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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文化沉积层深厚，蕴含知识信息量大，为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源泉。古今学者，若要想建功立业，有所成就，都要到这无涯的学海中去寻觅自己有用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材料，否则就将一事无成，或成也不足，或成也谬误。因此，这寻书问学便成了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必由之路。为此，古人很重视编制目录和阅读目录，以为治学的津梁。近现代以来，图书馆事业日益发展。为给学界提供方便，各馆不但编制自己馆藏的卡片目录和书本目录，还编制各种联合目录，使莘莘学子坐在家中便可知道哪里收藏着他所要查阅的书刊。时至今日，随着高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已在图书馆被广泛应用，超越编制联合目录的传统做法，利用计算机，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硬件条件已逐渐成熟，软件条件也到了我们抓紧考虑和努力创造的时侯了。唯有将这两者及时地结合起来，尽早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才能真正做到资源共享，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当然，要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光凭热情与愿望是很不够的，必须先要理智地解决几个前提条件，然后才能举国统一，争取一次建库成功。 （一） 制订标准著录规则 书籍的著录规则，也称为著录条例，是书籍著录人员必须遵循的准则。它的职能在于使不同著录人员做出项目齐全、标准一致的著录规格。这一点，在新书著录上比较好解决，实际上也早已解决。但对于中国古籍来讲，这一点就比较难了。据了解，1978年以前，中国古籍没有统一的著录规则。那时，各个图书馆当然也都各自著录自藏的古籍，但各有各的著录原则。有的有成文的著录条例，有的只是习惯著录方法。因此，各家的目录卡片不但著录得项目内容不同，连著录格式也五花八门。1978年4月起，为了落实周总理指示，完成周总理遗愿，全国动员，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才制订了统一的著录条例。但这个条例只限于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使用，并未形成统一的著录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来到了中国。制订各种标准，其中包括文献著录标准，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到议事日程的。标准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标准，一个是国际标准。中国的各种文献著录标准，一般都是根据国际标准的总原则和标识符号，结合中国文献的不同特点制订出来的。中国古籍的国家著录标准，其起草制订过程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1984至1985年，根据文标会第六分会的要求，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分别起草中国古籍著录标准，然后两家碰头，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底稿，再分别在两馆邀请同道，从头至尾地研讨修订。而后，两馆各执修订稿再次碰头，经过认真研讨推敲，又形成第二稿。二稿形成之后，又邀请在京搞古籍多年而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聚会，对二稿仔细斟酌，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又整理出第三稿。通常情况下，这一稿本可上报国家标准局，待审定颁发，即可执行。但文标会六分会为了慎重起见，这一稿并未急于上报，而是又到沈阳召集了一次全国性的会，对此稿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而后又做了一次通改，之后才上报国家标准局批准印发。按说，如此精心如此慎重制订的中国古籍著录标准，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可几年来，经过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试用，认为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需要重行修订，再次报批，才有可能成为较好的国家著录标准。这就是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首先要解决的前提。因为没有统一的、行之有效的国家著录标准，建立全国性的古籍书目数据库就将是一句空话。为此，去年十二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分会的学术研讨会上，便把修订中国古籍标准著录列为重要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中国古籍著录规则进行修订，以促进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尽早建立。今年4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文标会，也将此项列人了修订计划。 （二） 建立著者规范文档 著者的规范著录，是古籍标准著录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古籍著者的规范著录，又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据不完全统计，光有著作存世的古代著者，约有四至五万人。要将这四、五万人的名称著录予以界定与规范，任务是极其繁重的。原因是中国古代著者的情况太复杂了。以时代而论，那种跨朝人物，特别是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跨朝人物就极难界定。以生年算，有的虽生在前朝，但时间短暂，而主要活动却在后朝；以卒年算，有的虽死于后朝，但主要事迹却又在前朝。以气节算，有的虽在后朝生活的时间很短，却因做了后朝的官而算后朝人；有的虽在后朝生活的时间很长，却因誓不出仕而算前朝人。以姓名字号而论，古代人一般都有名有字；有一定地位的人，更有号、别号、晚号、雅号、室名斋号；地位再高一点的死后还有谥号，地位不高而德高望重者，死后又有私谥；皇帝死后有庙号。