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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域外汉籍，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从我国境内流散到国外的隋唐旧籍、敦煌卷子、宋椠元刊，以及明清印本等。而另一大宗域外汉籍，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人足够的关注，这就是在日本境内由日本人据中国古籍翻版刊印的图书——和刻本汉籍。近年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在和刻本汉籍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成果之一，即是《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 该书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宝平副教授任主编，辽宁图书馆韩锡铎研究员任副主编，聘请学术界前辈顾廷龙先生任中方顾问，聘请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川芳郎任日方顾问，联合全国68家图书馆同仁参加，历时五载通力合作编成。此书列入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列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课题并承出版资助，作为杭大日研所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书》之一种，1995年2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53万字，大32开。九二叟顾廷老题签，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大庭修先生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严绍璗教授写序。序中从不同视角对此书的编纂出版及学术价值予以充分褒扬和肯定。严教授感慨地称“它的出版，既是我国学术史上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也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中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在这两大方面，它独具自己的特色和学术价值。” 收录范围广，涵盖面大，是其特色之一。本书收录和刻本汉籍的时限，断在日本明治年间，以前者收，其后不录。日本长泽规矩也先生费30年之力将日本境内庋藏的和刻本汉籍遍访一过，编成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1976年）及《补正》（1980年），然此目不收医家及释家类书。这两类书在中国所藏和刻本中占的比重较大，故一并收录。这部书目几乎将中国境内大中型图书馆皮藏的和刻本汉籍网罗殆尽。与长泽目成为姊妹篇。 品种多，数量大，是其第二个特点。本书收录和刻本汉籍凡3063种。其中经部592种，史部352种，子部1516种，集部598种，丛部5种。略逊清季官修《四库全书》。本书基本将日本各个时期刊印的中国历代比较重要的著作囊括在内，大体反映了日本翻刻中国汉籍的概貌。 版本精，质量高，是其第三个特点。本书收录的和刻本，既有古抄本、古活字本及旧刊本，又有名家批校题跋及罕觏之中土佚书；既有影刻宋柔元本，又有在日本古刻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代表佳作。日本宽永（1624——1643）以前的早期版本多达136种。据悉日本明治年间的版刻印本目前被日本各类文库划人善本之列。据此标准，那么本书所录均为善本无疑。本书所录各类批校题跋本达百余种，均出自杨守敬、罗振玉、俞樾、黎庶昌、李盛铎、王国维，以及日人荻生徂徕、冈白驹、森立之、丹波元简和内藤湖南等名家手笔。服部宇之吉编《佚存书目》所载中土佚书，有不少已在本书之内，显然已经回归故土。 著录事项完备，编书体例佳善，是其又一个特点。著录事项悉仿《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及藏书单位简称四项。其中最后一项非常重要，一书分藏几家，一目了然。而长泽目则缺此项，不便访求。编书体例悉遵中国古典目录传统，在分类上采用四部分类法，仿《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增置丛书部。部下设类，类下胪列相关著作。同类著作或按著者年代排，或按版刻时间排。 纵观本书的价值，大而言之，有以下几端： 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和刻本汉籍是中国古典文献在域外衍传的一个重要系统，也是中国古典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书汇录了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局渠道传回中土的三千余种和刻本汉籍，是个集大成者，为我国第一部和刻本汉籍文献专著。此书将中国境内庋藏的和刻本汉籍裒集一帙，犹如建起了一座珍藏和刻本汉籍的文献宝库，正如严绍璗教授在序中所说的那样，它“向研究者展示了尚未开发的这一巨大的文献宝库”，将它无私地奉献给了学术界，供学人采掘。 目录学方面的价值。此书是一部专题联合目录。它与近年问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等联合目录性质相同，唯因专录和刻本汉籍而又有与其不同的一面。严教授对此书在目录学方面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著录和刻本汉籍的大型的专题目录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专题目录学著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它填补了我国目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这部目录的编就问世，实际上向学人提供了一把打开这座和刻本汉籍文献宝库的钥匙，使学人免去访寻之苦，得要领而入。 版本学方面的价值。和刻本汉籍是据中国古籍刊印而成，是从中国版刻这个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因而构成了中国古籍又一大版刻系统。由于和刻本这个子系争的存在，致使大量异本迭出。本书著录的和刻本，其版本数量多达数千种，为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增添了重要内容。校勘学方面的价值。和刻本的产生，是以中国古籍传入日本为前提的。中国古籍传日后，日人持诵、收藏，继而翻刻刊印，以满足需求。以汉籍为底本进行翻版，或系摹刻，维妙维俏，几达乱真程度；或经日人校订后翻刻，形成新的善本，或书估射利，刊印了大量通行易见之本。如此大量和刻本汉籍的出现，足资校勘。 在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日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绵亘二千年，其间对其作出巨大贡献的是人与书籍。”这是大庭修先生在本书序文中讲的一句话。他又强调指出书籍是“日中文化交流最具体的见证物。”本书则把这些充当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见证物的和刻本录为一帙；其中尚有数量可观的和刻本在序跋及刊记中载有是书东渡原委、在扶桑收藏流布，以及翻版刊印等文字内容；又有一些和刻本载有中日名家亲自题写的校语和题识；本书收录的和刻本大部分经过了日人训点，这一通过变换汉文语序来翻译、理解汉文的“训点术”，是日本人民汲取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就成为中日文化渊源关系的资料；和刻本的版刻款式、刊刻字体及装订形式等无不带有中土遗风。凡此种种，本书从不同方面向学人提供了研究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史的十分丰富，且非常重要的资料。 总之，在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史和我国学术史的研究中，这部书目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在学术研究领域，它独辟蹊径，卓然一家，功垂永远。另一方面，此书与其它大型联合目录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略如，本书误收了一些日人著作，有些所谓的“准和刻本”也收了进来，在书中对和刻本的概念有待作出更准确的匡定，遗漏了港台地区所藏的和刻本。瑕不掩玉，这部倾注了主编及参撰人员心血的大型专题联合目录的问世，在国学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影响。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0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