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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变动既剧烈又频繁，中国学术史也在此时发生了裂变，尤其在晚清进入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转型时期，这种学术转型的外在标志是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构建，表现出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框架建构的一套包括众多知识门类、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系统逐渐由西方近代以“科学”为类分标准建构起来的新知识系统所替代，传统的“四部之学”演进为近代的“七科之学”。在此期间，部分开明的私人藏书家为了容纳新学西书开始创新图书分类方法，编写了符合新的知识系统的藏书目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绍兴藏书家徐树兰所编写的《古越藏书楼书目》。该目录应藏书建设的需求尝试将中西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融合到一起，创建了一种有利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构建的图书分类法，形成了中国近代早期图书分类思想。“这种典籍分类之演化，不仅仅是改变典籍分类法之简单问题，而是从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以学科为主的西方知识系统转变之大问题。”[1]由此，加快了学术演变的发展步伐，推进了中国知识系统的构建。考察《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法的创新将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如何逐步融入到西方近代的知识系统中，掌握四部之学知识系统向近代新知识系统演化的重要线索，从一个侧面揭示晚清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 1 学术转型与藏书建设思想 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学术转型，传统学术门类发生分化，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初步建立起近代意义上之学术门类，构成新的知识系统———“七科之学”。所谓“七科之学”指按照学科标准以文、理、法、医、农、工、商七科为骨干建构起来之知识系统。“七科之学”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最新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学科门类，它的形成也表明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在近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学术转型不仅导致中国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发生变化，而且还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面对这些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的西书，中国学者感到困惑，因为当时所用的四部分类法无法反映这些西学书籍的性质和内容。于是，他们开始探索变通之道，有的学者尝试在适当调整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将西书纳入中国以四部为框架的知识系统，如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代表的分类目录；有的学者意识到四部分类体系已经无法包容蜂拥而来的西学书籍和西学门类，必定要打破四部分类法，按照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来类分图书，构建近代中国新的知识系统，如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为代表的分类书目。然而，上述这些书目所揭示的对象仅仅是翻译成中文的西书，并未涉及中国传统书籍，真正迫切要求创建一种能够类分中、西书籍的是一部分私人藏书家。 以徐树兰为代表的部分私人藏书家，顺应近代学术进步和学术分科发展的潮流，对藏书楼的功用作出新的考察，形成兼收中、西书籍的新的藏书建设思想，又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缘故，积极创建包罗中国传统书籍和西学书籍的新分类法类分图书。徐树兰在创建古越藏书楼的过程中就以藏书建设思想指导图书收集、整理等工作，他说：“学问必求贯通，何以谓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2]可见，徐氏的藏书建设思想的核心为“‘古今中外’藏书‘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这一思想完全与古越藏书楼“一曰存古；一曰开新”的创办宗旨相吻合，显然，徐氏认为要使古今中外学问贯通，藏书必须兼容并纳，摒弃任何方面的藏书都不能完整反映近代中国知识系统和学术发展的现状，更无法开展学术研究。同时，徐氏敏锐地感受到西方“新学”、“新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冲撞和影响，所以，在《古越藏书楼章程》严格规定了藏书范围：首先，“凡悖理违道之书，一概不收。”其次，“凡已译未译书籍一律收藏。”这是由于“已译者供现在研究，未译者供将来研究及备译。”再次，“各书之外，兼收各种图画，类别为三：曰教科画；曰地图；曰实业图。又收各种学报、日报，以资考求。”“徐树兰的‘古今中外’藏书‘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的思想在20世纪初的确是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从目前可考的史料来看，徐树兰大概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这种藏书建设观念和图书馆思想的人。”[3]不过，“古今中外”之学“务归平等”的理想还要通过藏书分类来实现，假设藏书楼7万多卷藏书没有进行分门别类管理，没有编制分类目录，那么，不管是读者还是管理者都无法做到迅速、准确查阅所需图书，更谈不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何况，藏书楼收藏了许多的教科书、地图、报纸和科学仪器等也要通过藏书目录才能全面、系统反映出来，这就迫使徐树兰采用一种能够包容中国传统学术知识和近代学术知识内容的分类法类分藏书。 古越藏书楼创建时期，徐树兰类分图书、编制目录时所碰到的难题，表面上是处于西学书籍增多，无从类分的境地，实际上是学术转型中，中国传统知识受到严峻挑战，并被逐步解体，最终融入中国近代知识系统中的表现。学术转型中近代知识系统的构建对私人藏书家藏书建设思想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藏书家兼收中、西书籍的藏书建设又促使他们采用新的分类法类分藏书。 2 分类法创新与中国近代知识系统构建 在古越藏书楼创建之初，徐树兰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时务五部”，[2]后来受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将图书分为学、政、杂三个部类的影响，改为“分二类：曰学部；曰政部”。[2]因而，《古越藏书楼书目》在学部与政部之下设48个大类，大类下还设290个小类。（1）学部专收理论方面的书籍，有：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四书学、孝经学、尔雅学、群经总义学、性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天文算学、黄老哲学、释迦哲学、墨翟哲学、中外各派哲学、名学、法学、纵横学、考证学、小学、文学上、文学下，共24类。