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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西学书目表》是他为维新变法运动制造影响，进行宣传而编撰的一部汉译西书目录，同时也是他目录学思想的一次重大实践。这一书目不仅在政治上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推动维新改良运动，唤醒国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对书目的著录，提要的编撰，特别是按学科内容类分图书，创科学书目分类体系之先河。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2] （一）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急剧的变化，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原来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运动。此时的梁启超年青有为，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师承康有为后，抛弃旧学，改学新学，走上了维新救国的道路。1896年8月梁启超应邀担任上海《时务报》的总编后，从第一册起，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义》，《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文章，揭示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指明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从此，梁启超名声大躁，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从爱国出发来谋求社会改良，以此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是封建士大夫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改革旧的社会制度的尝试，维新派要达到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其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首先否定了洋务派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以兵工格致为本，以法政哲学为末的错误认识，逐渐明确了输入西学的方针目标，输入西学成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外有列强环伺，内无民主之权，亡国灭种，朝夕可至。迫使他们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先作了充分的思想文化和科学上的准备，再实行社会变革。也不能靠现学外文，研读原著或先办学堂，十年树木。“今日变法甚急，朝不虑夕，岂能从容待十年乎？臣以为言学堂不言译书，每不能收变法之效。”[3]举一国之才智而学西文，读西籍，则其事又迂远，恐有所不能待。唯一的捷径，就是大量翻译西书，武装思想，所谓“人耕我获，天下之便利莫过于此”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当译西书为第一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维新派开始了创设译书局和学会机构的活动。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既是改良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也是第一个译书机构，故又称为强学书局。在其会章中“译印图书”被列为四大要事之首。全国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大批译书机构。如译书公会、大同译书局、东亚译书局、新民译书局等。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提出了一个大规模全面改革“政权”的纲领，其中的内容就是引进西学，学习西方则有赖于译西书，读西书，而读西书又要以书目为门径。正是在这一历史氛围中，亦即变法维新的迫切需要下，梁启超编撰了《西学书目表》。 （二） 1896年8月梁启超为变法维新制造影响进行宣传，编撰了《西书提要》一书，该书是专门为变法维新服务而编撰的一部译书解题目录，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学说。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影响，密切配合了变法运动。同年10月，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西学书目表》刊布于《时务报》第八册上，全书分上、中、下和附录，共四卷。另有札记一卷，其中上、中、下三卷记录甲午战争以前20余年的译著80多种，近译之书和中国人言外事之书200多种。札记所附《读西学书法》是梁启超为学生所作读书指导几十则，主要是评价书之优劣。为初学者指导读书门径。它通过系统地介绍西方科技、社科图书，以配合维新派所要求的改官制、办学校、设议会、订宪法、筑路开矿、.发展工农商业，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虽然这近300种图书对于浩如烟海的西书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内容渐显落后，但对国人来说，仍是“诧为未见，或瞠目变色”，“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迂异之称，可以粗有闻矣。”另外，该书目不收录一本宗教图书，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进步。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其对收录的图书进行了科学的分类。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科学技术分化发展，许多学科相继出现各种译著，图书种数迅速增长。作为封建社会“永制”的四分法，无法容纳这些新的内容，已不能适应这种发展需要，时代要求分类体制的变革。正是在这时候，梁启超在他的《西学书目表》中创立了“学”，“政”，“教”，“杂”的分类体系，在梁启超看来，“译出各书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下卷为杂类之书。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分”他认为，政与学的关系甚密，难以区分。为了读者，勉强将其分开。因为政出于学，所以学应在前，而政在后。这便是他将西书分为三大类的理论依据，正是基于此，梁启超在编撰《西学书目表》的过程中，将其理论应用于其中。 《西学书目表》在三大类下设立了二十八个小类（详见附表）其小类的先后排列，充分考虑到了各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次序很有条理，符合当时西书对分类的要求。如：“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洋相关，故附其后。”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在西学类中，应当先理论（虑）后应用（实）即所谓“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虑而后实，盖有形有质，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应该说，他这样设置大小类目是比较科学的。 附：《西学书目表》类目表 《西学书目表》后所附《读西学书法》，实际是数十则札记，用来介绍西书翻译的原要，“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读西学书法》实际上是《西学书目表》的叙录。它为读者勾画了西学的简要轮廓，有着重要的推荐和指导作用。另外，梁启超为了更好的引导读者阅读，还在书目中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标记，这些标记在一般书目中是极少看到的。如有的书名右上角著有小圈（“O”）以其多少来表明书之价值高低。发挥了书目的推荐作用。有的书名上著有三角号，三角号又分白、黑（“△、▲”）两种，用以表示书的完缺及版本情况。有的在书名下作识语，证明读书之道，为读者指示门径。这些标记虽比较简单和原始，不尽科学，但确实起到了指导读者阅读的作用，同时也是采用用符号作分类标识符号的萌芽，为后来图书分类法采用一些符号如“：”、“——”等奠定了基础。同时著录内容详细、实用。 《西学书目表》著录事项除上述有圈识、.作标识以外，并著录有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格等。标引撰译人，不著其撰者，体现了梁启超重译书的思想，关于版本或刻印处，译书虽“极少别本”，仍详列之。如万国公报本、时务报本等等；“关于卷吹、因西装书论册不论卷，故概标本数，不标卷数”，以明书之数量多关于书价，不论是银元或制钱，皆详著之。其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是为了读者“取便购读”。从上述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著录，不仅内容详细实用，而且确也与众不同，说明了梁启超为了使书目能够为读者所用，费尽了心血，想尽了办法。