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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以下称《疏证》)①是马氏的代表作。马氏著《疏证》的同时也诞生了一些重要副产品。《说文解字研究法》1926年9月写定，分门别类，“汇前人所发明，纾管蠡之窥测”②，内容极为丰富，助于解读《疏证》内容。《中国文字的构造法》是1927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的稿子，他把明白中国文字的构造法即“六书”当作校读古书的第一问题。《六书解例》(1931年)是语言通俗的普及性读物，所见公开发行的版本下分“六书原始”、“六书名号次第”、“象形解例”、“指事解例”4卷，余下四书未见得具体的解例，他是否另有后续之作，尚待考证。马氏从《说文》学和“六书”说出发研究中国文字，从小篆到石鼓文再到金文，马氏涉猎广泛，视野开阔，有些见解极为精辟，尤其在《说文》学方面更为突出。他著述的主要贡献表现如下三点： 一、贯通古今，汇集众说，著《说文》学殿军之作，提出“六书二系”说 清朝乾隆时代崇尚经学，搞经学的必须先通小学，有许多学者研究《说文解字》，并且著书立说。但是到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动乱年代，社会上流传着“汉字落后论”的说法，汉字改革的呼声特别强烈，这种情况下马氏认为没有很好地研究汉字就废除汉字很不合情理，于是他就从《说文》以及“六书”问题入手研究。《疏证》是一部贯通古今，汇集众说的《说文》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马氏指出研究中国文字自有苦衷，在当时，对于《说文解字》，或尊信许慎，率如唐人之疏经，有顺而无驳，不可通者，亦委曲以成其说；或怀疑，甚至是抨击许慎，则率浅学无识，立说无根，其书不可卒读①。于是有感于汉字难识，马氏萌生“理董吾国文字”的想法。而理董文字，就是先从“六书”研究开始。撰写(《疏证》也就是想凭借许书以明中国文字有其极规则的构造方法，“一洗中国文字难认之谤”②。马氏反对“汉字落后论”之说，他利用《说文》研究“六书”意在消除人们对汉字的误解，解决时局之需，他那细致研究汉字，还汉字一个真面目，“寻出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的爱国理想，溢于言表。马氏之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为《说文》学做出积极贡献。诚如《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所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故马氏著述《疏证》，志在“明道”与“救世”③。 从1911年开始动笔写作，到1957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疏证》之前，马氏数易其稿，可以说，《疏证》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马氏自小就饱读经书，具有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从史学、哲学到《说文》学他都下过苦功夫，有着坚实的朴学根底，如为完成《疏证》的写作，他的准备工作就可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他搜集了大量《说文》学著作④，他曾指出，“伦从事此书，先后求得清代治许书者之著述百数十种，而犹困于耳目所未及。及见丁仲佑先生福保所纂‘说文诂林正续编’，则视伦所得者倍蓰，且承丁先生慨然以鸿编相赠，得资为依据，良友之惠，终世勿谖。稿已成后，又得蒋抑之先生假以翟云升遗书‘说文考异’等三种槀本，世人少见之者，而此书得列其说，亦伦所不能忘也。辄书以志感惠”。“乡先生吴颖芳之‘说文理董’⑤、龚橙之‘理董说文’⑥均为未刊之书，伦所渴求，亦于书成后得之。