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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是由晚清社会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所决定的。西学输入既冲击了封建专制的根基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又催生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出现和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潮流。在这种氛围中问世的《西学书目表》顺应了这一进步的历史潮流，有力推动了“西学东渐”的步伐，成为鼓吹戊戌变法的一支号角，对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对“西学东渐”与《西学书目表》的相互关系做初步探讨，有利于深入了解《西学书目表》的著者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和《西学书目表》在中国文化嬗变与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文化价值与思想启蒙作用。 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化典籍之丰富是有稽可考、有目共睹的。中华文化曾远播世界五大洋，令欧洲人惊叹不已。然而，世界历史始终是在运动的不平衡状态中向前发展的。中学西播的同时或间歇中有着西学东播运动，在明末至晚清的三百年间，就有过两次西学输入的运动。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来华标志着第一个阶段的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闭关政策，其间持续约二百年。此阶段西学输入的主要特点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且是被动地由传教士携带而进入中国的。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是西学输入的第二阶段，即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与第一次西学输入相比，“西学东渐”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而且“西学东渐”的依靠力量不再是传教士，而主要是中国人，即晚清一部分开明士大夫、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等阶层逐步推动的。在内容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西学东渐”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知识眼界，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就为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问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1.“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人的民族觉醒，使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救亡图存思想深入人心，为《西学书目表》问世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正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鸦片战争失败后，晚清日薄西山，再到甲午失利，其腐朽与无能更加暴露无遗。国难当头之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1]（P1359）梁启超顺应这一进步时潮，成为新学的积极鼓吹者，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现已移戈东方，瞵其鹰目，诞其虎口，“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2]（P25）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唤醒国人的爱国意识，即要用西学改造中国的旧学，“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3]西学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就会产生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中国就不会亡，这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教训而得出的结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广泛范围内引进西学，不仅创办报刊，组织学术团体，介绍西学西政，而且译述西方思想家的先进政治主张，将西方最锐利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引入中国学界。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眼中，西学宣传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他们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服务，以期建立与西方类似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2.“西学东渐”促进了近代中国译书事业的发展，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创作提供了可靠的素材来源。 西学东渐的途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输入媒介应该算是译书，“人耕我获，天下之便利无逾此者。”[4]（P101）西学东渐，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随着中国社会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呈现不同的旋律；西学的形象，由夷学到新学到救时之灵丹妙药，深受国人的青睐。只有译书蔚然成风，才能使中国人接受“西学”，才能为译书目录的不断出现创造有利的条件。中国近代译书的数量也从小到大、由少到多，内容从单纯教义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无所不包，质量也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译书群。为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善后之策”和“御夷之方”，从1840到1861年间至少有22部介绍夷情的西学著作和译著在中国出版，包括林则徐组织编写的《四洲志》、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洋务运动开始后，西学译介局限于兵法工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局限于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等政府性翻译机构，局限于在上海、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的竞合完成，实质上只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延伸。但译书仍然取得一定的成就，“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5]（P315）仅江南制造局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刊出了108期。