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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从汉代《七略》到清代《四库》这段历史，许多图书分类学教科书把它称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发展史，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一般的普通目录学教科书则把它称为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也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这样，随之而来的是，在图书分类学教科书上，把《七略》称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图书分类法”；而在普通目录学教科书上，又把它称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对此，人们不禁要间：认《七略》到《四库》这段历史，究竟是分类法发展史，还是目录学发展史？《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还是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中国的图书分类法究竟始于何时？又始于何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先从文献分类与书目分类的关系谈起。 文献分类与书目分类的联系与厅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二者的分类对象都是文献。其区别在于：书目分类仅局限于书目本身所收录的文献；文献分类则指所有的文献。2、二者的分类标准都以文献所反映的学科内容为主要标准。其区别在于：文献分类除采用主要标准外，还需要依据一些辅助标准。3、二者都需要有一个分类体系。所不同的是：书目分类体系必须依赖于和依附于具体书目，不同的书目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分类休系；文献分类体系则是独立成册的图书分类表，它往往适合于任何文献的分类。4、二者的职能都是检素文献。所不同的是：书目分类的作用主要是供检索该书目所收文献，它相当于一书中的“目次”，文献分类的作用主要是供检索一馆所藏文献，它好比是书库中的“钥匙”。总之，书目分类就是根据书目所收录文献的知识内容与特征，分门别类地组成分类体系，以便通过这个分类体系来检索书目所收文献，而文献分类则是以图书分类表为工具，以文献分类原则为依据，按照文献所反映的学科属性及其它特征，分门别类地组织和检索文献。因此，文献分类与书目分类既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区别，有许多不同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从《七略》到《四库》，不能算作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发展史，而应是中国古代书目史或书目分类史；《七略》也不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图书分类法，而是我国最早的书目或书目分类目录。至于我国的图书分类法究竟始于何时，又始于何法，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作为一部图书分类法，必须具有以下属性：1、它必须是一部类目的汇编，把成千上万个表达事物概念的类目，按照一定的原则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2、它必须是一部类月的排列表，把成千上万个表达事物概念的类目，根据一定的组织原则，用标记符号排列起来，成为类目一览表。3、它必须是独立成册的用以类分所有文献的工具。 上述图书分类法的三种属性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以此来衡量1917年由沈祖荣、胡庆生编制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就不难发现：1、它完全具备图书分类法的属性，是一部图书分类法，而不是一部书目或书目分类目录；2、它是“第一个为中文书而编的新型分类法”（杜定友著《图书分类法史略》，载《图书馆工作》1957年第8—9期合刊），在我国文化史上，至今还没有发现比此法更早的图书分类法。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图书分类法起源于美国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是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编制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而不是汉代刘歆编撰的《七略》。 最后，还要提及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们把《七略》、《七志》、《七录》、《晋中经簿》、《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古越藏书楼书目》、《南洋书目》等，都作为；我国的图书分类法加以研究，那么，对于1924年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1926年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1933年的《图书总目》、1935年的《全国出版物总目录》、《（生活）全国总书目》，以及解放后编辑的《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国外科技资料目录》等等，为什么又不作为图书分类法加以研究呢？原因很简单，前一部分乃属于名人所言，书上所写（虽然上述两部分都是书目而不是图书分类法）。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当实事求是，通过对“实事”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图书馆学系） 原载：《图书情报知识》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