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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我国近代（1840—1919）著名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大学者。梁启超的目录学著作颇多，其中《西学书目表》是其代表作。乔好勤评价说：“《西学书目表》在指导读书治学方面，堪称新学之《书目答问》，而其圈识及读书法为《书目答问》所不及。”对该书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 梁启超目录学的特点 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梁启超目录学的特点：一是主张“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明确把推荐好书、指导阅读作为目录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编制书目的实践中，梁启超通过题解和在书目中附读书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推荐书目的编制方法。二是革新分类法，系统考察古、近代书目的分类，自己提出有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并且创制出新的分类体系。三是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目录对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采遗逸”、“设立存目”、“令读者毋惑”，另一方面，反对“爱古薄今”，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四是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及目录家目录学对目录学性质作用的基本观点，将它们进行综合和系统化，提出较全面的见解，即认为目录与目录学是查考各时代著述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藏书史和进行读书治学的重要工具。五是利用目录学宣传“新学”，主张目录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对目录学的作用和任务做了新的界定。六是对我国目录学史和专科目录学（佛经目录）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西学书目表》 1.体系结构。《西学书目表》由序例、表文、读西学书法三部组成。 （1）序例。序例全文2200余字，主要论述《西学书目表》刊行起因、辑录译书来源、著书动机和体例原则与方法等，类似现代著作的绪论、前言或导言之类的卷首语。它实际上是由“序”与“例”两部分组成，序阐述了撰述动机与目的，例表达了编纂理论与方法，而前者为重，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照应，是学术思想对政治信仰的共存，两者相合一体，反映出梁启超利用书目宣传西学、鼓吹变法的政治情怀。 （2）表文。梁启超将《西学书目表》主体分成学、政、杂三卷，学卷为西学诸书，有13种类，即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政卷为西政诸书，有10种类，即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杂卷为杂类之书，有5种类，即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主体之外，他又将通商前西人译著之书、今译未印之书和中国人所著言外事书，“掇拾荟萃，名为附卷”。据统计，《西学书目表》收录学类之书130种，政类之书168种，杂类之书54种，附卷293种。《西学书目表》辑录的译作，介于咸丰五年（1855）和光绪廿三年（1897）之间。这些书目主要选自制造局、同文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和格致汇编的版本。在整个收集和编目过程中，梁启超的确花费了大量心血，《西学书目表》以其真实可信的学术价值而倍受目录学界的关注。 （3）读西学书法。读西学书法主要阐述撰写读书法的原因、对各学科图书的比较与评判和对西学的真实态度。梁启超认为当时译者初任其事，所译之书未免良莠参杂，趣旨多出，令读者莫知所从，而学者又往往骤涉西学，不识门径，难辨其实，这势必影响译书事业的发展，阻碍西学的推广。所以，他将“昔所卒业，略窥一二，辄缀札记数十则，以昭吾党”，申述了撰写读书法的必要性。梁启超指出学政杂三大部类图书的学术价值的差异，“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20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日新，新者出而旧者尽废”，而学部书目中“惟算学一门，西人之法无更新于微积者……故以算书为最良也”，这是梁启超对当时译书的整体认识和概括。 2.著录方式。 （1）系统性。《西学书目表》是对近代译书在我国书目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正本清源的整理与评介的代表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较为正规的综合性西学译书目。这种综合使该著的系统性鲜明，有条有理地前撰序例，后结跋语，辑1895年前20余年的译书编成书目表置于其间，表后还列附卷。而且，这种系统性亦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表文是灵魂与核心，无论序例、读书法、附卷，虽是前后照应，但都是为表文的存在而服务的，或导引、或阐释、或补充，各负其责，目的全在于凸显表文的重要性，故梁启超定书名为《西学书目表》。《西学书目表》所录书目亦自成体系，其分类不仅近乎科学，学政杂三类中有算学、史志、游记等28个子目，每个子目下又揽录重要译书数种，而且著录较详细，条分缕析，每种译书皆在圈识、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等著录项范畴中尽力注出（无法注出的，空格）。