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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宋朝是个辉煌的时期。目录学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新的进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校雠略》和数十部有名可考的目录书。现存最早有提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最早的版本目录《遂初堂书目》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关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研究和介绍，然而，颇具特色的《遂初堂书目》却长期无人问津，这不能不是件憾事。本文试就《遂初堂书目》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做一些探究。
一
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共著录图书三千一百五十一部(内有个别重复)，分为四十四类。虽没有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然而观其内容部次，仍具四部分类之实。兹先分部叙述如下: 经部九类 (一)经总类、(二)周易类、(三)尚书类、(四)诗类、(五)礼类、(六)乐类、(七)春秋类、(八)论语类 孝经孟子附、(九)小学类。尤目分类，基本承袭《崇文总目》。经部有两处变动，一是取消孝经类，并入论语类，另外将子部的《孟子》也提到经部附在论语类下；二是增设经总类，“聚合刻九经及善本各经。”(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史部十八类 (一)正史类、(二)编年类、(三)杂史类、(四)故事类、(五)杂传类[1]、(六)伪史类夷狄附各国史后、(七)国史类、(八)本朝杂史、(九)本朝故事、(十)本朝杂传、(十一)实录类、(十二)职官类、(十三)仪注类、(十四)刑法类、(十五)姓氏类、(十六)史学类、(十七)目录类、(十八)地理类。史部增删较多，取消《崇文总目》新设的岁时类(将其内容并人农家类)，独创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与史学五项。另外，仿新唐志，设立故事类，但又名同实异，新唐志“故事”专收旧闻遗事，尤目则主要著录与典章制度有关的书籍，与隋志的“旧事”相似。尤目史部立类多至十八门，有失之繁复之嫌，细研之，主要是多出国史诸项，这反映尤袤对当代文献资料的重视，作为私藏书目，我们不必苛求。 子部十二类 (一)儒家类、(二)杂家类、(三)道家类、(四)释家类、(五)农家类、(六)兵书类、(七)数术家类一天文、二历议、三五行、四阴阳、五卜筮、六形势、(八)小说类、(九)杂艺类、(十)谱录类、(十一)类书类、(十二)医书类。尤袤将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并入杂家，又师法《七略》，将天文、历议、阴阳、五行、卜筮、形势合为数术家，这一合一并，在分类史上是个改革。尤目以后，官家史志中明志并合名、法、墨、纵横家于杂家，四库总目只保留法家，其他诸家亦入杂家，天文算法，数术两类也与尤目数术家类大体相同。尤目还取消了《崇文总目》设置的道书类，创立了谱录类，用以统辖金石图谱，其用意与同时人郑樵如出一辙。 集部五类 (一)别集类、(二)章奏类、(三)总集类、(四)文史类、(五)乐曲类。尤袤继承了《崇文总目》不设楚辞类而置文史类的作法(而同时人晁公武仍沿袭隋志旧例)，又创置了章奏和乐曲两个类目。 通观尤氏分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谶纬、神仙之书不屑一顾。图谶之兴，始于两汉之际。王莽代汉，标榜圣人授命，于是“河出图、洛出书”之类就被奉为法宝了。自此以后，这种鬼把戏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花样翻新。五行灾异之说，炼丹养性之道也随之升浮，成为显学。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的作者、今文学家刘歆，虽曾为王莽篡权摇唇鼓舌，但在他的书中还来不及反映后世的这种热闹场面。首次将谶纬入经的是隋志，但亦声明“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到了宋代，自真宗迎天书、大搞封禅以后，不仅图谶日兴，道教也走了红运。《崇文总目》虽未设谶纬项，但新设道书类九卷，列书五百二十五部，数冠群书。其后，《中兴馆阁书录》、晁志、陈解、马考等莫不因袭承效，仅易名为神仙。观南宋诸家目录，唯郑樵、尤袤不设此项。尤袤不仅不设神仙，把道书并入道家，而且还将道家置于杂家之后。(后志唯四库总目相同)贬道家，弃谶纬，又恢复五行数术之《七略》时的本来面目，这表明了尤袤对道教、图谶的不屑一顾。应指出，尤袤的蔑视迷信，决不是出于对封建迷信的深刻认识，而是出于对当时“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杂然与儒者抗衡”(晁公武《群斋读书志》卷三)的愤慨。