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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伟大作品大都产生于先秦。先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无比。每当中华民族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代，人们总要对先秦的文化典籍进行新一轮的研究与阐释，这正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返本开新”的意义所在。正因为如此，自清末以来在新旧文化之交的历史大变革中，也开始了对先秦文献典籍又一次的重新阐释。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学人们不仅对先秦时代的文化思想多有批判，对先秦典籍的真伪以及其传承过程亦进行了严格的辨析。我们知道，现存传世的先秦文献，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人整理之后才保留下来的。那么，这些先秦文献，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先秦原貌，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国自古就有优秀的文献传承制度和古籍保护传统，汉人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自汉代而传承下来的这些先秦文化典籍，直到明清时代，学人们基本上是深信不疑的。虽然自宋代以后开始逐渐有人对其中的部分文献产生怀疑，到清代疑古思潮兴起，对先秦文献的辨伪日渐增多，但是基本上没有影响对这些先秦文献的整体信任。20世纪以后，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对先秦典籍的辨伪达到了高潮，对于其中的每一部经典，包括《周易》、《尚书》、《周礼》、《左传》、《老子》、《离骚》等等，几乎都有人做过相应的考辨，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奇的观点。有的被指为汉人所作，如《礼记》，有的被看成后人假托，如宋玉诸赋，有的甚至被判为伪书，如《列子》、《文子》等等。其积极意义，是使人们对于先秦典籍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其消极影响，是由此而生成的对先秦文献典籍过于大胆的多重解构。幸运的是，一个多世纪的文物考古，特别是近几十年间，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先秦文献，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简等等。这一系列出土文献，又集中到先秦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让我们有幸亲眼目睹了甚至连汉代人都没有看到的一些先秦古籍，了解了更多的先秦学术状况，有助于重新树立对这些传世文献的价值信任。核心问题是，既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文献大都是经过汉人整理出来的，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先秦文化的原生形态，我们对它应该如何认识，它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建立有何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先秦文化又该进行怎样的研究。下面，本人就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问题略谈几点看法。 一、如何认识汉人在传承先秦文献中所做的巨大贡献 在先秦经典向后代传承的过程中，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如果没有汉人的整理和保存，现存的大部分先秦文献典籍可能早就灰飞烟灭。面对着先秦文献典籍的残缺毁灭，汉人毅然地承担起了抢救和修复的重任。对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这样的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可以说，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先秦经典，大都是经过了汉人的搜集整理校订之后流传下来的。 根据班固上述记录，我们知道汉人在搜集整理先秦文献典籍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从汉初开始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为了收集和抢救更多的书籍，国家还专门派人到天下搜求遗书。第二、国家为此而专门建设了藏书之策，将收集来的书籍珍藏于皇家秘府保存，并设置了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对每一部书的整理情况加以记录，上陈朝廷。第三、国家还派专职人员将收集来的图书进行分类整理与校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建立了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同时也初步建立了中华文化的学术体系。 汉人对先秦古籍的传承整理非常认真。按班固所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些整理工作的记录，在《汉书·艺文志》中还有一些保存。如关于《易》类著作的整理：“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关于《尚书》的整理：“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迄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刘向《管子书录》曰：“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在《晏子叙录》亦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笺，皆以定，以杀青，书可缮写。”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人对先秦经典的敬畏与一丝不苟的传承态度。他们尽可能地搜集全部同类图书，包括藏于国家秘府中的图书和私人藏书，将之进行细致的校对，厘正文字，去其重复，重新编校，极其严肃认真。 在认真校对整理的基础上，汉人对于先秦文献的流传及其作者也做了尽可能的梳理和记录。对此，《汉书·艺文志》也有介绍。如关于《易经》的传承：“《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汉人所了解的《易》在先秦的早期传承，基本上采自于传世《易传》，认为是自宓戏首创八卦，文王演成六十四卦，由孔子作传，此即“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同时又介绍了《易》在汉代流传的经过，由田何到施、孟、梁丘、京氏诸家。所录易类著作共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尽可能地介绍了它们的作者与籍贯等内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服氏》二篇。