这种著录编制，形似链环，左右比连，上下并列，再次凸显《西学书目表》的系统性特色，读之易悟其意。 （2）三分法。梁启超认为分类是目录学的核心问题，主张学术性与实用性、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西学书目表》采用的“三分法”，较之郑樵的“例类既分，学术自明”和章学诚的“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层次显然高出一筹，堪称创新之举。从西学整体观出发，他将所得译书设为学政杂三部，把西学科书目集中起来，较全面反映该学科输入晚清的现状。学政杂三部的类分已略见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分类的影子，与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门的说法很接近，反映出梁启超的学识超越当时一般人之所在。学政杂三部类之下的每一类目采用以“算学重学为先”、“史志居首”等排录方法，保证了学政杂“三分法”原则，是作为冲决“七分法”或“四分法”传统部类的尝试，已颇近科学之径，具有积极的首创意义。在“三分法”理论下，他对书目选录、排录方法、著录项和读书法等方面也颇下工夫，处处透露着创新的气息。《西学书目表》出版后，“三分法”渐而成为此后我国新型图书分类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3）“新”与“真”。梁启超主要在“新”与“真”两方面下工夫。“新”就是版本新，收入《西学书目表》的书目是1895年前20年间的300余部译书，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西学了解的需要。“真”就是书目真实可靠。该著所辑的译书目主要出自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等的图书版本，还有一些有稽可查的私人译本，故撰译人、刻印本、本数、价值等信息是可靠的，保证了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某一具体书目的选录，他也煞费苦心，详加考求，除已慎读书并予以评论外，对未读或未来得及读的书目总要注明，这样做可使读者不受作者主观好恶所限而自主求知。可见，梁启超正是在实践其“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的求真务实的目录学精神。 （4）推荐与导读。梁启超认为书目是指导阅读的工具。他说：“著书足以备学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为此，在书表上加有“圈识”和“识语”，以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以及读书方法，力求使书目成为读者的向导。在《西书提要》中，梁启超曾用“解题”法来导读，如《泰西新史揽要》24卷英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大旨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英为泰西枢纽，所纪独详，法为欧洲治乱之关键，首23卷以法事……但《西学书目表》中没有“解题”，故他定书名为“表”。虽没有解题，但有圈识、识语、读书法等著录项，而这些是与解题相关又有所超越的阐释法，使该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撰写万余言的读西学书法，用质朴的语言介绍了译书的内容趣旨、学术价值、作者概况、版本优劣等特征，尤其突出同一学科书目之间的综合比较，如“算学必从数学入，乃及代数，伟烈之《数学启蒙》，即《数理精蕴》之简本，每法取其一题而去其芜词，极便学者。” 《西学书目表》开创了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先河，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将近世350余部译书归为学政杂三大部类28小类，构成了1895年前20年间的西书总目。学政杂三部类学术架构、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先虚后实等分类原则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类内质极为相似，且所录译书大体上都是以近代科学内容为标准，从而使学政杂“三分法”已然凸现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冲破了经史子集“四分法”的传统藩篱，极大地改变当时人们对图书分类法的旧观念。《西学书目表》首创了学政杂三大部类的学术架构，为西方图书分类法输入我国开辟了道路，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读西学书法附于表文之后，增强了近代目录学的导读功能。近代社会中西思潮迭起，只有那些反映时代要求的优秀著作才会被国人接受。而架在译书与读者间的目录学工作，是一项要求极高的学术工作，它在选书标准、撰写解题与指导阅读等方面有特定的规范，编制西学书目，导读法就成为工作的一个重点。梁启超在目录学实践中，其编撰的目录，前期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新技术的译书推荐目录，后期有指导阅读、指示治学门径的国学导读书目，都力图注意扩大其社会影响，思想倾向十分鲜明。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一西学书目表序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商务印刷馆，1998：149. [4]鲁海.梁启超目录学思想及其书目实践[J].史学月刊，1982（3）. [5]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63（4）. 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原载：《兰台世界：上半月》200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