尤袤曾激烈反对在丧制中倡用僧道，他提出:“释老之教，矫诬亵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宋史》本传)对于有人把程学“目为道学”，尤袤更是愤愤不平。《遂初堂书目》的这种分类，大概就是他扬道学、贬道教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二、特重本朝史书。尤目在史部中列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四项，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很引人注目。“国史”的创置，始于阮孝绪《七录》。但阮氏的“国史”只是相对伪史而言，并非专录当代史书，因而继承《七录》分类的隋志能从容地按体裁将其国史部析为正史和古史(编年体)。尤氏的国史，不仅具有正统概念和地理概念(相对于伪国和邻国)，还具有时间概念(只收宋朝一代史书)，从而在史部分类中开辟了当代史园地。这是个很有见地的创新，后世对此多有评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评价尤目“特别注重近代史书，在诸志中为特异，”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则将尤目列为与正统目录相对的别录之首。尤袤增设当代史目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宋朝雕版印刷术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兴盛，藏书著述蔚然成风；南渡以后，痛定思痛，国史的记述、研究又成为一时的热门。在南宋，公私所藏各类图书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史部、集部的不少类目中的当代书籍数量已超过前代。就史部而言，尤目中正史、编年、杂史、杂传、故事五类收前朝史书二百零一部，而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杂传、本朝故事四类收本朝史书二百八十五部。本朝史书既然已成史部主流，那么尤目析出国史诸项即便不是势在必行，也是顺理成章的。后世效法尤目，增设国史等项的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但这些书目或将国史置于正史之前，或将本朝诸史列于四部之外，其胆识就不及尤袤了。 三、因时制宜，不拘泥前规旧例。尤目分类主要师法《崇文总目》。《崇文总目》成于北宋仁宗时期，它的分类体例虽然比隋志有所改进，如增添了类书、文史、杂艺诸项，但到尤袤时代，由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又有改创的必要了。尤袤并不墨守前规，拘泥旧例，而是顺应时代潮流，依据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及时创设新的类目。除了在史部中大胆增设国史诸项外，他还根据盛唐以来词曲突起的情形创置了乐曲类。为了集中反映不断增多的图谱，他在子部特设谱录类，专收金石竹茶图谱，与郑樵《图谱略》将人、虫、树、鸟并为一略相比，这种分法更为恰当。四库馆臣称此目“为例最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章奏是我国很早就出现的一种文章体裁，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就在《战国策》和《史记》之间列奏事十八篇。汉晋以降，这种书章的数量、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有的章奏还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尤袤注意到这一趋势，在集部新辟了章奏类。与此相似，尤目增设史学类，同样表现了他在图书分类上的远见卓识。唐宋以来，史评、史钞书籍不断涌现，但公私目录却未能以合适的类目统辖，如唐人刘知己《史通》，《新唐书·艺文志》列于集部文史类《文心雕龙》、《诗品》之后，《崇文总目》列在杂史之末，《通志》则列于通史类，独《遂初堂书目》纳入史学类，极为合理。尤袤还将过去属子部儒家类的《孟子》第一次附于经部论语之后，它反映了南宋人重四书、孔孟并提的事实。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言及《孟子》入经，归功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2]，实际上若求源溯本，应当是肇始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 总之，《遂初堂书目》在分类上有所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应当承认，《遂初堂书目》的分类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首先，尤目虽然力图创新并多有建树，但仍是在正统四部分类圈子中变法改良，他不甘于因循每一细例，但又无心冲破传统束缚，终于在大的规范上仍蹈旧辙。