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书目文献 >

《遂初堂书目》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黄燕生 参加讨论

  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宋朝是个辉煌的时期。目录学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新的进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校雠略》和数十部有名可考的目录书。现存最早有提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最早的版本目录《遂初堂书目》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关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研究和介绍,然而,颇具特色的《遂初堂书目》却长期无人问津,这不能不是件憾事。本文试就《遂初堂书目》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做一些探究。
    


    


    


    

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共著录图书三千一百五十一部(内有个别重复),分为四十四类。虽没有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然而观其内容部次,仍具四部分类之实。兹先分部叙述如下:
    

经部九类   (一)经总类、(二)周易类、(三)尚书类、(四)诗类、(五)礼类、(六)乐类、(七)春秋类、(八)论语类 孝经孟子附、(九)小学类。尤目分类,基本承袭《崇文总目》。经部有两处变动,一是取消孝经类,并入论语类,另外将子部的《孟子》也提到经部附在论语类下;二是增设经总类,“聚合刻九经及善本各经。”(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史部十八类  (一)正史类、(二)编年类、(三)杂史类、(四)故事类、(五)杂传类[1]、(六)伪史类夷狄附各国史后、(七)国史类、(八)本朝杂史、(九)本朝故事、(十)本朝杂传、(十一)实录类、(十二)职官类、(十三)仪注类、(十四)刑法类、(十五)姓氏类、(十六)史学类、(十七)目录类、(十八)地理类。史部增删较多,取消《崇文总目》新设的岁时类(将其内容并人农家类),独创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与史学五项。另外,仿新唐志,设立故事类,但又名同实异,新唐志“故事”专收旧闻遗事,尤目则主要著录与典章制度有关的书籍,与隋志的“旧事”相似。尤目史部立类多至十八门,有失之繁复之嫌,细研之,主要是多出国史诸项,这反映尤袤对当代文献资料的重视,作为私藏书目,我们不必苛求。
    

子部十二类  (一)儒家类、(二)杂家类、(三)道家类、(四)释家类、(五)农家类、(六)兵书类、(七)数术家类一天文、二历议、三五行、四阴阳、五卜筮、六形势、(八)小说类、(九)杂艺类、(十)谱录类、(十一)类书类、(十二)医书类。尤袤将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并入杂家,又师法《七略》,将天文、历议、阴阳、五行、卜筮、形势合为数术家,这一合一并,在分类史上是个改革。尤目以后,官家史志中明志并合名、法、墨、纵横家于杂家,四库总目只保留法家,其他诸家亦入杂家,天文算法,数术两类也与尤目数术家类大体相同。尤目还取消了《崇文总目》设置的道书类,创立了谱录类,用以统辖金石图谱,其用意与同时人郑樵如出一辙。
    

集部五类  (一)别集类、(二)章奏类、(三)总集类、(四)文史类、(五)乐曲类。尤袤继承了《崇文总目》不设楚辞类而置文史类的作法(而同时人晁公武仍沿袭隋志旧例),又创置了章奏和乐曲两个类目。
    