龚书幸窥其全，而吴书仅见七篇以下，然虽残余，诚有珍闻，亦亟采绿。后或复得未见之作，当续为补编。”⑦马叙伦曾提到：“《复堂日记》八引程蒲孙言龚孝拱有‘说文理董’稿本在吴下。”又一条云：“亡友龚孝拱遗书杂用古籀为今隶，仓卒几不可属读。一日‘理董许书’，往往摧拉许书本注之形声义，有以为叔重沿误，有以为许冲改窜。……’以上稿本今为高子韶藏弆。伦案顷北京大学购得孝拱稿本二册。亦如谭君所称，杂用古籀为今隶者，审是孝拱手书。……书衣上题‘理董许书’，亦孝拱笔也。今记其目如下……以上第一册，末题云：‘咸丰丙辰嘉平八日后学弟昌平孔庆第谨读一过。’第二册题云：‘此辛酉京师定本，最后定本也。一1939年版的《读书续记》卷六第3页再次讲到：“余向记所见龚半伦‘理董许书’，今复于高野侯许见其六十二岁定本一册，又有‘器名文录’二册，‘石刻文录’二册，‘金石文录识余’四卷，‘金石识余’一册，皆半伦手稿，得自魏默深处。有古微堂读书记、蝯叟眼福两章，则并为何子贞所见，‘器名文录’最精，然半伦与江艮庭同癖，书皆作‘说文’体，又以自意创改，故极不易读。”后来马氏在上海建文书店1948年出版的《石屋余沈》中有“龚孝拱遗著”一篇，内讲到“其所著理董许书，即据古金石契文以正说文之篆。故每言篆误。然孝拱说字多响壁虚造，偶有所中，亦不尽粹。余已悉取以入‘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矣”。可见马氏收集材料之全。 马氏广泛占有资料的同时，还考辨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得失。比如1919年3月，马氏亲自过录瑞安林同庄所藏方雪斋过录本胡菊圃《说文解字集斟》。内有一段话云：“胡菊圃先生《集斟》本箸录钱衍石先生《曝书杂记》，此从瑞安林同庄所藏(原作臧)方雪斋先生过本转录原书于蓝绿二色，已多不辨，为可惜耳。余先属内弟王馨伯、门人毛由庚等共过一本，多讹，因复手录此本。”①因为讹误较多，他就亲自过录，可见其治学之严谨和精审。 再比如对于抄本《说文形声指荄》(章柳岩撰)一卷，马氏考辨之细显而易见：“则此作已在朱氏(朱骏声)之后，此书虽晚出，无甚可观。其略可备参者，余已写于陈刊《说文》眉上。”②“……至谓生本|声，从中从土，又其说之不攻而不足自存者也。其于易字下日：‘案乃全体叚借象形字，段日以象形，而依其声勿，勿变易故叚勿以象四足。’可谓极穿凿附会之致，如此类者亦复甚多，偶箸一二，以见其书不足观也。”③“章柳岩《说文形声指荄》有可取者。如谓示部祗训敬也；祗训地，祗提出万物者也，二字当互训……亦以安训祗，系部缇或作祗……”④ 马叙伦数十年的努力造就了《疏证》这样一部总结性巨著，他结束旧《说文》学研究，形音义均有独到见解，发展了《说文》学。同时他总结和发展前人的“六书”说成果，提出“六书二 系”之说⑤，他把“六书”分为“形系”和“声系”，象形、指事、会意属于“形系”，假借、形声、转注属于“声系”，而且“形系”可以合并为“象形”，同时他强调“假借”在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和所起的桥梁作用，假借在“形系”过渡到“声系”扮演着重要角色。转注和假借均是“造字之本”，凡转注字无不是形声，所以他也有着“三书”说的观念，即“六书”可以通过合并处理，仅有象形、假借、形声三种，这与后来陈梦家1956年《殷墟卜辞综述》提出的“三书说”异曲同工。学术界却未曾注意到马氏的“六书二系”说和“三书说”的观念。马氏的理论自圆其说足可谓“一家之言”。后来学者与其有暗合之处。但是就总体而言，学术界还是缺少足够的关注。 学术界对《疏证》已给予充分肯定。杨晨来信称《疏证》“箴段桂之膏肓，发王朱之墨守，六书渊海，疏通证明”。吴士鉴信中则说《疏证》“博采众说，择精语详，有清三百年来无此杰作”⑥。 蒋善国评价《疏证》是殿军和冠军，总结了清代《说文》学⑦。他充分肯定马氏总结之功⑧：汉字学时代的汉字学，继承文字学时代未完成的科学体系，建立了中国独有的文字学科学理论体系，正如文字学时代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完成了数百年来的《说文》学一样。 何九盈⑨和赵振铎⑩均评价《疏证》是整理《说文》的“总结性著作”。