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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籍举要》“指约而易循，事简而功多” [2] 龙启瑞(1814—1858)，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翰臣，又字辑五。清后期古文名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科状元。中式后，授翰林院修撰。后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通政司副使、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等。《经籍举要》一书即是龙启瑞1847年任湖北学政时，因“湖北人士知礼尚文”而编写此书“专以根柢之学振之” [3]。初学者在如何读书，读什么书问题上，往往易陷入盲目而不得要领。龙启瑞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而首创了举要书目，对初学者进行读书指导。 《经籍举要》是为诸生尤其是初学者读书而编，故简约实用是龙氏编书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从收录的书目来看，经部72种，史部39种，子部33种，集部32种，附录中约束身心之书11种，扩充学识之书7种，博通经济之书6种，文字音韵之书9种，诗古文词之书10种，场屋应试之书3种，全书收书共222种(即便包括袁昶增补也仅为250种左右)，仅为《书目答问》的十分之一多点。同时代的经学家、版本学家邵懿辰“诋为简略”[4]，后袁昶在增订刻印《经籍举要》时力辟，“学人手此册要目，苟能尽通之，则能如东坡所云，‘八面受敌，显处视月之广，往往不若中牖中窥日之精’。恶得以比部(即邵氏)一时偏宕之言为口实邪。且比部晚年作《检书图记》，何尝不亟亟求提要钩玄，以约为归乎” [5]，“指约而易循，事简而功多”，“由其概以求其详，则有蜀刻之《书目答问》在，进而求之可矣” [6]。发龙氏所未发，袁昶短短数语即道明了《经籍举要》的精妙之处，也使《经籍举要》与《书目答问》间的内在联系清晰示人，使人们真正认识到《经籍举要》是诸生读书入门的初阶。对此姚名达也有同感，《经籍举要》“择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示读书法”，“颇合初学之用”。[7]对此龙启瑞也是这样看待自己所编书的，“若夫鸿博之君子，则是编诚无足道” [8]，但对于诸生却是有益的，“今以三年大比计之，诸生于此等年分自不能不以十分精力专注举业，无暇更及群书。若遇间年，正当于此时讲求根本之学。根本既立，则举业乃其枝叶，自有畅茂条达之象” [9]，而其“所举各书皆於诸生有益，所宜置之案头以备观览，其为目多而不繁，简而不漏。由此扩而充之，可进于博通淹雅之域，即守此勿失，亦不至为乡曲固陋之士”。[10]这正是龙启瑞编此书的用意所在。 在《经籍举要》所收的二百余种书中，有五分之四是清以前的著作，五分之一是清代著作。其所收录清代著作中又基本上是清中期以前的，与其同一时代的著作无一提及，这也暴露出龙氏厚古薄今的思想。即便是后来袁昶的增补也未有太大的变化。 该书编纂意图明确是其一大特色，但这也暴露出其不足。梁启超曾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 [11]而龙氏以举业为目的，在介绍经、史、子、集书之余，未有涉及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方面。此外，有人指出，作为桐城派名家，龙启瑞注意推荐本派权威人士，如方苞、姚鼐的著作，反映出其在书目中学术倾向过于明显。事实上，全书所收桐城派书目也仅数种，在全书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故此种观点有所偏颇。 些许不足并不能影响到《经籍举要》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与价值。“书籍繁多，初学每苦不得要领，故举其要目，俾易着手，亦目录学之任务也。宋张洪齐熙辑朱熹言论为《读书法》略有此意。然尚无书目。” [12]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则是在此领域作了初步的尝试，虽不算为出色与成功，却为后来的举要目录学工作奠定了一初步的基础。袁昶誉“其用意平实，教人易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3]，这实是对《经籍举要》最贴切的评价。 2 在四分法的基础上略加变通，更富于指导性 汉《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群书分类目录，它把群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为我国文献典籍的分类开创了“六分”的先河。魏晋之际，又出现了四部分类法。唐以后，历代官修目录和大部分私家目录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分类法。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官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使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更趋完善，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它的学术地位。 《经籍举要》在分类上继承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全书所收书目分列至经、史、子、集四部之中，但是不设子目，这也是符合其简约实用的宗旨的。作为导读性举要书目而非藏书目录，过细的分类只会使初学者眼花缭乱而不知所措。而且也正是有鉴于导读这一特性，龙启瑞虽在分类法上有着不同看法，也还是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来编写。譬如子部，龙氏就认为，“宋五子以后诸儒之书，原不当与老庄、诸子并列，兹谨照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归之子类。