通观尤氏分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谶纬、神仙之书不屑一顾。图谶之兴,始于两汉之际。王莽代汉,标榜圣人授命,于是“河出图、洛出书”之类就被奉为法宝了。自此以后,这种鬼把戏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花样翻新。五行灾异之说,炼丹养性之道也随之升浮,成为显学。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的作者、今文学家刘歆,虽曾为王莽篡权摇唇鼓舌,但在他的书中还来不及反映后世的这种热闹场面。首次将谶纬入经的是隋志,但亦声明“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到了宋代,自真宗迎天书、大搞封禅以后,不仅图谶日兴,道教也走了红运。《崇文总目》虽未设谶纬项,但新设道书类九卷,列书五百二十五部,数冠群书。其后,《中兴馆阁书录》、晁志、陈解、马考等莫不因袭承效,仅易名为神仙。观南宋诸家目录,唯郑樵、尤袤不设此项。尤袤不仅不设神仙,把道书并入道家,而且还将道家置于杂家之后。(后志唯四库总目相同)贬道家,弃谶纬,又恢复五行数术之《七略》时的本来面目,这表明了尤袤对道教、图谶的不屑一顾。应指出,尤袤的蔑视迷信,决不是出于对封建迷信的深刻认识,而是出于对当时“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杂然与儒者抗衡”(晁公武《群斋读书志》卷三)的愤慨。尤袤曾激烈反对在丧制中倡用僧道,他提出:“释老之教,矫诬亵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宋史》本传)对于有人把程学“目为道学”,尤袤更是愤愤不平。《遂初堂书目》的这种分类,大概就是他扬道学、贬道教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二、特重本朝史书。尤目在史部中列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四项,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很引人注目。“国史”的创置,始于阮孝绪《七录》。但阮氏的“国史”只是相对伪史而言,并非专录当代史书,因而继承《七录》分类的隋志能从容地按体裁将其国史部析为正史和古史(编年体)。尤氏的国史,不仅具有正统概念和地理概念(相对于伪国和邻国),还具有时间概念(只收宋朝一代史书),从而在史部分类中开辟了当代史园地。这是个很有见地的创新,后世对此多有评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评价尤目“特别注重近代史书,在诸志中为特异,”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则将尤目列为与正统目录相对的别录之首。尤袤增设当代史目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宋朝雕版印刷术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兴盛,藏书著述蔚然成风;南渡以后,痛定思痛,国史的记述、研究又成为一时的热门。在南宋,公私所藏各类图书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史部、集部的不少类目中的当代书籍数量已超过前代。就史部而言,尤目中正史、编年、杂史、杂传、故事五类收前朝史书二百零一部,而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杂传、本朝故事四类收本朝史书二百八十五部。本朝史书既然已成史部主流,那么尤目析出国史诸项即便不是势在必行,也是顺理成章的。后世效法尤目,增设国史等项的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但这些书目或将国史置于正史之前,或将本朝诸史列于四部之外,其胆识就不及尤袤了。
    

三、因时制宜,不拘泥前规旧例。尤目分类主要师法《崇文总目》。《崇文总目》成于北宋仁宗时期,它的分类体例虽然比隋志有所改进,如增添了类书、文史、杂艺诸项,但到尤袤时代,由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又有改创的必要了。尤袤并不墨守前规,拘泥旧例,而是顺应时代潮流,依据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及时创设新的类目。除了在史部中大胆增设国史诸项外,他还根据盛唐以来词曲突起的情形创置了乐曲类。为了集中反映不断增多的图谱,他在子部特设谱录类,专收金石竹茶图谱,与郑樵《图谱略》将人、虫、树、鸟并为一略相比,这种分法更为恰当。四库馆臣称此目“为例最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章奏是我国很早就出现的一种文章体裁,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就在《战国策》和《史记》之间列奏事十八篇。汉晋以降,这种书章的数量、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有的章奏还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尤袤注意到这一趋势,在集部新辟了章奏类。与此相似,尤目增设史学类,同样表现了他在图书分类上的远见卓识。唐宋以来,史评、史钞书籍不断涌现,但公私目录却未能以合适的类目统辖,如唐人刘知己《史通》,《新唐书·艺文志》列于集部文史类《文心雕龙》、《诗品》之后,《崇文总目》列在杂史之末,《通志》则列于通史类,独《遂初堂书目》纳入史学类,极为合理。尤袤还将过去属子部儒家类的《孟子》第一次附于经部论语之后,它反映了南宋人重四书、孔孟并提的事实。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言及《孟子》入经,归功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2],实际上若求源溯本,应当是肇始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
    

总之,《遂初堂书目》在分类上有所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应当承认,《遂初堂书目》的分类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首先,尤目虽然力图创新并多有建树,但仍是在正统四部分类圈子中变法改良,他不甘于因循每一细例,但又无心冲破传统束缚,终于在大的规范上仍蹈旧辙。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所以,就创新而言,尤目虽比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略胜一筹,但却逊色于郑樵的《艺文略》。语孟同人经类”。其次,尤目的细类改创也有问题,设乐曲以纳词章,却将诗歌舍与别集,置章奏却舍诏令,诗与词、章奏与诏令都是相近文体,岂能厚此薄彼?这是取舍上的欠缺。这个矛盾直到陈振孙撰书录解题方才解决。第三,尤袤在分类上刻意研讨,但在图书归类时却又轻心草率,如将属于杂艺的《琵琶录》归人经部的乐类,将类书性质的《锦带》列于农家。还有些书重复出现,而无参见互著之例,如《天下大定录》,已人杂史,又列伪史;《大历浙东联句》,一入别集,一入总集。对此,四库总目已作出批评。
    