又据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78年编的《译书事略》，此间译书包括算学测量24部、水陆兵法24部、工艺21部、化学6部、地学5部和宗教译书单行本，之外极少社会科学类译书。然而，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国人的民族观由求强求富转向救亡图存，开始重新审视学习西方的路径：“夫政法者，立国之本。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译入。”[4]（P103）西学输入由介绍西方科技书籍转向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从1904年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中知，居前的译书主要是社会科学类，有史志125部、法政70部、学校48部、哲理34部、兵制32部、理化21部。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远见，尤其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启蒙努力，使译书成为戊戌变法前中国特有的一大文化现象。正是在大量译书出现的基础上，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诞生才有了可靠的素材来源。 3.“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学者梁启超，以较好的中西学素养和维新强国的理念，促成《西学书目表》的应运而生 梁启超生性聪慧，四五岁便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六岁甫满便入私塾，学习比较系统的历史人文知识，“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文”，[6]（P375）以致十一岁时便考中秀才。此后他入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四年，深得经史子集和词章训诂学的熏陶，眼界大开，学识日进。这些为梁启超日后学术的突飞猛进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1889年他赴广州乡试，结果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时年17岁，可谓少年得志！ 1890年梁启超购得《嬴环志略》，首次接触到西学，开启了他通向世界的思想大门。随后拜入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门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一生学问之得之，皆在此年。”[7]（P1204）作为康门最得意的弟子与助手，他曾协助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政治著作。不几年，梁启超所学远远超过八股老调和词章训诂之类旧学，今文经学使他获得了变革的思想武器，欧风美雨使他开始接纳世界大势，使他关心祖国前途和民众命运。至此，梁启超已然由一个普通的封建士子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他人生道路上极具决定性意义的跨越。 甲午战败，民族矛盾激化，高涨的改良主义浪潮把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公车上书”虽未达于光绪帝之手，但维新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重视。1896年4月梁启超受邀到沪，同汪康年、黄遵宪共同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时务报》成为当时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喉舌，它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表了许多批判封建制度、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其中发表于上的洋洋万言的《变法通议》，吹响了维新变法的号角，也使梁启超名重一时。为使译书成为真正传播西学的载体，梁启超精挑细拣，将“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余种”、“乃为表四卷、札记一卷”，[3]即为《西学书目表》，于1896年9月全文陆续在《时务报》上发表（时务报馆石印线装本现由北京图书馆珍藏），后又出版单行本，收入《慎始基斋丛书》中（《质学丛书》册八册九也收录《西学书目表》全文）。《西学书目表》是收录1895年前二十余年间的西学译书的总目，成为梁启超架在介绍西学、开迪民智、宣传变法之间的桥梁，集中反映他的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和“博观而约取”“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的目录学家风采。这两者有机结合，使《西学书目表》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目录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 本着严谨治学的学术态度和提倡西学的政治思想，年轻而有才华的梁启超在24岁那年（1896）发奋著就了《西学书目表》，与稍前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一文，构成了本年度他极有力的学术和政治言论。无可讳言，《西学书目表》是梁启超在对中西目录学潜心研究基础上尽心著就的一项成果，它由序例、《表》文、导读法三部分组成，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以独到的目录学见解为纽带，编纂精致，义理透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同时，《西学书目表》的基本内容揭示出译书的文化形式在中国近代的发展状况和主流表象，也有力地说明“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嬗变和近代化进程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1.《西学书目表》总结了1895年前的中国近代译书成果，为“西学东渐”制造了积极的舆论导向。 《序例》全文2200余字，主要论述了《西学书目表》刊行的起因、所录译书的来源、著书动机与目的以及编纂体例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类似现代著作的“绪论”、“前言”或“导言”之类的卷首语，这些内容无疑起着对《表》的导读功能，体现了梁启超当时的政治观和学术水平。序例实际上是由“序”与“例”两部分组成，“序”阐述了撰述的动机与目的，“例”表达了编纂的理论与方法，而前者为重，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照应，是学术思想对政治信仰的共存，两者相合一体，深刻反映出梁启超利用书目宣传西学、力促变法自强的爱国情怀和斗争策略。 《西学书目表》的主体分成学、政、杂三卷，其中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有13种，曰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有10种，曰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有5种，曰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主体之外，又将通商前西人译著之书、今译未印之书和中国人所著言外事书，“掇拾荟萃，名为附卷”。据《时务报》馆本的统计，《西学书目表》收录“学”类之书130种，“政”类之书168种，“杂”类之书54种，附卷收书293种。