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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诒让（1848—1908），（一）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县人，清同治六年举人。光绪三十一年，被骋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三十三年，征为礼部礼学馆总纂，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及金石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很少被人注意的目录学家。 清后期，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引进，文化战线出现了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斗争。先进的中国学者希望用新学所传播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来打破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状态，以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的一些学者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体系，创立新的书目分类体系。仲容先生生活在这个时代，必然要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他稽古论治，分别可变之迹与不易之理，力言中西新故之无异轨。晚清思想界由旧转新的机运，先生诚有莫大之贡献。中华民国的建立，先生是一位有力的持炬者”。[1] 仲容先生认为：典莫备于六官，故疏《周礼》；行莫贤于墨翟，故次《墨子闲话》，文莫正于甲古宗彝，故作《古籍拾遗》。其父琴西公（衣言），生平尽力表彰故乡的永嘉学派一宋以来浙东学术的重要支派，其主旨在于继承中国历代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二者，以国事为己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这对于仲容先生以后的治学思想及目录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仲容先生的书目工作实践开始得比较早，并且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笺迻》和《温州经籍志》较为著名。《笺迻》的分类体系完全依从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只是在解题、著录方面有些改动。 继《笺迻》之后，先生又编纂了《温州经籍志》。这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地方文献目录，三十六卷，于国民十年，（1921年），由浙江公立图书馆刊印。 先生研究了《四库全书总目》、《经义考》，《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目录的得失，进而提出本书的编制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利于一个地区风俗、政教的流传。先生十分重视政教的作用，曾谓：“舍政教而议富强，犹泛绝港而薪至于海也。”两浙正是人文科学较发达的地带，而温州则是文人会萃之中心，前代所编的艺文志都已散佚，因此很有必要重新编一个《温州经籍志》，来记载当时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先生编纂此书。 《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记载了唐宋元明清一千三百多人的著作，一个府的经籍志达到如此大的规模，是罕见的。“其部居分合出入，一遵《四库书目》，编纂义例，则多本马氏之书。马书（即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没有的，则依从于朱彝尊《经义考》之体例。 分类体例大致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同，但稍有改动。这些改动是为了适应其地方文献目录编纂的需要。一方面，先生扩充和增设了一些类目，如：将原来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占不到一卷篇幅的“地理类”扩充为三卷，以容纳大量的关于这一地区地貌、气候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文献；将原占不到一卷篇幅的“儒家类”扩充为二卷，这主要是受了他经学思想的影响；将别集类大大地扩充，特别是宋，明、清三代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文献中大量的是别集而不是总集；增设“政书类”以容纳这一地区官制沿革的有关文献。另一方面，先生删去和压缩了一些类目。如：将“兵家类”、“法家类”，和“医家类”合为一卷，以使“儒家类”更为突出；将“农家类”删去，这是不合理，因为地方的农书数量很大，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杂家类”删去，这由于在地方文献中，这类文献很少。 另外，先生还特别增加了外编（上，下），来容纳地方志及其注释文献，这充分体现出地方文献目录的分类特点。其《序例》中说：“然主客之间，当有珍域，而温州旧志，并与本郡著述相厕，尤为无例，今别录为外编一卷，以为搜讨旧闻之助。”最后一卷“辨误”，是用来容纳一些考证文献的。又说：“则姑为缀录，以挨参定，凡此诸类，旧存今削者，更加疏证，别为辨误，庶知刊刻有由。异于逞肊弃取。” 《温州经籍志》每书下面有解题，但没有类序，其曰：“今之写定，辄为更张，大抵每书之下，叙跋为首，目录次之，评议之语，又其次也。其有遗事丛谈，略缀一、二，苟地志已具，则无贵繁征。（凡通志，府县志有传者，并不复详其事迹。）”这种序跋十目录十评语十（轶事）的排列次序体现了先生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并且大致规定了解题的内容及其先后。这样做法，作者易写，读者易读，实为可取之处。当然先生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每本书的具体情况有所变通的。 先生在编纂书目的过程中，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每制定一个著录规则，都要引证前人是怎样做的，自己的做法哪些是沿用前人的，哪些是有所发展的，有时甚至要考证一下某一著录方法的最早使用者，发展过程及其作用，这为我国古代书目编纂方法的总结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温州经籍志》保存了大量的温州地方文献目录，为今后整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为温州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 仲容先生对目录学理论没有系统地阐述，只是在他编纂书目的过程中，当他采用某种目录方法时，简单地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作用，暂时可看作是先生的目录学思想，当然这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首先，先生通过对以往书目分类演变的分析，将其与地方文献目录进行比较，择善而从。《序例》中曾说：“刘略班艺，类分以六，厥后，荀勖创四部之名，王俭树七志之目，分别部居，襍而不越。胜朝地志，所纪艺文，多以人次。义类纷外，实乖史裁，盖经艺异轨，史子殊原，不有区分，易资考证，故此编分类，一遵四部，至于子目分合，古录多殊。惟乾隆四库总目辨析最精，配隶尤当，今之编纂，实奉为圭皋焉。”先生分析了六分→四分→六分与四分并存→四分的发展过程，进而阐述了《四库全书总目》“辨析最精，配隶尤当”，因此择善而从。 第二，先生对目录记载存佚的起源及其发展进行考证。先生认为目录之记载存佚，开始于唐代智异的《开元释教录》，而后朱彝尊《经义考》沿用这种方法，并且有所发展，增加为四种情况，即：存、佚、阙、未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先生认为不能完全照搬朱氏的做法，必须有所变通，因此，他对这四种情况在内容上进行区分。“凡明时有刊本者，虽国清朝诸目未经著录，夹注未见；又黄氏《千顷堂书目》所收明人书至博，然多存虚目，不必真有藏本，虽时代匪遥，其不详卷帙者，并注曰：佚。” 第三，先生对于前人著录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的编者情况提出异议。先生以为官修书目及史志多出于众家之手，按理不应仅属某一人的成果，只写主修，监修人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凡遇此类书，不予以著录编者。 第四，先生对《经义考》及《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著录方法十分推崇，并适当地采用一些其他书目的方法对其进行补充，完善，进而提出解题的内容及其先后次序的问题。先生认为《经义考》的优点在于其纪录的内容多引自史志目录，而史志目录一般说来是比较可靠的。“实事求是，此为精例。”于是先生在编繁书目的过程中，广泛搜寻，严格审查。“凡隐篇秘籍久无传本者，苟著前录，悉注行间。” 在某一时代下，怎样排序，《经义考》处理得不太得当，先生依《千倾堂书目》自以科第生卒为序的排比方法加以变通，而形成自己的做法“悉依举人头名为次。” 关于解题的内容及其先后次序问题，曾说：“写录之次，马朱互异，贵与禅心旧录，故叙跋晃陈之后；锡鬯博综佚闻，则传状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条，未为允协。” （四） 当然先生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比起稍后的梁启超，或许少了一点创新的精神，并且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保守的。例如：将“农家类”删除，把“天文算法类”、“数术类”，“艺术类”合并，这不能适应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相反，将“儒家类”扩大，完全不顾及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设置这一类目。但是，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生是一位晚清的目录学家，他所编纂的书目及其目录学思想，为后人研究晚清目录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注释： [1]见张其昀《孙诒让之政治思想》 [2]参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 参考文献 〔1〕孙诒让著《温州经籍志》浙江公立图书馆民国十年刊印 〔2〕孙诒让著《四库简明目录笺迻》《浙江学报》1947年1卷1期 〔3〕张其昀《孙诒让之政治思想》同上 〔4〕钱南扬《孙诒让传》同上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原载：《新世纪图书馆》1985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