    


    


    

《遂初堂书目》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著录版本。《书林清话》云:“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将尤目作为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这是治目录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唯近人姚名达不以为然。他在《中国目录学史》“版本目录”条下说:“刘向校书,即已广罗异本,版本之学,此其祖也。古人藏书,能自读者,莫不善于校雠。所谓校雠,即取众本比勘字句篇卷之异同也。……然古录失传,传者推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之学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何其陋也?”姚氏说法,有两点值得提出讨论。第一,版本目录学始于何时?刘向校书,撰著《别录》;刘歆继之,功成《七略》,可见我国古代的版本学和目录学是同时诞生的,而联系二者的是校雠学。向、歆以后,言版本者和著目录者虽不胜枚举,但在南宋以前还未见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颜氏家训》所记“河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俗本”虽使人注目,但它却不是目录著作。同时,这些“本”从狭义来讲也都不是真正的版本。所以说,首次将版本学与目录学结合在一起的还是在“镂板兴”以后的宋朝。第二,何者为最早的版本目录?姚名达先生认为,尤目以前,注重版本的藏书家很多,只是因为“古录失传,”尤目才成为版本学之宗。这是颇有见识的看法。最近,看到谢德雄《论版本著录之始》(载《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三期)一文,将姚氏说法进一步阐发,提出南宋《郡斋读书志》在经史子集四部书的著录中都提到了版本,如“蜀中传本”、“眉山刊本”、“国子监刊行本”等等,并对一些书的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都有详细著录,应为“版本著录之始。”笔者基本同意谢文见解,另外,想再补充一些意见,以供参考。
    

(一)版本目录学是两宋雕版印刷发达和校雠学兴盛的产物。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而兴于宋。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一1007),国子监的经版已达十余万片,国家藏书,最初都是募工抄写,到北宋末也注意收藏刻本[3]。私家刻书自熙宁弛禁后也迅速繁荣起来,仅《书林清话》记载就有三十二家。由于“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宋史》邢昺传),校书工作就不单单是国家组织人力才能进行的事,而为私人所力及。版刻的兴盛也反过来促进了校书事业的普遍展开。每刻一书,必先广集异本,精心雠校,方能减少舛误。廖莹中刻《九经》、岳坷刻《九经三传》都曾参考数十种版本以备对校。为了不读误书,宋代学者读书治学也要先识版本。在宋人笔记、文集中,谈版本已不鲜见。现存南宋三家藏书目录都不同程度地提及版本,岳坷的《九经三传沿革例》则专章论述版本。《书林清话》卷一总结说:“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
    

(二)《遂初堂书目》是南宋版本目录学开创时期的代表作。版本学、目录学、校雠学的昌盛,只是版本目录产生的条件,它们本身并不反映版本目录书的成熟。宋代的几部版本学和目录学佳作,除《沿革例》外,三部目录对书籍版本的著录都还是星星点点,晁志约十部左右,尤目较多,也只有四十七部书,二十一种版本,仅占全书的百分之一点六。数量微乎其微,反映了南宋还处于版本目录学的开创时期。就上述四部书的先后次序而言,《郡斋读书志》最早,根据衢本序所言,当成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遂初堂书目》次之,约成于尤袤晚年,即南宋淳熙、绍熙年间;然后是岳坷的《九经三传沿革例》,尤袤去世时,岳坷方十岁;陈振孙与岳坷是同时人,其《直斋书录解题》成于理宗淳祐九年(1247)。就著录方式而论,尤目最受推崇,虽然他的书目简陋到不录卷数,然版本一项,却赫然在目,晁、陈二书的精萃不在目而在录,记述版本,只是他们撰录解题的枝叶,不是主要方面;岳坷搜集一书版本达二十三种之多,最为完备,这是由于他的目的在于探究《九经三传》善本以供刻书,因而版本校雠就成为研究重点了。再就对后世的影响看,尤目和岳坷《沿革例》在版本学上的贡献更为卓著,特别是尤目,首次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作为著录专项置于突出地位,对后世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为晁、陈二家所不逮;但在历史研究上,晁志、陈解的声誉远远超过了尤目、岳例,近人刘纪泽在《目录学概论》中分析说:“藏书家注重版本,读书家重视提要”,这大概就是南宋三目在后世史家心目中地位殊异的主要原因吧。总论诸家,大都是从不同角度论及版本的。若言著录版本之始,可以说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但若论开版本目录之先河,还当推举尤袤的《遂初堂书目》。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遂初堂书目》对图书版本的著录: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各类版本名称已初具规模,后世常用的区分版本的各种形式都已经出现,这些形式是:
    

