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刻书业始于唐，据范摅《云溪友议》载：“绝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捻。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者。”纥干泉于唐宣宗大中年间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于此可略窥其时刻印技术尚较先进。至宋代，由于江西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人才辈出，著述丰富，也因造纸业发达，使刻书业有较大发展，南宋时抚州、吉州、洪州等地刻书尤多。明清以后，县乡刻书甚为普遍，且有专刻一地或一族著作编为丛书之举。这一时期出现活字排印，如明代新城（今黎川）王材念初堂以铜活字排印邑贤邓元锡《函史》102卷，清宜黄黄爵滋以泥活字排印宋乐史《广卓异记》20卷。民国以后，铅字排印逐渐取代雕版刻书。 历代刻书，旨在传播文化以教化，保存文献以传世。为了彰扬地方人文之盛，让乡贤著作流传，刻书者往往孜孜以求，或刻书稿，或翻刻旧籍，不计工本，从而大大增加了古籍种类。刻书类别可分为官刻本、校、院、塾学刻本、私刻本、坊刻本。坊刻多出于贾利目的，姑且阙论。兹将前三类分述之。 一、官刻本。凡路、省、府、县各级官府所刻书均为官刻，也包括外地官员到江西某地任职期间刊刻的当地名人著作，他们或动用官署公家财力，或是捐俸而为之。如陶潜，柴桑人，柴桑后分为九江、星子。宋绍熙三年知南康军（治星子）曾致虚刊《陶渊明集》，明嘉靖间九江知府王仁幹又刊《陶靖节集》。宣和四年吉州公使府刻欧阳修《六一居士集》50卷。乾道间江南西路刻分宁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30卷，《外集》14卷。唐宜春郑谷《云台编》，是绍兴三十年袁州教授童说苦心搜辑所刻。曾巩，南丰人，其《元丰类稿》在其故乡一刻再刻，先有南丰邑令黄丰斋刻本，后有开禧元年建昌守赵汝砺刻本。明代江西藩王府也有刊刻江西乡贤著作者，如弋阳王府刻清江张九韶《理学类编》，不过所刻种数甚少。 清代江西省署及各使司多刻经史典籍及志书，也刻了一些介绍地方风物的著作，如乾隆二十三年南昌府刻新建陈宏绪《江城名迹》5卷。但几乎不刻乡贤集子，或许与乾隆间文字狱迭起不无关系。随着地方文献的积累，而早年刻本又有散佚之虞，地方官员乃有丛刻之举，辑集前朝乡贤著作。如康熙三年，大顺刘玉攒知抚州，辑刻（临川文选》6种。康熙十九年，慈溪胡亦堂知临川，刊（临川文献》巧种，名梦川亭刻本。由此可知，有见识的地方官员，虽非当地人，也往往把刊刻乡资若作当作一项职责，精神可佳。  明刊本《天工开物》 二、校、院、塾学刻本，历代江西府县学。书院，塾学以及讲学山房出于教读需要，刊刻了不少经史典篇，也刊刻过一些乡贤著作。因其多有学田及士子翰纳费用等收入，具有一定财力，且训导、山长及主管文救官员多有学识.支持或主持刘书。如宋绍兴二十三年抚州军学刊刻临川谢迈《竹友集》十卷，则是由朝议大夫赵士鹏来当地时主持其事。书院有半官办与私办之分。象山书院为宋陆九渊私人创办，其《陆象山先生全集》由弟子在书院刊刻。元代延祐元年饶州路儒学刊刻乐平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明代宜德八年清江县佣学刻张九韶《理学类编》。清康熙帝一年吉水曾弘讲学山房重刻《欧阳文忠公全集》105卷，光绪十九年南城盱江书院刊宋代乡贤李觏《盱江先生全集》37卷。清代书院，逊于宋明，以山房书屋、书塾教读者。其规模又小于书院，故此类刻本种数，似不如前。再则此类刻本偏重于乡贤著作的学术性和教学性，几乎不刻乡贤诗集。 三、私刻本。或为著者后裔所刻，或为江西籍曾仕宦者所刻.或为着者自刻，或为朋友或弟子所刻，皆为私刻本。 著者后裔所刻，占乡贤著作总数最多。后裔若曾仕宦。则尚有刻书资本。倘是布衣，必尽力而为，以先人遗著之保存流传为毕生大事。如明末场州知府、安福刘铎《来复斋稿》一直为其女刘淑英收藏，历经千辛万苦，始于康熙间刊刻成集，“化碧千秋血，镌成一帙书”。而淑英之《个山遗集》，因触及清讳甚多，直至民国四年始由其后裔王仁照刊印。此类私刻，又可谓之家刻本。或一人之力不足，聚族而为。如明代水新颜钧手稿之刊刻，历康、乾之世而未果，直至咸丰年间始由其后裔近五十人寡金而刊《颜山农先生遗集》4卷，此又可称之为族刻本。于中可见刻书之不易。 曾仕宦而退居故里之官员，因其文化水平高，且绰有余资，时间又充裕。故往往搜集乡贤著作加以刊刻。多数官员兼学者在世时只刊刻编撰或阐发前人学说的著作，一般不刻自己的文集。如朱熹知南康军时，听说建阳有人要编刻他的文集，立即去信禁止。高安陈邦瞻，官至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致仕后专心著述并刻书，刊浔阳张羽《静居集》和泰和罗钦顺《困知记》。