释道安以佛法东流，经籍错谬，更为条章，标序篇目，为之注释。”其内容是先录经名、著者，次介绍译者，次考订译经时间，次评价译文优劣。有意思的是，《安和尚传》首次把注释的名称引入关于书目编制的评价里。 唐朝的注释性书目自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由于郑樵的推崇，《隋书·经籍志》的注释受到目录学界的重视，但是《隋书·经籍志》以书名标目，著者项例附于书名之下，难以视为注释。另外，《隋书·经籍志》根据《七录》的著录，就其意义相近者，注于本条之下。统计《隋书·经籍志》各部注释条数和注释条数占著录书数的百分比如下：
(注：*此依《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著录部数统计，《隋书·经籍志》原统计为3127部，则平均注释条数占著录书数的28%。另，《隋书·经籍志》收录道经377部、佛经1950部，但未著录单个书名，不计。) 《隋书·经籍志》的注释内容除了有关书的内容、著述主旨、图书卷首、附录、图等外，其特色是注图书的亡佚残阙、别本、未成本，总数达1064部，12659卷。这是对《汉书·艺文志》注释内容和方法的发展。 宋代的注释性书目主要有两部，一是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一是郑樵《通志·艺文略》。 《新唐书·艺文志》注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包括著者姓名、著作方式、著述因缘、内容得失、别名、真伪、亡阙、附录等，继承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传统。《通志·艺文略》是郑樵编目成果的集中代表。他“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讐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图书志》，作《图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缺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2]。丰富的书目编制经验为《通志·艺文略》的编纂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其中注释方法的采用也一直为人称道。它以书名标目，著者例附于书名之下，间或注明有关书名、著者、载体形态等内容或形式特征。 三 注释性书目的完善 书目编纂发展到明代，经验和成果的累积已经比较丰厚；由于藏书数量众多，一书版本多样，书籍装帧制度也出现了新的变革；人们对文献和文献揭示方法了解得更为全面深刻，给明代书目编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 明代书目编纂除了《百川书志》[3]外，大都走向了题录性书目和注释性书目的路子，尤以注释性书目的发展最为明显。明代注释性书目数量众多，代表性的书目有《宝文堂书目》、《红雨楼书目》、《澹生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内阁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等。关于明代书目注释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这里仅对明代注释性书目的一般注释情况作个介绍。 明代书目注释除了继承传统的记注著者事迹、图书内容、著述主旨、别名、子目、图像、附录等内容外，一个突出的发展是注记版本项和载体形态项。例如《红雨楼书目》、《宝文堂书目》均于书名之下注明各种版本类型、出版地点、刻书机构，甚至刻书用纸。如《宝文堂书目》类书类： 艺文类聚下注“苏刻一。常州活字一。闽刻一”。 载体形态项的著录更为全面，如《宝文堂书目》，注记有多少部、刻本大小、本(册)数、刻本差异等。如经济类： 陆宣公集。下注“新刻。添制诰”。 另如御制类： 外戚事鉴。下注“经厂刻。欠下册”。 明代书目注释内容的另一发展是较多地注明互著和别裁的内容。互著方法由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发明，别裁方法则由明代《百川书志》所发明。《宝文堂书目》算法类： 康节前定。下注“见阴阳(类)”。 《红雨楼书目》经部易类： 易旁通一卷。下注“附《笔精》内”。 在书目注释形式方面，明代目录学家也有新的创造，这就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放在一起一并注释。同一著者的，如《红雨楼书目》“小说类”。 青泥莲花记十三卷 芝园外集二十四卷 叶台说类六十二卷 小窗清纪五卷 广清记四卷 别记四卷 新语一卷 下注“俱吴洪先”。 另如同一体裁或内容近似的作品，也放在一起 一并注释。有时在一类中多书卷数相同，也一并注释，而不单独列出卷数。如《红雨楼书目》“小说类”《虚谷闲抄》一书下注“方回。以上俱一卷”，包括了共30种著作。 清代中期以前，沿袭明代遗风，注释性书目仍多有编撰。康熙间陈景云为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作注，可视为清代注释性书目的代表作之一。该目注释内容的显著特点是广泛征引文献资料，文字简洁得体。如“子总类”： 董仲舒春秋繁露。下注“十七卷。此书先儒疑其非真。见《通考》。金陵本最讹舛，锡山安氏本佳”。 四 古代关于注释性书目的理论阐释 注释性书目不仅在编撰实践上源远流长，数量众多，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探讨，代表人物是郑樵和孙庆增。 郑樵《通志·校讐略》是《通志·艺文略》的理论说明，其中有三节谈到书目注释。 其一是“泛释无义论”：“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且《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说不及此意，但以谓博采群书，以类分门。