所辑录的西学著作，始于咸丰五年（1855）迄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跨40余年。西学书目主要选自制造局、同文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和格致汇编等的版本，其中制造局版本的译书最多，总数有121种，占总体的三分之一强，格致汇编本有43种，益智书会版有35种，广学会版有24种，同文馆版有15种，其他各类版本的就愈少。此外这些译书大多是由在译馆中从事翻译的中外人士单独或合作完成的，其中中外合译的达130部，而国人单译的极少，仅有20部。著名译者有徐寿、华衡芳、傅兰雅、丁韪良等人，其中收录傅兰雅的译作最多，达122部（而他单独翻译的有56种书）。可知，在整个收集和编目过程中，梁启超的确花费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因此，《西学书目表》以其真实可信的学术价值而受到目录学界的关注与青睐。 在“读西学书法”的结尾，梁启超说：“不此之务，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以此与彼中新学相遇，安得不为人弱也”、“方今四夷交侵，中国微也，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因而力挽狂澜的重责，“是在吾党”。可见他著录《西学书目表》与倡导西学的主张，目的就是呼吁向西方学习，达到富强的政治目的。然而，梁启超倡学西学，但决不贬低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成果，更不会湮没中学之精华，而是以“本”“用”之说来融通中西之学，“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因此主张“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8]尽管语有偏颇，但梁启超对中西学融通的评判，是符合他本人“以新思想入旧风格”的学术精神的，更符合当时维新派的渐进观，而这正是这篇《读西学书法》的主旨所在。 2.《西学书目表》开创了中国近代目录学创新的先河，为西学传播开辟了更广阔的途径。 天朝上国迷梦的幻灭，西学东渐后的风气大开，首先在“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身上闪现出来。深受经史子集和词章训诂等传统教育的梁启超，毅然大胆地接受西学、弘扬西学，这种内在的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和吐故纳新的学者气度，本身就是创造的个性。为推动西学传播，梁启超很重视目录学的作用，并在目录编撰的书目体系、分类理论、辑录方法、著录范围等方面都大力革新，以顺应人们对于此种文化载体的新要求。《西学书目表》充分地表现了青年梁启超无处不在的创新精神，更是他在目录学上的一项最值得称许的创新成果。 《西学书目表》属译书目录，是近代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产物。近代译书不同于中国古典书籍，不仅种类繁多，时代感强，而且内容新颖，实用性强，因而编撰书目的难度也大，在《西学书目表》之前还没有起码的西学书目出现。梁启超以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全新知识体系对近世译书进行大胆的编目尝试，使《西学书目表》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中一部继往开来的力作。从历史发展观的意义看，这无疑是开创了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先河。 首先，《西学书目表》确立了三大部类的学术架构，为西方图书分类法输入我国开辟了道路，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这种突出了内容与形式、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三分法”，较之郑樵的“例拎既分，学术自明”[9]（P831）和章学诚的“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0]（P96）的层次显然高出一筹，堪称创新之举。而就三大部类的先后顺序来说，它们已略见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分类的模糊影子，这与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说法是接近的，反映了梁启超对客观事物分类有超前的认识，这正是他的学识超出当时一般人之所在。在“学、政、杂”三大部类之下的每一类目采用以“算学重学为先”、“史志居首”等排录方法，尽管有“强为区别”的无奈在内，但反映出梁启超的学术勇气和探索胆识，因为这种“强为区别”所保证的学政杂“三分法”的确立，是作为冲决“七分法”或“四分法”传统部类的尝试，已颇近科学之径，首创意义自然是积极的。《西学书目表》“三分法”的首创，使梁启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到了启蒙者和开拓者的先锋作用，成为中国图书分类法走上科学途径的第一步，直接影响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的新学书目的分类，其历史价值是不可抹煞的。 其次，著录方法的灵活多样与创新，增添了《西学书目表》独具特色的近代化性质。细览全《表》，梁启超采用的著录事项有七个之多，包括圈识、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等。随取一例：oo《笔算数学》（光绪元年）狄考文邹立文益智书会本三本一元用俗语教学堂甚便惟习问太繁。这种体例具有目录学的近代化特色，主要表现在：（1）书目例标撰人名氏，今仅标译者，“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突出了《西学书目表》的西方文化特征；（2）西书与我国古书的装裱很不同，“故今概标本数，不标卷数”，以保证译书的出版特征；（3）为了“取便购读”，所收书目皆“详列价值”，这是译书目著录法的重要特点之一；（4）在稍大的类目下注释，以明次序原委，如在算学医学类下注，类似现代分类法的类目注释，是比较合理的分类原则之一；（5）在每一书目前标圈识、后标识语，“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顺，所不计也”，反映作者的点评水平与良苦用心。除《表》文之外，梁启超继承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将难以归为三大类的书目，采用“别裁”之法制成“附卷”，其收录也是很严格的，“若夫坊间通行之本，有裨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者，乃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录，以示谨严，非挂漏也”。[3]这些鲜明的著录特色，使《西学书目表》问世后就在目录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正如当时学者甘云鹏所言：它“部次门类，识别优劣，颇便初学。欲寻西学涂轨，固无逾是书者”。[11] 最后，梁启超编写“读西学书法”附于《西学书目表》后，增强了近代目录学的导读价值取向。近代社会中西交流频繁，思潮迭起，只有那些反映时代要求的优秀学术著作才会被国人所接受。而架在译书与读者之间的目录学工作，又是一项要求极高的学术工作，它对选书标准、推荐方向、撰写解题与指导阅读等方面有其特殊的行业规范，炫奇示博或单纯追求宋元版刻的古董作法都不足取，因此编制西学书目，导读法就成为工作的一个重点。梁启超所编书目，几乎没有一部没有读书法的。最早的读书分月课程就把专谈读书法的“学要十五则”作为全书的首要部分。《西学书目表》作为其精心打造的目录学著作，更是把昔日答门人问之语以札记形式汇集成“读西学书法”，意在“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后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3]“读西学书法”全文10410字，比“学政杂”三部的总和还多1978字，足见梁启超对于读书法的重视程度。