因体例取其简要，复不能分儒家、道家之目，特以时代后先叙列如此，读者自能分别观之”。[14] 作为导读书目，《经籍举要》于四部之后，又附录了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等六种书目。后来的《书目答问》在四部之外也设了“丛书目”和“附录目”恐怕也是有鉴于此。从《经籍举要》所列的这六种书目来看，大多都可以分入到四部之中。如博通经济之书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可入史部，清储欣《唐宋十家文》可分入集部。而龙启瑞要将这些书目分列出来，也进一步表明了该书是为初学者和科举而编写的特殊意图的。约束身心之书有11种，其中含有《司马温公家范》、《书仪》、朱熹《宋名臣言行录》、陈宏谋《五种遗规》等，“常置案头，可以束身寡过。虽不能邃至于圣贤之域，而不流于不肖也”。[15]可见作为封建官僚，龙启瑞还是十分重视对诸生的思想教育与规范的。而专列七种扩充学识之书，则是缘于“学者读书最忌见闻荒陋，用以作文，必无精采，安能出人头地。苟于此融会贯穿，庶可无村秀才之诮矣”。[16] “场屋应试之书”则是为应试读书之用，“诸生今日莫不以场屋应试之功为急务。而所载之书止于三种者，以根柢之学全在经史之中。经史既明，则酝酿深厚焉。有用以为应试之学而不工者。故登此数者，以为举业之准绳。” [17] “今士人既以时文试帖律赋为进取之资，岂宜苟且从事，以自欺欺人者。若乃以枵腹学古人，而徒袭其貌，以粗才为议论而不守其中，由兹见斥，适无足怪；又况平时有不殖将落之患而临场思以诡，遇得之奸伪之人，天必不福。然则平心静气，光明磊落，乃诸生读书养气之根源，而亦举业之先务也”。[18] 从分类来讲，龙氏没有突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且附录的设置也有待商榷，但这种新形式却给后来者编写举要书目开阔了思路。 3 颇合初学的编撰体例 于书名之下间附简单提要，足以体现出《经籍举要》的导读性。其提要含有以下几个方面：(1)概括学术源流，如《廿一史》，龙氏略述二十一史。然后进一步阐述二十一史衍变为二十史的概况，使初学者对于正史发展的脉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2)揭示图书内容，评论图书内容的得失，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此书凡采子夏易传以下三十五家之说，专以发明汉学。盖其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与王弼、韩康伯扫弃旧闻，独标新解者，用意各异，乃讲易之书之最近古者”。[19]如清李文贞(光地)《周易通论》、《周易观象》，他认为，“文贞于易学最深，故其书皆自抒心得。又发明晓畅，足为初学津逮”。[20]而方苞《周官集注》“训诂简明最便初学”。[21]这对于初学者也具有极好的指导与参考作用。(3)交待成书背景，如《钦定四书文》，“乾隆元年，命侍郎方苞选定有明制义四百八十六篇，国朝制义二百九十七篇，都为一集。乃时文之极，则不朽之盛事也”。[22]又如《近思录》，“朱子与吕祖谦同撰取周子、二程子、张子之言，择其切要者著于篇。淳十二年，叶采为之集解，始表进于朝。近人复辑为《五子近思录》，采朱子之言以继四子之后。所择未精于叶氏，旧注复多去取，不如原本之简明，惟江慎修氏注者为善”。[]23 (4)反映版本情况，如《黄山谷诗集》，他推荐任渊注本、武英殿聚珍板本、翁方纲合校内外集别集本、别集史容注本等，又如《陶渊明集》有陶澍刻本，江州草堂本，《十三经注疏》有汲古本、阮刻连校勘记本、殿本有名圈并校勘等，以此指导初学者选取好版本读书。(5)指明出处，以便读者寻求，如方苞《周官集注》“无单行本，见《望溪全集》中”。[24] (6)交待特殊类例的依据，如《国语》、《战国策》的编排入书是依《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归入杂史，而非依时代而排。 此书是为初学者而编，故在书中龙氏也往往穿插一些读书的方法。如“《十三经》乃学问文章之根柢，必须精熟贯通，异日立身行事，读书作文，处处方有把握。然学者才质敏钝不同，兼习原非易事，莫若随其性之所近量力专习一经，一经既毕乃及他经。果能融会贯通，则一经亦自可以名成业。汉世诸儒多以专门名家，昔人教子弟各执一艺亦此意也”。[25]于经书如此，于他书亦如此，“仿读经之例，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习之，有志圣贤者，宜先读宋儒义理之书，留心经世者，宜博观诸史”。[26]对于史书的学习，他说：“全史浩博，终身浏览亦不能尽。且卷帙繁富，寒士岂能家有其书，而《史记》为历代文章之鼻祖，班书实后世国史之权舆。斯二者定当熟复。至若范书之取材宏富，陈志之用笔简严，李延寿则号称良史，欧阳公则长于叙事，《明史》时事去今最近，观胜国之所以亡即知本朝之所以兴，尤足为考证得失，通知世事之助，皆学人所当先务者”。[27]这也是给学生一个读书捷径。他还谈到：“学者既不能读全史，则是书首当寓目。苟能于此卒业，则古来得失，善败之故，固了然于心目间矣”。[28] “愚谓今日诸生读史必须手边置一记，随其所得分类记之。记古人之嘉言懿行，则足以检束其身心；记古人之善政良谋，则足以增长其学识；以至名物象数，片语单辞，无非有益于学问文章之事。当时记录一过，较之随手翻阅，自当久而不忘，且偶尔忆及与蓄疑思问，其检查亦自易易，此为读史要诀，诸生所宜尽心”。[29]这些方法在当时是实用的，在今天也仍有其一定的实用价值。 4 小结 简约实用为龙书之一大特色，纵观全书处处无不体现出便于初学的宗旨，因此在择书过程中他多有取舍，“未经颁发者，外间书坊亦无其本，非诸生所能购置，今故不敢以著于录”。[30]如《钦定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卷帙浩繁，坊间难于购觅，诸生异日读书中秘，自能窥美富之全，兹亦不复及焉”。[31]但龙书在提要、方法等方面过于简略，于初学也还是有诸多不便的。 《经籍举要》未能获取如《书目答问》的巨大影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能反映出时代变革的要求。