韩伟认为《疏证》“所发正者，巨细近千事”，这在当时非常了不起⑾。 二、利用金石甲骨文字订正《说文》之讹，古文字研究取得一定成绩 《东方杂志》第34卷1937年第18、19期合刊的《跋石鼓文研究》是马叙伦考证石鼓文时代和研究石鼓文字的论文，兼与郭沫若商榷①。《孙籀顾先生校搪古录金文造记叙》乃读孙诒让手稿后而讨论一些文字，并介绍了孙诒让的治学方法。金器文字多变讹难识，故马叙伦悟到必须遵循如下三个步骤：第一步，须分析以明其形；第二步，当会通以观其义，第三步，须仔细咀嚼，别声类通转。除“三步骤”之外，须赖读者咀嚼全文，类观众器，必使尽通而无隔碍，然后得为定论②。 除了这两篇论文之外。马氏还有《北平图书馆馆刊》7卷1933年6期的《石鼓文疏记引辞》，《国学季刊》4卷1934年l期的《令矢彝》，《图书馆学季刊》8卷1934年2期的《石鼓释文序》，《图书馆学季刊》8卷1934年3期的《说文古籀三补序》，《国学季刊》5卷1935年1期的《读金器刻识》。同时，今仅藏北京图书馆的《殷墟书契前编所见许氏说文解字所无之字》(1942年稿本)列出《说文》在殷墟书契前编“所无之字”，也附有非常简要的说明。 而《石鼓文疏记》和《读金器刻词》是马氏研究古文字的代表著作。《石鼓文疏记》“引辞”提出“六书”可以用来分析金石刻辞③，同时他介绍了多个版本的石鼓文(阮元抚天一阁本，翁方纲黄帛不损本；包振玉之明本<辞多漫灭>，安国十鼓斋宋拓本)。《石鼓文疏记》主体部分是对102个字逐加疏证，或作版本校勘、或从字形、字音和字义多方面人手逐一整理。书中收录的《石鼓为秦文公时作物考》一文对石鼓的年代详细考证，认为石鼓乃秦文公时的石刻。“附录”有“阮氏抚天一阁宋拓本石鼓文”、“安氏十鼓斋宋拓中甲本石鼓文附简释”两部分。《读金器刻词》是马氏专门研究金文的著作，从古今民族社会的状况推断出金石刻词中的词简，印证了中国文字出于图语的论断。本书于1940年刊在《学林》杂志的第2、3、4辑，分“卷上、卷中、卷下”三部分，用作者手稿影印发表，1962年中华书局则据原印本略为调整版面影印出版。 清《说文》学研究者王筠已经能征于诸金器刻器，庄述祖取金器刻辞文字为《说文古籀疏证》，补许慎的缺憾。钱大昕、阮元亦以治经方法治金石刻辞。吴大澂有《说文古籀补》，吴书胜于庄书。对此，马氏指出：“于是治金石刻辞者，率首据许书以为绳墨，而治许书者亦援金石刻辞以为质剂。”又有商代贞卜之辞栔诸龟介者，其文字多与金器刻辞合，此亦引起学者关注。所以马氏对金甲文字材料的态度非常明确：“盖今之所谓古籀，即商周通用之文字，其书于竹帛者，虽犹未见，而架于金石甲骨者，苟井后世所伪为，则墒为前代之古文。虽剥蚀残坏，荟而观之，固足以明制作之原，非反达其流变而已。伦末学肤受，然欲尝借许书以明中国文字有其极规则之构造方法，而一洗中国文字难认之谤，僭为《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每于许所部录有百解而难通者，得金石甲骨栔文相校，辄若冰解，而深有感于庄吴诸家取录之益。”④ 《疏证》中有章太炎来信，讲到“戒以彝器伪物不可信”，不过马氏整理《说文》，每逢不得其解之处，则利用金石甲骨之书参校比详，每次能有新发现，故马氏《读金器刻词·自序》强调“是则金石甲骨之文字，必为窜究吾国文字者，所不可忽焉者也”⑤。《疏证》的“凡例”明确说明，本书所录金石甲骨之文，率取自容庚《金文编》、商承柞《殷墟文字类编》、高田忠周《古籀篇》、朱芳圃《甲骨学》等著。实际利用材料还包括吴大澄、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叶玉森、于鬯、王襄、胡光炜、林义光、丁山、郭沫若、唐兰等。《说文解字研究法》和《六书解例》等也引用金甲文字考证《说文》小篆，同时马氏亦借助《说文》小篆来考释金甲文字，如《石鼓文疏记》和《读金器刻词》内多处提到“详《疏证》”。所以说，马氏善于贯通《说文》和金甲文字的联系，将二者互勘。强调对待出土材料应该审慎，否则如果金文有错。再拿金文来纠正《说文》错误就是“将错就错”了。 三、虽自言拙于审音，在《说文》学研究中音韵学亦有所贡献 在利用古文字研究《说文》学的过程中，马氏对音韵学也有所贡献 对于古音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各音韵学家研究结论不一。