政部专收史学及有关实用方面的书籍，有：正史兼补表补志考证、编年史、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谱录、金石、掌故、典礼、乐律、舆地、外史、外交、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美术、稗史，共24类。从学理和实用两大部分类分全部中西书籍的做法完全突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后人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古越藏书楼书目》不用‘四库’法，将所藏书分为学、政两大部，新旧书籍使用一个分类表，真正打破了‘四库’法的传统。”[4]之所以要把藏书归为两类，徐树兰这样解释：“明道之书，经为之首，凡伦理、政治、教育诸说悉该焉。包涵甚广，故不得已而括之曰学类。诸子，六经之支流，文章则所载道，而骈文词曲亦关文明、觇世运，故亦不得蔑弃。至实业各书，中国此类著作甚少，附入政类中。”[2]《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法创新的初衷虽然是为了类分中、西书籍，但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学术体系的整合，有助于近代知识系统的构建，至少从以下两方面说明图书分类法的创新与近代知识系统构建之间的关系。 第一，《古越藏书楼书目》变化之一就是在学部24类前均冠于“学”，并将各部细化。子目细化的目的是将中西学术门类混合起来，从而打破四部之学的范围。书目将经部的《易》、《书》、《诗》、《礼》、《春秋》改为易学、书学、诗学、礼学等，把子部转化为哲学，把道家改为黄老哲学、佛家改为释迦哲学、墨家改为墨翟哲学，将先秦名家改为名学、法家改为法学，至于集部也改为文学、考据学等。这些改变意在扩展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范围内的学问，使传统的知识系统能够容纳生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西学，最终达到将中、西书籍统一归类的目的。其结果加快了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简称为“四部之学”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分化、解体，最后发展成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由此，表现出学术转型的最初形态；表明了随着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分科原则及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必然逐步解体，并被消融在近代西方知识系统中，随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得以构建。 第二，《古越藏书楼书目》将藏书楼古今中外的书籍归并一起，统一分类，体现了中外学术的平等，这种平等意味着藏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面临转轨，从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知识系统转向近代西方以学科为框架的新知识系统，要求有一个能够反映新的知识系统的分类法类分中西书籍。表面上看，徐氏将“四部”分类体系下的书籍归并到西方近代图书分类体系中，实际上是其力图将传统的知识逐渐融入到近代知识系统中，这一过程就是近代中国知识系统构建的过程，因为它体现了中国知识系统从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以“学科”为主的新知识系统转变的重大问题。藏书楼书目的创新反映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创立的渠道：一是转化之学，就是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主要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的学术门类，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等；二是移植之学，就是直接把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来，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匮乏之学术门类，如近代数、理、化、生、地等门类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毋庸置疑，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过程，既是中国传统知识逐步解体的过程，又是近代中国知识系统建立的过程。《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法的创新是学术转型过程中的最初形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对晚清学术转型产生了推动作用，最起码表达了前后两种学术的研究对象及范围的差异与变化。此时图书分类法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知识系统逐渐从古典形态转向近代形态的复杂历程。 当然，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法的创新仅仅是将中学纳入近代知识系统的初步尝试，从一个视角揭示学术转型的轨迹。由于徐树兰对传统学术与学术分科内在逻辑结构没有系统的研究，结果造成某些分类混乱的现象，如将“《三教总论》附入释迦哲学”。[5]尽管如此，《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法创新之举仍然是顺应了中国学术转型的历史潮流，而且为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构建做出积极的贡献。因而，后人作出如此评价：“将西学与中学书籍并列，将中西学术门类混合起来，突破四部之学的范围，创建新的知识系统，已经成为清末中国学者比较自觉的意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体系中明显看出。”[1] 注释：（1）有的学者认为《古越藏书楼书目》有两本，第一本出自徐树兰之手，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和时务五部，该书目已经失传。第二本出自冯一梅之手，将藏书分为政、学两类，且出版时间稍后。其依据是《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中的徐树兰本传的记载。见高学安：古越藏书楼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第122页。这种说法与《古越藏书楼章程》不符，《章程》第三章写明书楼分为两大部。而《章程》公认出自徐树兰之手，“这个章程是楼主人‘参酌东西规制’，亲手制订的。”（出处同上）所以，笔者赞同程焕文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徐氏本人将藏书分为两大部。 参考文献： [1]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上海：上海书店，2004 [2]徐树兰.古越藏书楼章程[A].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秦利群.中国近现代图书分类法发展历程[J].晋图学刊，2007（2） [5]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M].上海；北京：中华书局，1937 作者简介：陈林 女，1963年生。图书馆学系副教授，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原载：【《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