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所以，就创新而言，尤目虽比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略胜一筹，但却逊色于郑樵的《艺文略》。语孟同人经类”。其次，尤目的细类改创也有问题，设乐曲以纳词章，却将诗歌舍与别集，置章奏却舍诏令，诗与词、章奏与诏令都是相近文体，岂能厚此薄彼?这是取舍上的欠缺。这个矛盾直到陈振孙撰书录解题方才解决。第三，尤袤在分类上刻意研讨，但在图书归类时却又轻心草率，如将属于杂艺的《琵琶录》归人经部的乐类，将类书性质的《锦带》列于农家。还有些书重复出现，而无参见互著之例，如《天下大定录》，已人杂史，又列伪史；《大历浙东联句》，一入别集，一入总集。对此，四库总目已作出批评。
二
《遂初堂书目》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著录版本。《书林清话》云:“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将尤目作为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这是治目录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唯近人姚名达不以为然。他在《中国目录学史》“版本目录”条下说:“刘向校书，即已广罗异本，版本之学，此其祖也。古人藏书，能自读者，莫不善于校雠。所谓校雠，即取众本比勘字句篇卷之异同也。……然古录失传，传者推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之学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何其陋也?”姚氏说法，有两点值得提出讨论。第一，版本目录学始于何时?刘向校书，撰著《别录》；刘歆继之，功成《七略》，可见我国古代的版本学和目录学是同时诞生的，而联系二者的是校雠学。向、歆以后，言版本者和著目录者虽不胜枚举，但在南宋以前还未见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颜氏家训》所记“河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俗本”虽使人注目，但它却不是目录著作。同时，这些“本”从狭义来讲也都不是真正的版本。所以说，首次将版本学与目录学结合在一起的还是在“镂板兴”以后的宋朝。第二，何者为最早的版本目录?姚名达先生认为，尤目以前，注重版本的藏书家很多，只是因为“古录失传，”尤目才成为版本学之宗。这是颇有见识的看法。最近，看到谢德雄《论版本著录之始》(载《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三期)一文，将姚氏说法进一步阐发，提出南宋《郡斋读书志》在经史子集四部书的著录中都提到了版本，如“蜀中传本”、“眉山刊本”、“国子监刊行本”等等，并对一些书的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都有详细著录，应为“版本著录之始。”笔者基本同意谢文见解，另外，想再补充一些意见，以供参考。 (一)版本目录学是两宋雕版印刷发达和校雠学兴盛的产物。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而兴于宋。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一1007)，国子监的经版已达十余万片，国家藏书，最初都是募工抄写，到北宋末也注意收藏刻本[3]。私家刻书自熙宁弛禁后也迅速繁荣起来，仅《书林清话》记载就有三十二家。由于“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宋史》邢昺传)，校书工作就不单单是国家组织人力才能进行的事，而为私人所力及。版刻的兴盛也反过来促进了校书事业的普遍展开。每刻一书，必先广集异本，精心雠校，方能减少舛误。廖莹中刻《九经》、岳坷刻《九经三传》都曾参考数十种版本以备对校。为了不读误书，宋代学者读书治学也要先识版本。在宋人笔记、文集中，谈版本已不鲜见。现存南宋三家藏书目录都不同程度地提及版本，岳坷的《九经三传沿革例》则专章论述版本。《书林清话》卷一总结说:“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 (二)《遂初堂书目》是南宋版本目录学开创时期的代表作。版本学、目录学、校雠学的昌盛，只是版本目录产生的条件，它们本身并不反映版本目录书的成熟。宋代的几部版本学和目录学佳作，除《沿革例》外，三部目录对书籍版本的著录都还是星星点点，晁志约十部左右，尤目较多，也只有四十七部书，二十一种版本，仅占全书的百分之一点六。数量微乎其微，反映了南宋还处于版本目录学的开创时期。就上述四部书的先后次序而言，《郡斋读书志》最早，根据衢本序所言，当成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遂初堂书目》次之，约成于尤袤晚年，即南宋淳熙、绍熙年间；然后是岳坷的《九经三传沿革例》，尤袤去世时，岳坷方十岁；陈振孙与岳坷是同时人，其《直斋书录解题》成于理宗淳祐九年(1247)。