该读书法主要介绍西书翻译的来龙去脉，分门别类地分析各学科图书间的关系，评判译书之得失及译笔之优劣，还特别指明读书的先后顺序，这些是对前标圈识、后标识语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有助于加强整个书目的作用与影响力。梁启超不是简单地部次书目，而是对所辑译书力求准确评价，有选择有目的地向国人推荐西学著作，对于读者而言，自然会开卷有益的。 西书翻译作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到近代越发动摇了中国图书中正经、正史的统治地位。《西学书目表》的最大成就正是表示出对正经正史“四分法”的历史性否定，这种对尊儒观的摆脱，本身就具有启蒙的力量和意义。这个首创，很自然地影响了此后书目著作的衍生机理。从1897年到1909年间刊行的几种新学书目，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胡兆鸾的《西书考》（1897）、徐维刚的《东西学书录》（1899）、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904）和《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等，基本上都与梁启超三大部类体系有关，只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类目多少的差异，如《东西学书录》有31类，《译书经眼录》25类。这些书目皆围绕西学传播这一时代主题，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具有学术和社会影响的双重价值，甚而后者的意义更加明显，蕴含于中的“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做斗争的革命作用。”[1]（P657） 3.《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启蒙作用，使东渐的西学适应了维新派改良运动的政治需要，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我国目录学家王鸣盛说过，“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13]（P8）可见编目工作责任重大。面对近世译书的繁杂，对书目的慎择约取、编撰评判，除了需要作者对学科本身有较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目录学功底外，还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取向。《西学书目表》刊发于维新思潮高涨之际，又是继《变法通议》之后，很显然地融入了梁启超利用目录学弘扬西学、启迪思想、鼓吹变法的社会政治目的。 深谙目录学之道的梁启超认为，目录具有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唤起民众的社会作用，有强烈的思想性，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务。选择书目来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是既主动又讲策略的一种斗争手段，采用学术式的政治宣传，比起口头暴力式的政治攻击，更有利于思想渗透、民智开化。自古就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箴言，只要民心愈奋向上，一切旧堡垒随之土崩瓦解。《西学书目表》既记录了自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译著情况，以及所录译书的数量、种类、译者、著者等文献的外部特征，又包括对中西文化冲突、交流和竟合等情况所作的较为准确的评价及梁本人关于倡导西学与中西文化观的学术思想。所有这些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在史学史、翻译史、科技史、经济史、军事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西学传播、思想启迪都是有积极的作用。《西学书目表》中所秘而不宣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等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为学者和一般民众所接受，从而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晚清政治产生离心倾向，使维新变法成为民心所向的一个时代主题，“变亦变，不变也变了”。由此可以理解，包括《西学书目表》在内的译书目的张扬而刺激大量译书的出版，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知识结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某些文化面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一浪又一浪的民族民主运动，从改良到革命，从政治到文化都对中国社会产生着至为深远的历史性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收录的三百部译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算学、重学、天学等科技书和史志、官制、法律等社科类书籍，却宗教类书不收，这是由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所决定的，因为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是资本主义的近代科技和某些政治制度，决非西方宗教。在此，梁启超就“用其新，去其旧”，极其现实性地配合了改革思潮中的改官制、兴学堂、立议院、筑路开矿、发展工商业和编练新军等变法主张，从而对维新政治的宣传起到更强的价值导向。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推荐西学决非要“全盘西化”，而是“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正如他本人在1915年曾直言不讳地表白那样，“吾廿年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议论…惟好攘臂振腕以谭政治，谭政治之外，虽非无议论，然匣剑惟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14]（P51）《西学书目表》正是他服务于改良主义运动的“谭政治”的重要产物之一，具有极强的政治启蒙意义。也可以这样说，包括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在内的大批译书目和译文内容带来的令国人耳目一新的新学知识，使读者大大开拓了世界文化视野，也强烈地感受到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落差，自觉或不自觉地燃起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情，1898年的“戊戌变法”正是在这样的爱国情结中自然地形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 总之，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体现了传承、系统、创新、实用的近代文化价值。它的问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这种文化现象之译书活动的缩影之一。《西学书目表》确立了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展示了著录方式的诸多特色，开启了我国近代目录学创新的先河，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同时，《西学书目表》适应了维新派政治改良的需要，对维新变法时期的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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