一、以刻书时代划分。南宋时期,不少学者已注意到刻书版次的差异。尤目中就列有旧监本,表示是南渡以前的国子监刻本,即岳坷所称的“京师承平监本”。北宋靖康年间,金兵掠汴,“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宋史·艺文志》)南宋的国子监直到绍兴九年(1139)才重新印行经史,被时人称为新监本,岳坷亦称为“见行监本”。尤袤不收新监本各经,可能因为不少新监本是取地方书板翻印,质量不如旧监本的缘故。又如,尤目中列有旧杭本,又有杭本,亦指版次的不同。
    

二、以刻书地域划分。宋代地方刻书极其广泛,从监司到府、州、军、县,皆刻书。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南宋刻书地区见于记载的就有一百七十三处(见《图书馆》1961年第三期)。《遂初堂书目》所列监司刻本有江西本、湖北本等,府州刻本有吉州(江西)、池州(江东)、越州(浙东)、严州(浙西)、杭州诸本。另外,还收有川本诸史,这是以刻书大区为名的。宋代地方刻书多公使库本,即地方官支领公使库钱刻印的书。《书林清话》卷十载朱秘书郎莫叔光言:“(宋朝)凡搢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版行,是宋时士大夫以刻书为凤尚。”尤袤出任江西漕司时,就曾取家藏荀悦《申鉴》刊印(见《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十九)他所收的地方刻本,估计多是这种公使库本。除本国各地刻本外,《遂初堂书目》还收有高丽本《尚书》。高丽本在五代时就不断流人中国,北宋朝廷极为珍视,特抄藏于秘阁。据孙从添《藏书纪要》说:“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数不全者,高丽竟有完全善本。”
    

三、以刻书机构划分。宋代已出现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的类别。官刻本主要是监本、各级公使库本和郡库、县斋、府学本等。私刻本亦称家塾本,《藏书纪事诗》序云:“家塾本,相台岳氏、剡川姚氏、瞿源蔡氏之类是也。”尤目中的姚氏本《战国策》,即为此属。家塾本由私人刻印,往往校雠精细,堪称善本。坊刻本亦称书棚本,即书铺、经坊刻的书。宋代的书棚本,虽然刻印精美,不失宋本“风度”,但校雠勘误有的却不够审慎,如最负盛名的杭州陈道人家印书,就有随意改动的恶习,精于校雠的尤袤恐怕就是因此顾虑而不予收录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尤袤选书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他不仅力求富藏,而且注意择善。尤目收刻本最多的旧监本各经,后来被岳坷列为经书善本之首,收书次多的旧杭体、川本诸史,亦是宋刻中的上品,宋叶梦得曾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石林燕语》)《书林清话》的作者叶德辉曾迷惑于尤目不收“南宋中盛行之建本,”是未察作者深意所在[4]。除刻本外,尤目还收了蜀石经、朱墨本《神宗实录》和秘阁本《山海经》。蜀石经初刻于后蜀广政元年(938),北宋陆续补刻春秋三传及《孟子》,至宣和年间(1119一1125)方完工。它的特点是经文下有注,宋人刻经,常以此为据[5]。朱墨本《神宗实录》在《郡斋读书志》中有详细描述,其言曰:“以旧录为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其删去者用黄抹。”这种套色书籍在当时是罕见的秘阁本即秘阁所藏的图书,多是经过校勘后的写本。这三部书均是当时的珍本。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并不仅仅是纪录“他所见闻的各种不同版本图书”(耒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作为我国版本目录学的初萌代表,尤目的贡献还在于为后代目录精选和标注善本树立了典范。
    