就著录方式而论，尤目最受推崇，虽然他的书目简陋到不录卷数，然版本一项，却赫然在目，晁、陈二书的精萃不在目而在录，记述版本，只是他们撰录解题的枝叶，不是主要方面；岳坷搜集一书版本达二十三种之多，最为完备，这是由于他的目的在于探究《九经三传》善本以供刻书，因而版本校雠就成为研究重点了。再就对后世的影响看，尤目和岳坷《沿革例》在版本学上的贡献更为卓著，特别是尤目，首次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作为著录专项置于突出地位，对后世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为晁、陈二家所不逮；但在历史研究上，晁志、陈解的声誉远远超过了尤目、岳例，近人刘纪泽在《目录学概论》中分析说:“藏书家注重版本，读书家重视提要”，这大概就是南宋三目在后世史家心目中地位殊异的主要原因吧。总论诸家，大都是从不同角度论及版本的。若言著录版本之始，可以说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但若论开版本目录之先河，还当推举尤袤的《遂初堂书目》。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遂初堂书目》对图书版本的著录: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各类版本名称已初具规模，后世常用的区分版本的各种形式都已经出现，这些形式是: 一、以刻书时代划分。南宋时期，不少学者已注意到刻书版次的差异。尤目中就列有旧监本，表示是南渡以前的国子监刻本，即岳坷所称的“京师承平监本”。北宋靖康年间，金兵掠汴，“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宋史·艺文志》)南宋的国子监直到绍兴九年(1139)才重新印行经史，被时人称为新监本，岳坷亦称为“见行监本”。尤袤不收新监本各经，可能因为不少新监本是取地方书板翻印，质量不如旧监本的缘故。又如，尤目中列有旧杭本，又有杭本，亦指版次的不同。 二、以刻书地域划分。宋代地方刻书极其广泛，从监司到府、州、军、县，皆刻书。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南宋刻书地区见于记载的就有一百七十三处(见《图书馆》1961年第三期)。《遂初堂书目》所列监司刻本有江西本、湖北本等，府州刻本有吉州(江西)、池州(江东)、越州(浙东)、严州(浙西)、杭州诸本。另外，还收有川本诸史，这是以刻书大区为名的。宋代地方刻书多公使库本，即地方官支领公使库钱刻印的书。《书林清话》卷十载朱秘书郎莫叔光言:“(宋朝)凡搢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版行，是宋时士大夫以刻书为凤尚。”尤袤出任江西漕司时，就曾取家藏荀悦《申鉴》刊印(见《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十九)他所收的地方刻本，估计多是这种公使库本。除本国各地刻本外，《遂初堂书目》还收有高丽本《尚书》。高丽本在五代时就不断流人中国，北宋朝廷极为珍视，特抄藏于秘阁。据孙从添《藏书纪要》说:“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数不全者，高丽竟有完全善本。” 三、以刻书机构划分。宋代已出现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的类别。官刻本主要是监本、各级公使库本和郡库、县斋、府学本等。私刻本亦称家塾本，《藏书纪事诗》序云:“家塾本，相台岳氏、剡川姚氏、瞿源蔡氏之类是也。”尤目中的姚氏本《战国策》，即为此属。家塾本由私人刻印，往往校雠精细，堪称善本。坊刻本亦称书棚本，即书铺、经坊刻的书。宋代的书棚本，虽然刻印精美，不失宋本“风度”，但校雠勘误有的却不够审慎，如最负盛名的杭州陈道人家印书，就有随意改动的恶习，精于校雠的尤袤恐怕就是因此顾虑而不予收录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尤袤选书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他不仅力求富藏，而且注意择善。尤目收刻本最多的旧监本各经，后来被岳坷列为经书善本之首，收书次多的旧杭体、川本诸史，亦是宋刻中的上品，宋叶梦得曾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石林燕语》)《书林清话》的作者叶德辉曾迷惑于尤目不收“南宋中盛行之建本，”是未察作者深意所在[4]。除刻本外，尤目还收了蜀石经、朱墨本《神宗实录》和秘阁本《山海经》。蜀石经初刻于后蜀广政元年(938)，北宋陆续补刻春秋三传及《孟子》，至宣和年间(1119一1125)方完工。它的特点是经文下有注，宋人刻经，常以此为据[5]。朱墨本《神宗实录》在《郡斋读书志》中有详细描述，其言曰:“以旧录为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其删去者用黄抹。”这种套色书籍在当时是罕见的秘阁本即秘阁所藏的图书，多是经过校勘后的写本。这三部书均是当时的珍本。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并不仅仅是纪录“他所见闻的各种不同版本图书”(耒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作为我国版本目录学的初萌代表，尤目的贡献还在于为后代目录精选和标注善本树立了典范。 三