清乾隆间南丰曾燠官至贵州巡抚，致仕后辑刻《国朝江右八家诗选》8卷、《江西诗征》94卷及其先辈曾廷枚《西江诗话》。 著者自刻其集者，宋、元、明三代不多，或是自谦，或以为生前不能收全文章，有待后人编刻。不过亦有名家刊本流传。如宋代有庐陵（今吉安县）周必大自刊《周益文忠公文集》200卷，《鸿庆居士集》40卷，等等；元代有金溪危素自刊《云林集》2卷；明代奉新宋应星自刊《天工开物》3卷及《野议》、《谈天》、《论气》、《思怜》各1卷。清代自刻其文集、诗集者甚多，可能因为互相评论之风盛，结社者众所致。康熙间星子于建邦自刊《湖山堂集》16卷，乾隆间金溪王漠自刻《江西考古录》10卷和《豫章十代文献考略》50卷，嘉庆间南昌彭元瑞自刊《恩余堂全集》38卷，道光间临川李宗瀚自刊《杉湖酬唱诗略》2卷，同治间新建吴坤修自刻《心耻斋初稿》9卷，等等。 其他或弟子刻其师著作，如康熙间南昌吴先谦刻其师王猷定《雪堂先生诗选》4卷；或刻诗友著作，如湖口张宿煌刊其亡诗友杨是龙《蕉窗寄人遗稿》，等等。 以上所述，仅就今日江西所藏、江西所刻本而言。民国以后所刻或排印本，未在其内。 清末民初，先后编刻《豫章丛书》两种，是从全省范围着眼搜集、整理、刊刻地方文献的大举措，且全凭私家之力。光绪年间新建陶福履鉴于士子不治实学，为“转移风气，复豫章宋明之旧”，“阐发幽光，津逮来者”，在京为翰林之次年，请假回乡治丧，丧事百日毕，即刻《豫章丛书》第一集。光绪二十、二十一年，第二、第三集亦刻就，共26种48卷，均收《四库全书未收书目》。除明姜曰广《牺轩纪事》外，余皆清代乡贤著作，且多是经、史、子方面著作，少收文集、诗集。或许这是他有鉴于清代江西人诗集多，而作学问者少的缘故。如广昌黄永年之《春秋四传异同辨》，万载辛绍业之《冬官旁求》、《周礼释文问答》等。丰城欧阳熙序云：“后之览者，或亦眷眷前修，闻风而兴起乎？是则予二人拭目俟之已。” 清末宜丰人胡思敬，任过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前夕挂冠归故里。以挽救世道人心为己任，肆力搜书、刻书、藏书。到过汲古阁、江南图书局、杭州文澜阁、问影楼、宜秋馆、八千卷楼，或抄或购。又由“当道檄下各县，复驰简友朋”。得书40余万卷。遂于民国三年开始编刻《豫章丛书》，历时十年完成，集中了自唐至清97位乡贤著作，收书103种，674卷。但凡通行易见之书，已见丛书之书、有涉伪托之书、官书等概不收入。所刻多孤本、家藏稿本、抄本、稀见古书。如明遗民著作多未收入《四库全书》，此次据家藏本乃至稿本刊刻，如南昌朱议霶《朱中尉诗集》、梁份《怀葛堂集》、王猷定《四照堂集》等等，编为一类，名“明遗民六家集”。又宜春张自烈《苍山文集》、李荣陛《万载李氏遗书》四种均据稿本刊刻。《四库存目》之乡贤著作，如龙衮《江南野史》、陶岳《五代史补》、郭子章《豫章诗话》均一一辑刻。为便参阅对照，还附刻了《四库著录江西先哲遗书抄目》四卷。其校勘精善，每书后有校记、跋语，不仅介绍版刻源流、著书体例、内容得失，且对《四库提要》介绍不当之处作了纠谬。近几年整理出版的《揭傒斯集》、《郑谷诗集》、《刘辰翁集》都采用《豫章丛书》本作底本，似非偶然。胡思敬对乡贤著作不仅作了抢救工作，而且是做了集大成的整理编刻工作。其规模与质量，可谓前无古人。 正是由于历代江西刻书家呕心沥血的努力，使乡贤著作不致散佚湮没无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古籍的收藏。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整理出版古籍，一直是依靠国家财力。至1982年止，仅出版江西乡贤著作86种。出版单位多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代以来，江西地方的出版社依靠本省财力支持，也出版了一些乡贤著作。至90年代，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是市县为宣传本地历史名人，提高知名度，以捐资、赞助途径，整理出版了乡贤著作，如都昌县政协整理宋末宰相《江万里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宜黄县政协整理明代军事家《谭纶文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是名人后裔资助出版先人著作及研究资料。如严篙后裔斥资出版《严嵩年谱》、《严嵩诗选》，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陈宝箴后裔支持出版陈宝箴、陈之立集。在当今古籍整理出版困难之际，继承古代刻书传统，发挥民间力量，不失为辅助性可行办法。关键在于指导与参与，使之规范化，并提高整理出版的质量。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