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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祠堂书目》(以下简称《书目》)，清孙星衍撰，成于嘉庆五年(1800年)，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刚问世不久。孙星衍不囿传统和当时权威，冲破四分的牢笼，创立十二分法，真是“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矣”[1]。具体而言，他将自己所藏图书分为12大类，44小类:曰经学第一，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经义11类；曰小学第二，下分字书、音学2类；曰诸子第三，下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9类；曰天文第四，下分天部、算法、五行术数3类；曰地理第五，下分总编、分编2类；曰医律第六，下分医学、律学2类；曰史学第七，下分正史、编年、纪事、杂史、传记、故事、史论、史钞8类；曰金石第八；曰类书第九，下分事类、姓类、书目3类；曰词赋第十，下分总集、别集、词、诗话4类；曰书画第十一；曰说部第十二。下面就对该法进行解析。 1 十二分法产生的影响因素 1.1 岁周之数的凑合 十二是代表着自然界四季更替一个周期的数字，也是古人计量一个整体或完整体系的基本单位，如十二生肖、十二地支、十二经脉等。而孙星衍独树一帜，将其应用于图书分类法，把所藏图书分为十二类，以符合“十二”这一岁周之数，也向人们暗示他的藏书分类体系是较为完整的。 1.2 各类图书数量的多寡 孙氏在划分门类时，是从藏书实际出发，本着便于检索和实用的原则进行的，这也许正是他不拘传统图书分类法束缚的主要原因。他在分类时充分考虑了各类藏书数量多寡这一要素，因为图书各类数量的平衡性是衡量分类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这一点可从十二分法的类目设置上窥见一斑。如他将无太大关联的医学、律学合为一大类，实在是不伦不类，而他这样划分的理由是“医律二学，代有传书，并设博士。生人杀人，所关甚重”[2]，这种解释实属牵强，诚难令人信服，后人对此也颇多微词。笔者认为，孙氏是对自己所藏图书数量进行调查以后，考虑到医学和律学两类图书比较少(据《书目》著录，医学有66种，律学只有15种)，不足与其他人类并列，而孙氏又认为两门学问比较重要，欲将两者从一级类目中独立出来。若分两大类，不免有失重之感；若合二为一，既能位居一级类目，凸显其重要性，又能消除失重之弊，还可以满足“十二”类之数，真可谓“一石三鸟”。至于“生人杀人，所关甚重”的解释，只不过是孙氏为自己分类安排的合理性所找的托辞而已。 1.3当时社会学术的发展状况 十二分法成于嘉庆五年，当时孙氏已是学坛领袖，完全能够准确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认清当时社会的学术体系。而最能反映这一点的，就是他在诂经精舍时对授课内容的拓展。同是嘉庆五年，孙氏受当时浙江巡抚阮元之聘，主讲诂经精舍，“命题课业，问以经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3]。可见，诂经精舍的授课内容已不限于习理课文等应试之学，而拓展为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学、词赋等学科。这些学科名称与孙氏十二分法一级类目颇多谙合，基本上包含于十二分法类目之中。诂经精舍是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而创建的，其教学内容的设置自然也就反映了当时社会学术发展状况。阮元曰:“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4] 阮元针对大多书院习理课文的旧弊，欲恢复汉学，倡导经史之学，就“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4]，以复得圣贤之适。诂经精舍这样的宗旨，就决定了其授课内容的设置，也反映了当时学术发展的潮流。正如郑天一先生所说，“孙氏十一分法、诂经精舍教授的内容与乾嘉学术体系是在一条轴线上，分别从不同领域体现同一学术体系。乾嘉学术体系是十二分法一级类目构成的基础，是其产生的重要动因。”[5]再细而观之，将小学列为一级类目，也是受当时社会学术发展的影响。梁启超曾将清代之考证学当作中国学术发展的四大思潮之一。而此思潮的高峰就形成于乾嘉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强调学以致用，并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欲求致用，必先通经；欲求通经，必先识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字、音训之学迅兴，一度成为显学。孙星衍生活于这一时期，自幼便受这种环境思想的熏陶，少时又追随考据大家卢文弨、钱大昕等人，加上自己从事考据的多年实践，自然对此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六义不明，则说经不能通贯，或且望文生义。”[2]此外，他以“问字堂”作为自己斋馆名称，亦可见他对此学的重视。简言之，孙氏将此学列为一级类目，突出其重要性，不仅是个人专深爱好所致，更是时代学术发展所趋。 1.4个人主观因素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发明或创造，都会受到发明者或创造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任何新事物产生时总会有其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孙氏创立十二分法也不例外。最能反映这一点的，就是孙氏将经学列为第一。将经学列为第一，不是孙氏的专用，而是历来图书分类的传统，自《七略》起，各分类法莫不如此。而它与众不同的是，孙氏在排列其他大类时考虑了与经学紧密度的问题。紧密度越大，就越贴近经学类。