如前所述，《遂初堂书目》在分类学和版本学上都有所发明创新，是“有足观者”的一部目录。可惜的是，尤袤的遂初堂藏书在他死后才三十年就遭火厄(见魏了翁跋)，书目虽然保存下来，但由于当时未见刊行，经过几百年的流传辗转，已是不清不白之身了。有的说尤目曾经后人增删，有的干脆认为它是后人所辑，普遍觉得已非原貌。我没有见过此书的异本，亦不敢妄下论断，但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尤目还是比较接近原貌的。第一，四库总目怀疑尤目经传写者删削，根据是它“不载卷数及撰人”，尤目确无卷数，但说它不录撰人却未必尽然，如《史通》作者刘知几、《后汉纪》作者袁宏等撰人记载随处可见。我认为，尤袤撰目，主要是自用，并非传人之作，所以书目就比较简单，除了卷数不录，其它著录项目也不划一，有的书，著者、撰著时间一一注明，而另一些书却连书名也简化了，如将《资治通鉴》写成《通鉴》，将许慎《说文解字》简称为《许氏说文》，一切都以自用方便为准。如果是后人删削，为何还要对部分撰人笔下留情呢?第二，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说，尤目载有《放翁集》，因而是后人增辑(《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二)。此说更难令人信服，尤目并未载有什么《放翁集》，只在别集类《杨诚斋诗》后录有《陆务观诗》，尤袤与陆、杨皆是诗友，为何不能抄收他们的诗呢?另外，陆游自编的诗集《山南杂诗》和《东楼集》分别刊行于乾道八年和九年(1172、1173)，而二十年后尤袤方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得到并入藏陆游的诗。以上看法，只是对前人所疑之再疑，由于材料所限，更由于学识所限，难免孤陋寡闻，仅是推测而已。 《遂初堂书目》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元末陶宗仪的《说郛》本，清朝道光年间《海山仙馆丛书》、光绪末《常州先哲遗书》也分别收录，但与《说郛》本毫无差别。此外，流传至今的还有清末藏书家钱塘二丁、吴兴陆心源等人所收藏的几个抄本。姚名达先生曾言尤目“小学类”分为“文字”和“音韵”二项，但这一发现在通行本中却毫无痕迹。最近，笔者委托北京图书馆丘关鑫同志查看了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丁氏抄本，也没见独特之处，不知姚氏所据何本。对于姚先生所提及“小学”一项，本文因而未敢加以评论。 《遂初堂书目》与被誉为“双璧”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是宋代有创见的重要著作，也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宝贵遗产。尤目的标注版本，晁志、陈解的撰述解题，不仅放异彩于当时，而且结硕果于后世。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在为他的《皕宋楼藏书志》定例言时特注明:“一书而两本俱胜者仿《遂初堂书目》例并行之”；“著之于编有为阮氏、张氏所未见者，仿晁、陈两家例，略附解题以识流别。”平心而论，宋代的这几部目录书由于各种原因，都有一些不足与遗憾，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如陈氏解题已非“完璧”，而尤目则失之过简。就今貌来看，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因此，综合研究和深入探讨宋代各类目录书的特点与成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按实际顺序排列，在尤目的目录中，故事、杂传二类次序相反。 [2]《文献通考》卷184:“前史艺文志俱收《论语》入经类，《孟子》人儒家类，直斋陈氏录解题始以语孟同人经类”。 [3]《文献通考》卷174:“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间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 [4]《书林清话》卷10:“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监本，秘阁本，……而南宋中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一载。岂非以当时恒见之本，而遂不入于目欤”?建本乃宋刻之下乘夕尤袭不收，有其道理，但婺州属浙东，尤袤曾于绍熙元年知婺州，其地刻工精细，闻名于世，但不见录于书目，笔者亦不明其意，留此存疑。 [5]]《书林清话》卷6:“北宋蜀刻诸经之可贵者，贵其源出唐、蜀石经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