凡此种种，都能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姓名当中，又有改姓、赐姓的现象；名字因回避帝讳或家讳，也常有变化。所有这些，如果没有统一的著录规范，就会著录得五花八门，形形色色。输入到计算机里，就会杂乱无章，不成体统。因此，要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必须得先解决古籍著者的规范著录问题。为此，北京图书馆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开始组织力量在模索这个问题。目前这项工作已改变了管理机制，可望加快步伐，为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立，鸣锣开道，铺路叠桥。 （三） 统一分类法 中国古籍使用的分类法，在辛亥革命以前虽然也呈现着不同的状况，但基本上还是以四部法为主，或者说用四部法类分图书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同样都是使用四部法，各家公私目录呈现出来的四部分类法的类目表，又几乎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就跟编目人员对图书性质的认识紧密相关了。辛亥革命以后，类分古籍虽然仍以四部法为主，但一些新的分类方法相继产生。如刘国钧的“十五大类”、《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当中的古籍部分，就都是颇有影响的分类法，而且至今仍为一些图书馆所使用。这种现象，在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之前，必须加以解决，否则就无法建库。但要解决谈何容易！用刘国钧“十五大类”，倒是现成，连类号也已配备。可是这个分类法是个不新不旧性质的分类法。除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在使用外，尚不知还有第二家在应用。这说明，这个分类法虽然也有几十年了，但并未得到公认而通行。能否向它统一？估计分歧较大。向《中图法》统一？由于《中图法》在古籍这一块设计极粗，且不新不旧，实际应用，困难极多，讨论起来估计也很难一致。最大的可能，还是趋向使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但四部分类法也必须解决如下的问题。 首先是调整部类，设置合理的类目。四部分类，由于基本适应中国的旧书旧学，所以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但它本身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史部地理类设有总志、方志，这个方志里有些类就鱼目混珠了。如山水志，不应附于方志，水利更不应附于山水志。水利包括兴水利除水患，与志山志水、游山玩水、记山记水，从内容到概念决不相同。古人治水，尤其是治理黄河，视为政治，故称为河政，因而有一大部分治水、治河的书，被归入了史部政书类。这些都应该考虑解决。又如子部中的丛书类，实在是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图书，放在子部，实不合适。又如子部的小说家、集部的小说类，两者如何联系和区分。凡此种种，错综复杂，能调整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而又称得上是标准的四部分类法的类目表，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但又必须去做。 其次是科学地配置类号。四部分类法的部、属、类三级类目，均设有类目名称，但从未配置类号。而且每编制一部分类目录，不但类表常做调整，类目名称也常是变换不定。编制传统的书本目录，这都很好处理，不成为问题。若是编制书目数据，建立古籍书目数据库，这些问题就要解决，而且必须标准化，规范化。这样就不但要确定公认的、统一遵循的类表，而且类目名称也要确定。只有这些都确定了，才能谈到科学地配置分类号。类号的分布与配置是一门科学，必须由深悉古籍的人确定规范的类表，再请洞晓现代图书分类法，长于配号的图书馆学专家，配置科学的分类号，这才能使古老的四部分类法，为现代科学服务，为建立古籍书目数据库服务。 再次是如何确定同类图书的排列位置。这个问题在新书中是用种次号或著者号加以解决的。在古籍中，这个问题就比较难解决了。中国传统目录的功能，用章学诚的话来概括，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什么叫“辨章学术”？我理解辨章学术主要指的是分类。科学、合理、得体的分类，可使图书条分缕析，家、流、体、派各归其类，使人一目了然，学术彰明。什么叫“考镜源流”？我理解考镜源流主要指的是款目的排列层次和顺序。比如经部的《诗经》，必要先按韩诗、鲁诗、毛诗分别排列。毛诗中还要按郑玄笺等依次排列下去。经部中礼类，也必要先按《周礼》、《仪礼》、《礼记》三家排开，然后还有按注疏家的先后排列。《礼记》还要分别大戴礼、小戴礼，然后还要按注家的时代和流派排列。经部中的春秋类，也必要先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排开，然后再依各家注疏者时代和流派排列。史部也一样，纪传史书体必要依《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顺序排列，各史之下，再按后人加工方式及时代先后排列。这不仅是因为《史记》成书最早，《汉书》次之的缘故，还有一个学术上源流授受的关系。四部分类书目的这种款目排列原则，使人一看便知渊源流脉。这就是所谓的考镜源流。但这种排列方式，到机读目录上恐怕就很难处理了。它必要以一种号码的形式取代这千古原则，实现现代便于检索的功能。用什么号码？是种次号，还是著者号？看来还是著者号更好一些。这就又有一个著者规范著录问题，一个按照什么原则，什么方法组成著者号码问题。所有这些，又构成了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另一前提。 （四） 古籍标引问题 所谓标引，简单地说，就是把文献主题的自然语言，转换成规范化的、可控的检索语言的过程。也是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并确定主题类型之后赋于某种检索标识的过程。或者说，标引的实质就是赋于文献主题以主题词或分类号的过程。因此，标引工作在图书资料加工整理部门就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说它是图书资料各项加工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检索工作的基础和准备阶段，是建立各种文献检索系统，其中包括手工检索系统、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前提。