当时的学者甘鹏云曾评价：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其“部次门类、识别优劣，颇便初学。欲寻西学轨途，固无逾是书者。”[4]这样的评语是得当的。 （三） 通过以上对《西学书目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政治思想是学术思想的灵魂，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包括目录学思想）总是反映一定的政治思想，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超阶级、超政治的早录学，也没有超阶级、超政治的目录学家。这一事实在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梁启超本人也并不隐讳这一点，他明确说过“吾二十年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西学书目表》作为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重大实践，政治倾向性极强，为维新变法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呼吁人们研读西书，学习西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求国家之富强，奉劝封建阶级不要“枵然自大，偃然高卧……昧于自知，生见侵陵”而号召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因此，他强调“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然欲变士，而学堂功课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农，而农政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商，而商务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官，而官制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读焉……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在他看来，有了西书，掌握了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才能实行变法改良，才会使中国富强。他告诫国人，再也不能固守所谓“国学”、“家学”而坐井观天了，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午数百万之士、四方方之农工商，更新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日俄，可立待也。”《西学书目表》的编撰正是他这一变法维新学习西方以求富国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学术为政治服务，目录学（书目）为维新变法服务的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资产阶级改良的特殊时期，能那样大声疾呼地强调目录学要为改良变法服务，梁启超是第一人，他把日录学与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加强了目录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从而提高了目录学的社会作用。 第二，在学术上，《西学书目表》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他的新的较为科学的图书分类体系冲破了“四分法”的桎梏，对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图书分类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曾评价： “《西学书目表》……对时人曾发生极大影响，受其启发而研究西学者遂接踵而起，目录学家也受其冲动，有改革分类法者，有专录译书者。”“学”、“政”、“杂”三大类的设置，使我们模糊地看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基本部类的雏形。而这三大部类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沿用，同时他在大类下设小类及在大类下先理论后应用的设类方法，也是一直沿用至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书目分类体系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为我们总结和研究古代分类体系和发展近现代分类体系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三，《西学书目表》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注重书目导读和推荐作用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一般目录学家多注意于著录一代之典籍，反映一代之文化。将目录学作为“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具，或者侧重于著录宋椠元刻，将目录作为记载和标榜藏书精美的手段。诚然，上述这些也是目录学的重要内容，但并不完全。梁启超在这里加入了书目的推荐作用，可以说是对目录学的一大发展。在此之前，《书目答问》、《经籍举要》等书虽均具推荐性，但他们的推荐作用主要体现在选书的标准上。梁启超的书目推荐作用则有所不同，除选书标准外，重点是“解题”和“读书法”。在《西学书目表序例》及其所附《读西书法》均把读书法作为书目真正成为读者的顾问和向导。在目录学史上，在书目著作中如此着力于教人读书者，梁启超可谓首屈一指。他的这一观点和这一实践，也为我们今天搞好这项工作树立了楷模，并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继承和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梁启超认为“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浏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风，有解题提要者谈其解题，虽未睹原书亦可知梗概。”另外，他还提出书目对于不收录的图书，应该存目，籍以记录，他对《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外另设存目的制度很赞许认为：作为目录学中的一个体例，是一种很好的创造，其目的在于使目录学真正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具有科学文化史的意义。这种目录学的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也可以说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梁启超在编撰《西学书目表》的过程中，充分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书目提要（解题）等优良传统，除著录详细实用，注重推荐作用外，还自创了“作圈识”、“加识语”的导读方式，这也可以说是对我国传统解题（提要）的一大发展，同时，还对近译未印之书和中国人言外事之书加以收录，这也正是对传统目录学之“存目制度”的继承和发扬。再如著录版本也是我国书目编制的优良传统，虽然近代译书无珍奇版本可言，而梁启超仍给予高度重视。《西学书目表》所收译书均注明版本。如“制造局本”、“时务报本”，当然，这虽是出于便于读者购读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梁启超对我国这一优良传统的再认识。正象他白己所说：“收藏家最讲善本，故各家书目于某期某地刻本至为艰难。今所列皆新书，极少别本，仍评列之者，不过取便购读，与古人用意微殊。” 应该说这也是他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毕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书目中处处流露出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猛然觉悟的幻想。书目中疏漏之处也不少，但客观地看，他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并编制书目来为维新变法服务，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和爱国主义性质的，他的《西学书目表》承前启后，开我国目录学研究一代新风，可谓我国近代目录学之划时代名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一卷，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李万健矿梁启超对我国民录学的开创性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二期16页。 [3]《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446页。 [4]甘鹏云.西学书目表践.质学丛书初集.武昌质学会刻本，1896年。 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1994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