如列小学为第二，原因是六义不明，何以通经；列诸子为第三，原因是诸子之作几乎同于圣哲；将天文、地理、医律三类紧列其后，原因是要作儒者，必须要懂得治国安邦之适，也就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法律和医疗之学也要了若指掌；而史学列于第七，位于诸子之后，一反四分法“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也是因为它在证实经学方而的作用不如诸子；金石原隶属史类，今孙氏根据学术发展需要，将其列为一级类目，且紧随史类之后，可见其在补正经史方面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与金石类相比，类书类在补正经史方面的作用就略逊一筹，仅能起到“羽仪经史”的作用，所以位列第九；而词赋仅有助于考古之用，书画被视为雕虫小技，说部被视为不入流之类，此三类与经学的紧密度最小，故列于最后。这种按与经学紧密度安排各大类顺序的做法，不仅是孙氏崇经尊经“唯圣”思想的反映，还是孙氏对经学以及其他各类之学深刻理解的结果，当然也是孙氏主观意识贯入整个分类过程的体现。 2十二分法类目设置的创新之处 我国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方式是类书，而非类学。关于类书之弊，姚名达先生曾有精辟之论: “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遗说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6]。 就连传统分类法中几臻完善的《总目》也未能逃脱此弊，仍按类书方式分经史子集，根本无法体现学术发展的规律性。而谈及类学的，则源自一些不拘传统思想束缚之人对书目分类的深刻理解和对学术发展规律性的较好把握。宋郑樵发其端，明茅元仪衍其绪，清孙星衍续其流。孙氏不仅继承以往按学术分类的实体性成果，而且在对学术分类实质进行更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开启了近代学术分类的先声。 按学术分类，是孙氏十二分法最主要、最突出的分类原则，与传统分类法相比，也是该分法最明显的特色。就与《总目》比较而言，其创新之处颇多，体现于类目设置上，主要有以下五点: 2.1将原属于二级类目的上升为一级类目，如小学、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说部等类 这些类目在《总目》中属于一级类目，小学依附于经部，天文、地理、金石隶属于史部，书画、说部从属于子部。而孙氏或因该学科的发展壮大，或因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或因自己对该学科重要性的理解，将其提升到了一级类目。 2.2将原有一级类目下的二级类目另立于他类，如目录类 在《总目》中，目录类隶属于史部，这也是历来分类法的传统。而孙氏受学坛前辈章学诚的影响，认为目录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认为“流传书籍，自有渊源，证以各家著录，伪书缺帙，不能妄托，宜存其目”[2]，也就是说，目录是研究各家之学源流以及伪书缺帙的，不特属于哪一类，而为各类之学服务。这一点与类书有相通之处，故将其立于类书类之下。 2.3将原来不是一级类目的两个不相干的类目合并为一类，并作为一级类目，如医律类 在《总目》中，医学类入子部，律学类入史部。而孙氏认为，“医律二学，代有传书，并设博士。生人杀人，所关甚重。经称‘十全为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称郭镇、陈宠，世传法律，此学古书未火于秦，历代流传，尤不可绝。”[2]可见，二学均是历史悠久、源远流民的学科:关于医学，“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关于律学，“古书未火于秦，历代流传，尤不可绝”。此外，二学还与人的关系甚重，故孙氏将其从二级类目中独立出来。而将两者合并为一级类目，则是由孙氏所藏二类图书数量较少所致。 2.4将无所归附而数量较多的类独列为一大类，如类书类 类书类图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庞杂，含有经史子集各部内容的成分。这给古人在划分图书门类时带来了不少麻烦。《总目》编撰者纪昀等乃当时大家，自然知道这一事实，但终究不知如何去做而不得不依从传统，将其纳入子部。《总目》在“类书类”项的小序下云: “类书之事，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矶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无补也”[7]。 由此可看出，《总目》编撰者对类书在检寻图书、辑补图书方面的作用已有所认识，但也可看出他们在分类实践上的保守。孙氏与他们生活于同时，却不拘传统，大胆地将此类从子部中脱离，独立为一大类，虽非首创(将类书类独列一大类的最旱实践者是郑樵)，但他不依附于当时权威，别出新见，可谓有胆有识。尤其是类书类下设事类、姓类、书目三子目，则比郑樵又胜一筹。此外，该大类的设置，与当今图书分类法中的“综合类”颇似。 2.5将原来的一些类目进行分拆，如四书类 四书是指《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由南宋学者朱熹提出。“四书”作为一个类目，则出现于《明史艺文志》。而《总目》依其例，将“四书类”立于经部下。理由是“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出者耳”[8]。可见，《总目》是依据四书对当时的重要作用而设的，但它并没有考虑四书各类重要性的差异。实际上，在乾嘉时期，四书类中的“中庸”、“大学”二类的重要性已下降，且其相关著作也比较少。因此，孙氏就删除“四书类”，取四书中“论语”、“孟子”二类，立于经学类下，而将“中庸”、“大学”二类的著作著录于礼类下。这样安排，不仅符合当时四书各类图书的实际状况，而且反映了四书各学学术发展的演变情况。 