《疏证》以“严(可均)书为(韵部)准归”，“以三十六纽为(声纽)准归”，同时他也吸收近人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说明。马氏自言拙于审音，但是我们发现在疏证过程中他非常熟悉古音，彼此“音转”触类旁通，可谓娴熟之至。 音韵学上，“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是著名的古音理论，在音韵学界影响很大，一般归功于曾运乾①首创。马氏指出，迻运是转注字，造字发音在喻四，运字发音在喻三，喻三、喻四音韵学家都说不通的，但是运从军得声，军从匀得声，匀字发音亦在喻四。通达是转注字，通字发音在透纽，达字发音在定纽，同是舌尖前破裂音。通从甬得声，甬从用得声，用字的发音在喻四，达从拿得声，拿从大得声，大字发音在定纽。古代读喻四归于定纽②。 《马叙伦学术论文集》收录的《中国文字之原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写作时间是1926年5月5日，距曾氏一文发表的时间早1年。马氏能从众多转注字中发现此古音理论，不能不说他有敏锐的判断力，可谓难能可贵。基于对转注字的音转的全面考察，他提出“古代读喻四归于定纽”这一结论，所以马氏的“拙于审音”是自谦之词，他对转注字的音转分析对于音韵学的古音研究亦可以提供宝贵的借鉴资料。当然，杨树达《曾星笠传》说：“忆一九二三年夏间，余以省觐自北京归长沙，君过访余，以《喻母古读考》见示。余惊叹其精博，时时举以语诸同志。及一九二六年，君任东北大学教授，布其文于校刊，当世治音韵者莫不嗟叹，以为定论，虽域外人之治汉学者亦莫不称许也。”③马氏是否也见过曾著，目前还无法考证，不过见解不谋而合，这也是相当可贵的。或者说，身处北京，学术信息灵通，马氏也同样看到曾氏的论作，他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也说明一点，马氏善于利用新材料、新观点。因此，他本身的论证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1939年马氏在蔡元培、朱家驿的信中表明他对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态度：“观其张条陈范，据前证后，自足多称，而局促《广韵》，拘牵毛诗，寻流探本，犹待釽稣，而国人壎篪相和，莫能扬榷。此伦虽谫陋，妄欲犹有所为者也。”④可见马氏不随大流“相和”，而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高说，以为他的音韵学研究局促于《广韵》，而且“拘牵毛诗”，未能正本清源。国人若未加以扬榷，则盲从高说，贻误国人。也正因为此，所以马氏认为极有必要再“就《说文解字》中阐发语原，别为一帙”。可见他对音韵学亦有特别想法。《说文声类疏证》应该就是他的进·步研究计划，可惜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未能完成著书任务，因为据《天马山房丛箸》⑤一书中的“天马山房丛书目录”下列“《说文声类疏证》十六卷”，却未见其书发表。据马瑕女士(马氏的小女儿)反映，马氏未能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手稿，有些稿子①他全送到图书馆和博物馆。所以“《说文声类疏证》十六卷”是否有手稿存世，都待进一步查证。 繁忙的革命工作和贫寒的家境加上痛苦的疾病(脑病等)没有让他放弃学术追求。1939年在蔡元培、朱家驿的信中马氏说到：“伦自元二之间，草创《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间奔走国事．亡命迁徙，屡续屡辍，今遇闲暇，已成定本，未乞写官。二年之中制二百余万言，右臂早中风寒，近患流麻窒斯。二疾并加，寤寐兼苦，比已饮食不能自快。作书运笔，亦感木强，然心力未衰，所愿尤大。”②总而言之，他以顽强毅力和扎实功底为《说文》学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