凡是类书，皆可博采群书，以类分门，不知《御览》之与《广记》又何异？《崇文》所释，大概如此，举此一条，可见其他。” 其二是“书有不应释论三篇”：“实录自出于当代。按《崇文总目》有《唐实录》十八部；既谓《唐实录》，得非出于唐人之手，何须一一释云‘唐人撰’？” “凡编书皆欲成类，取简而易晓。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类，宋朝人所作，自是一类，但记姓名可也，何须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朝人撰？然《崇文》之所作以为衍文者，不知其为几何。此非不达理也，著书之时元不经心耳。” “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如郑景岫作《南中四时摄生论》，其名自可见，何用释哉？如陈昌允作《百中伤寒论》，其名亦可见，何必曰‘百中者取其必愈’乎？” 其三是“书有应释论”：“《隋志》于他类只注人姓名，不注义说，可以睹类而知义也。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不可。” 郑樵关于书目注释的界定和运用的论述具有经典意义。他的基本观点是“泛释无义”，著录应“取简而易晓”，书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准乎此，则提要性书目每篇都有提要，无乃过繁，而题录性书目一概不释，无乃过简。总之，“当观其可不可”，即视具体情况而定。确实，有些书，本无特点，格于体例，强为之释，并不能有效地揭示文献信息。当然，郑樵是把书目当作一般著作的，他注重的是书目整体而非单个款目。 注释性书目如何编制？清代孙庆增《藏书记要》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乃为善于编目者。一编大总目录。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析，精严者矣。前后用序跋。每一种书分一类写，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板，元板，明板，时刻，宋元抄，旧抄，明人抄本，新抄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或几册，有套无套。” 五 注释性书目与书目检阅功能的认知 中国古代关于书目功能的认知，源远流长、最具影响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种认知，不是对书目功能的一般概括，而是源于提要性书目，也只是提要性书目的特殊功能。这个认知，掩盖甚至消除了书目的基本功能——揭示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 明代目录学家却一反传统，把书目视为揭示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大约在1487年，邱濬《大学衍义补》提到了“检阅考究”四个字：“……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 其后，高儒、徐图、陈第、徐??、祁承?等人分别表述了这一见解。高儒《百川书志》自序称：“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又称：“连床插架，经籍充藏，难于检阅……故六年考索，三易成编。”徐图《行人司重刻书目》自序称：“昔以藏书纷杂，不便检阅，特胪列其目而绣之梓。”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自序称：“今粗为位置，以类相从，因成目录，得便查检。”祁承?《庚申整书略例》称：“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循序仿目，简阅收藏。” 可见明代书目编纂者的编目目的大都着眼于以便检阅。这种认识正式确立了书目之作为工具书的历史地位。作为正确的认知，它不仅符合书目的本质，而且更能有效地指导书目编纂。 明代关于书目检索功能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明代书目编纂实践。明代书目著录项目的完整和有序，互著别裁法的发明和采用，注释法的广泛应用，都是围绕着“以便检阅”的目的。明代注释性书目编制的大量实践和著录方法的完善，直接启迪了明代目录学家关于书目揭示和检索文献信息功能的认知，而提要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是很难提供这种认知资源的。 注释： [1]《七略》著录先秦西汉著作634家13379篇、图45卷，凡7卷，但是“辑略”不收书，实则为6卷。阮孝绪《古今书最》称《中经新簿》为16卷，共分4部，著录书1885部20935卷。 [2]郑樵《献皇帝书》。 [3]实际上，《百川书志》提要内容很少，已走向注释性书目的路子。只是其每书必注，故不能视为注释性书目。 [参考文献] [1]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2]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3]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王国强(1963－)，男，河南太康人，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研究。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河南郑州450052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第34卷第5期（2001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