  
    


    


    

如前所述,《遂初堂书目》在分类学和版本学上都有所发明创新,是“有足观者”的一部目录。可惜的是,尤袤的遂初堂藏书在他死后才三十年就遭火厄(见魏了翁跋),书目虽然保存下来,但由于当时未见刊行,经过几百年的流传辗转,已是不清不白之身了。有的说尤目曾经后人增删,有的干脆认为它是后人所辑,普遍觉得已非原貌。我没有见过此书的异本,亦不敢妄下论断,但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尤目还是比较接近原貌的。第一,四库总目怀疑尤目经传写者删削,根据是它“不载卷数及撰人”,尤目确无卷数,但说它不录撰人却未必尽然,如《史通》作者刘知几、《后汉纪》作者袁宏等撰人记载随处可见。我认为,尤袤撰目,主要是自用,并非传人之作,所以书目就比较简单,除了卷数不录,其它著录项目也不划一,有的书,著者、撰著时间一一注明,而另一些书却连书名也简化了,如将《资治通鉴》写成《通鉴》,将许慎《说文解字》简称为《许氏说文》,一切都以自用方便为准。如果是后人删削,为何还要对部分撰人笔下留情呢?第二,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说,尤目载有《放翁集》,因而是后人增辑(《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二)。此说更难令人信服,尤目并未载有什么《放翁集》,只在别集类《杨诚斋诗》后录有《陆务观诗》,尤袤与陆、杨皆是诗友,为何不能抄收他们的诗呢?另外,陆游自编的诗集《山南杂诗》和《东楼集》分别刊行于乾道八年和九年(1172、1173),而二十年后尤袤方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得到并入藏陆游的诗。以上看法,只是对前人所疑之再疑,由于材料所限,更由于学识所限,难免孤陋寡闻,仅是推测而已。
    

《遂初堂书目》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元末陶宗仪的《说郛》本,清朝道光年间《海山仙馆丛书》、光绪末《常州先哲遗书》也分别收录,但与《说郛》本毫无差别。此外,流传至今的还有清末藏书家钱塘二丁、吴兴陆心源等人所收藏的几个抄本。姚名达先生曾言尤目“小学类”分为“文字”和“音韵”二项,但这一发现在通行本中却毫无痕迹。最近,笔者委托北京图书馆丘关鑫同志查看了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丁氏抄本,也没见独特之处,不知姚氏所据何本。对于姚先生所提及“小学”一项,本文因而未敢加以评论。
    

《遂初堂书目》与被誉为“双璧”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是宋代有创见的重要著作,也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宝贵遗产。尤目的标注版本,晁志、陈解的撰述解题,不仅放异彩于当时,而且结硕果于后世。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在为他的《皕宋楼藏书志》定例言时特注明:“一书而两本俱胜者仿《遂初堂书目》例并行之”;“著之于编有为阮氏、张氏所未见者,仿晁、陈两家例,略附解题以识流别。”平心而论,宋代的这几部目录书由于各种原因,都有一些不足与遗憾,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如陈氏解题已非“完璧”,而尤目则失之过简。就今貌来看,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因此,综合研究和深入探讨宋代各类目录书的特点与成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按实际顺序排列,在尤目的目录中,故事、杂传二类次序相反。
    

[2]《文献通考》卷184:“前史艺文志俱收《论语》入经类,《孟子》人儒家类,直斋陈氏录解题始以语孟同人经类”。
    

[3]《文献通考》卷174:“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间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
    

[4]《书林清话》卷10:“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监本,秘阁本,……而南宋中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一载。岂非以当时恒见之本,而遂不入于目欤”?建本乃宋刻之下乘夕尤袭不收,有其道理,但婺州属浙东,尤袤曾于绍熙元年知婺州,其地刻工精细,闻名于世,但不见录于书目,笔者亦不明其意,留此存疑。
    

[5]]《书林清话》卷6:“北宋蜀刻诸经之可贵者,贵其源出唐、蜀石经也。”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