而标引工作又是一项艰巨复杂、难度较大的工作，具体到中国古籍，要做好标引，难度就更大。首先，标引的类型就比较复杂，有所谓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人工标引和自动标引；受控标引、自由标引和混合标引；一维标引、多维标引、组配标引和分组标引；集中标引和个别标引；过度标引、过粗标引和适度标引；上位标引、靠词标引和增词标引；整体标引、全面标引、部分标引、综合标引、分散标引和分析标引等。选择哪种标引类型来标引中国古籍，这本身就很需要探讨。当然，更难的还不是这些，而在于要给每一种古籍做出具体的、正确的标引。而要想正确标引古籍，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一方面要熟悉标引方法，一方面更要具备丰富的古代知识和深悉古籍特点。从标引程序上讲，首先是阅读文献，撮其主题，这对于古籍来说就不那么容易。原因是必须读懂，才能深知，惟有深知，才能准确地概括出主题。 当然，古籍也有古籍的好处，就是我们除了阅读其序、跋及主要内容之外，还可以翻检各种书目及有关工具书，以便借助它们来分析主题，进行标引。总之，标引工作是图书资料工作中标引、存贮和检索三个基本环节的基础工作，也是建立目录、索引等检索工具和计算机检索资料档的前提。在我们提出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同时，应事先提出这个古籍标引的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心，更望有人躬自实践，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和方案。 （五） 制定统一的录入工作单 风闻有几个图书馆分别在模索编制生产中国古籍书目数据软盘，这是一种积极因素，应该鼓励。前几年，美国也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为大本营，先由白迪安小姐主持，后由马敬鹏先生接替，并聘艾思仁博士、曹淑文女士任事其间，建立美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并吸收了台湾的相关数据。这些，我们都不妨把他们看成是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先行者。他们的成功经验、走弯路的借鉴，乃至失败的教训，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现在似乎是到了该统筹部署，制定统一的录人工作单和机读通讯格式的时侯了。假定是长期分散经营，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套，非但劳师费时，最终也难以建立统一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传统的古籍著录款目，通常是由书名项（含篇、卷、章、回等）；著者项（含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等）；版本项（含版刻主持人、版刻时地、版本类型、批校题跋等）；稽核项（含函册数、有无图表等）；附注项，也有的图书馆称其为备考项（含对书名、篇卷章回的补充说明，该书所见之重要著录，序跋记录；著者略考；版本考定依据等）所组成。这种积习多年的传统著录，要转换成标准著录，就要有个适应和熟悉的过程。而唯有将传统著录转换成标准著录了，才为制定统一的机读工作单铺平了道路。标准著录的一个款目，或者用计算机术语表述叫做一条数据，其著录原则最要紧的是对原书进行客观的描述，而将数据中各项描述的深化考订，通通都要写到附注项当中去，这就加大了附注项的内涵。而客观描述的各项内容，与传统著录也不尽相同。要打算把这些内容输入计算机，按传统的著录格式不行，按标准著录的格式也不行，还需要结合标准著录，设计一个录人工作单。而这个工作单的设计，虽然不是很难，但要搞出一个层次分明，字段严整，既符合古籍实际，又适应计算机要求的录入工作单，也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是微机盛行，不少图书馆都跃跃欲试，这虽是一种积极因素，但如不尽早统一，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还难以建成统一的、可以共享的古籍书目数据库。须知，计算机毕竟是机器，他只能说是具备着哪些功能，但这些功能并不能自动生成，必定要靠人去开发。假定是你这么开发，我那么开发，你以这种格式输入，我以那种格式输入，到头来就无法统一建库，建起来也是杂乱无章，无法使用。前边已经说过了，要实现资源共享，首先要资源信息共享。特别是将来实现全国联机，乃至世界联机的情况下，统一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就显得更为必要。而要成功地建立这样的数据库，从现在起就要设计统一的共同遵循和使用的录入格式，这也是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前提之一。 （六） 培训队伍、更新知识、转换技能 图书馆界原有的古籍整理队伍，本来就人员少，力量单薄，并且研究水平、深度极不平衡。就算这支队伍中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人，也仅仅是深悉古籍，熟悉传统著录而已。对当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就不那么熟悉了。对计算机的理论、技术和应用，就更是知之甚少或根本陌生了。但这支队伍很重要，他们深谙古籍，是开发古籍，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但这支队伍不能保守，更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更新知识，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能。这样就可以己所长，为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做出新的贡献。 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但要说到为图书馆古籍整理怎么样培养人才，输送人才，那就微乎其微了。至于如何关注古籍的分类、著录及实现自动化，那就更是不够了。这就出现了学图书馆学的不懂古籍，搞古籍的不懂图书馆学，因而也就显得一面发展很快，一面却滞后又过甚。现在的实际需要是，搞古籍的要更新知识，学点图书馆学；学图书馆学的，要帮助搞古籍的向分类、著录、标引几个方面的标准化迈进；最后由搞古籍的、搞图书馆学的、搞计算机的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早日建立。 [作者简介]李致忠研究馆员 北京图书馆业务处处长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