3十二分法创立的意义 十二分法的创立，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学术分类体系产生了极大影响，其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丰富了图书分类实践，促进了图书分类朝着科学化、学术化发展 孙氏创立十二分法时，四分法在我国图书分类史上已统治千年之久，历代官私藏书者在分类编目时无不奉为圭臬，特别是《总目》问世后，此分法更是趋于完备。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渐渐深入，各类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加上西方科技书籍的大量涌入，四分法已远不能满足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革新势在必行。孙氏作为革新先行者之一，利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一年十一月的岁周之数应用于图书分类法，把所藏之书分为十一大类，以示自己分类的合理性。这在图书分类实践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且影响深远，如后来的《书目答问》、《艺风堂书目》等都深受其影响。《书目》也常为后人称适，如叶德辉就称此书“通《汉略》、《隋志》之邮，变《崇文》、《文渊》之例，体近著述，语者不仅以书目重之”[9]，郑鹤声也称此书“实开目录学未有之先例，而厘然有当于学术”[10]。这种图书分类与学术发展的结合，不仅使图书分类反映了当时社会学术发展状况，而且促使图书分类朝着科学化、学术化的方向发展。 3.2各级类目的设置与图书收录的选择，为后世提供了读书治学的门径 清代学者王鸣盛言:“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11]。可见，目录具有指导读书的功用。《书目》亦有些功用。《序》中就谓该书“略具各家之学，仅以教课宗教子弟，稗循序诵习”[2]，也就是说，该书的编撰目的是使宗族子弟能循序渐进地阅读学习。具体表现为两点:①各大类的设置，基本囊括了当时“各家之学”，展示了当时整个学术发展体系。而如此划分门类，不仅避免四分法庞杂的弊病，而且使各家之学粲然明晰，使观者一览其目而将整个学术了明于心，真正做到因类求书，因书究学。另外，各大类顺序按与经学的紧密度来排列，也反映了孙氏冀以书目来指导后人如何治经的思想。②图书收录的选择，反映了孙氏在择书时的慎重，实际上也是为后人读书治学时不受诬而做的努力。他将有益的图书收录在一起，将“贻误后生”的图书也收录在一起，并作以训导，对各种图书的好坏作以说明。他在图书鉴别甄选方面，可谓至勤至善。如说部类，他认为，“宋以前所载皆有出典，或离难言之隐。今则矫诬鬼神，凭虚臆造，并失虞初志怪之意，择而取之，余同自郐焉”[2]。由此看出，孙氏在叙述收录范围时，褒贬抑扬之间告诉后人:宋以前小说“皆有出典，或离难言之隐”，皆可读；而今之小说，则“矫诬鬼神，凭虚臆造，并失虞初志怪之意”，宜择读。至于如何择读，则可按其所收录图书的范围进行。 3.3将原处于二级的类目凸显为一级类目，推动了这类学科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最突出、最明显的表现也是小说类。在以往书目分类中，小说往往被视为稗官野史，不能登大雅之堂，以前常称“九流十家”，就是指“小说家”不入流。而《书目》不仅将其从子部中脱离出来，上升为一级类目，而且对该类自汉以来各种有益之书加以收录。经笔者统计，《书目》共著录该类图书187种，，既有志怪小说《搜神记》、《鬼冢记》等，也有历史小说《汉武帝外传》、《飞燕外传》等，又有武侠小说《剑侠传》、《醉古堂剑扫》等，还有笔记杂著《香祖笔记》、《清波杂志》等。收录广泛，也比较多样。孙氏将其独列一大类，不仅提升了小说的地位，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宝库，为该学科以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史料保证。 此外，该《书目》在著录时依尤袤《遂初堂书目》例，对图书的各种版本进行了详尽描述和精细考证，辨别其版本优劣。这不仅使后人在读书治学时可以直接选择较好的本子，而且有助于考察图书的演变及其流传情况，还推动了版本目录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25. [2]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张绍南，王德福.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孙渊如先生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85. [4]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5O5. [5]郑天.论文化环境、心理偏向与图书分类法——孙星衍十二分法产生的文化基因.图书馆杂志，2001(4)53-54.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9.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1141. [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五:经部四书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289. [9]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四:《书目答问》不分卷.上海:澹园，1929:1928. [l0]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152.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3. [作者简介] 陈宁，男，1983年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2篇。武汉430072 原载：《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5月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