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面对现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的清王朝的腐败与封建文化对中国发展的阻碍，于是以民族忧患意识和开放世界意识相表里的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开始在一部分中国人身上觉醒，以不同方式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专制，改革封建弊制。《经籍举要》一书虽成书于1847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数年，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书中却没有任何的反映。鸦片战争后虽有倡言西学者，但清王朝及各级官吏对此却无动于衷，并对中西人士间的文化思想交流防范甚严，再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鄙视科学、崇尚儒术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习惯势力对人们的思想的束缚还没有很快消退。而作为封建官僚，龙启瑞必须为其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竭尽全力，这也就大大地限制了《经籍举要》。 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反对崇尚空疏，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这也是鸦片战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想，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如魏源就写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自强自救运动，它也标志着中国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和西洋观念都发生了转变，这也给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接受环境和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所有这些为1874年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发展和思考空间。 虽然《经籍举要》在价值、地位等方面逊于《书目答问》，但是作为我国首部举要书目，其开创之功足以在清代，乃至整个目录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 龙启瑞.经籍举要[M].中江讲院重刊本，光绪癸巳仲冬 （2）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民国丛书第一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9(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 （3）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4）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5） 房列曙，木华.中国文化史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6）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7） 潘玉田，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8）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 张家，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89 （10） 冯杰，孙晓梅.我国最早的推荐书目———《经籍举要》[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3(6)：86~87 （11） 黄强.论我国现存最早的推荐书目———《经籍举要》[J].图书馆界，1989(3)：41~42 （12） 信汝成.龙启瑞和他的《经籍举要》[J].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12)：38~39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民国丛书第一编 47)上海书店，1989(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420页。 [2][6]袁昶：《再跋·经籍举要》30页。 [3]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1670页。 [4][15][13]袁昶：《跋·经籍举要》25页。 [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419页。 [8]龙启瑞：《经籍举要》21页。 [9][26][31]《经籍举要》20页。 [10][18][30]《经籍举要》19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19页。 [1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418~419页。 [14]《经籍举要》11页。 [15][16]《经籍举要》14页。 [17][22]《经籍举要》18页。 [19][20]《经籍举要》2页。 [21][24]《经籍举要》4页。 [23]《经籍举要》13页。 [25]《经籍举要》1页。 [27][28]《经籍举要》7页。 [29]《经籍举要》8页。 作者简介：林艳红，女，硕士，中级职称。现任职广西桂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2) 原载：【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