《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韩氏》二篇。名婴。《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不仅如此，与之相对应的，班固还在《儒林传》中对先秦到汉代有关《周易》的传承谱系做了简要的介绍：“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接下来，班固又分别介绍了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诸人，以及未列入学官的费直与高相二人。从中可以看出，汉人对于《周易》的传承，既有不同的文本系统，又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解说。叙述平实，简洁，条目清晰。没有惊人之论，知之则录，不知则阙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史学传统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学术传统得以建立的坚实基础，也是汉人泽及后世的伟大功业。 二、如何认识汉人整理先秦文献过程中留下的诸多缺憾 但是经过汉人整理传承下来的这些先秦典籍，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的战乱所造成的书籍散亡，这给汉人整理造成了极大困难。对此，《汉书·艺文志》开篇就做了介绍：“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因此，汉人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对于先秦文献的传承过程，总的来说已经知之不详。如上文关于《易经》的整理与介绍。按汉人所说，《易》因为是卜筮之书，秦火之后仍传承不绝，在汉初有田何，到宣、元之际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列于学官，民间尚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将这些不同的《易》经版本与中秘所藏《古文易经》对校，发现他们大体上一致，但是有个别文字不同，只有民间费氏的完全相同。看来，刘向校书时所看到的《易经》出于一个系统，应该是田何传下来的。但是这个系统最多只能追溯到汉初，至于《易经》在先秦的传承情况，虽然在《儒林传》中班固列出了《周易》之学自孔子之后的传承谱系，但是这些人物的具体生年事迹，以及如何传承等等情况，班固并没有介绍，很可能东汉班固、甚至西汉刘向等人已经不太清楚。近年来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就与传世本大不相同。这说明《周易》的传承远比班固《汉书》所记更为复杂，也许早在先秦，《周易》就已经存在着不同的文本。 关于《诗经》的记录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诗》是另一部经过秦火而未毁的先秦经典，因为“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所以汉初就有三家诗在传授而且先后被列为学官。班固还将这几家《诗》做了比较，认为他们的解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后来又发现了“毛公之学”。班固也做了介绍，但是对它的来源不敢确定，就用了“自谓子夏所传”的说法，态度非常谨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于《诗经》的本子，都是汉代传下来的。近年来发现了阜阳汉简《诗经》，与四家诗都不一样。可见，刘向等人还有一些没有看到的汉代《诗经》传本。至于《诗经》在先秦传承的情况究竟如何？《艺文志》当中也没有记载。这说明，汉人对于《诗经》在先秦的传授情况，可能所知也是极其有限的。 仔细分析《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其主要目的在于著录文献，所以，对于先秦文献传承的过程总的来说介绍不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它的主要目的本不在此，第二是汉人对于先秦时代的文献传承可能已经知道不多。《艺文志》将先秦和西汉的各类著述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著录书籍总数虽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但是相关的背景材料却很少。以“六艺略”为例，关于《易》《书》《诗》《礼》《乐》在先秦的传承情况，都极其简略。稍详细一点的是《春秋》和《左传》，也只是寥寥数语：“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现在传世的《春秋》为孔子因鲁史而作，此说被后世认可。同时在这段文字中又说到了《左传》及其作者左丘明，认为他是和孔子同时之人，同观鲁之史记，他所以作《左传》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史实，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除此之外，相关的情况我们便知之甚少。由此，关于《左传》的作者，与《春秋》的关系等等，后人便多有争论。究其原因，还是汉人记载过于简略的缘故。 相比较而言，关于《诸子略》的记载比《六艺略》稍微详细一些，不过大多数也只是提到了作者名字，个别著作间有简要作者介绍，也仅限于时代、人名、职官与交游等，而且几项都全的记载也很少。如：“《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和《六艺略》相比，《诸子略》的内容颇为驳杂。对于其中一些托名古人的著作，书中也做了必要的辨析。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有些没有留下作者名字和出于何时，也一一标明。如：“《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 由此可见，即便是《汉书·艺文志》中对诸子学术渊源所做的介绍，与我们了解先秦学术传承情况的期望值相比也还是太少。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除了孔子之外，包括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在内，后人知道的也只是一些片断。像老子这样著名的哲学家，连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仍然在争论。这说明，在汉代之前，没有人对先秦学术史做过梳理，也没有专门记载这些文献的传承过程的著作。汉人在秦火与战乱后所做的抢救性整理，已经不可能恢复先秦学术全景，仅得其大貌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不仅存在着学术传承信息量上的严重不足，其文字文本也呈现出比较混乱的状态。对此，汉人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我们上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及刘向所言，《诗经》和《尚书》等先秦典籍在汉代都已经有了不同的传承学派，各学派之间所传承的经典就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先后被发现，使我们对于这些经典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12月发现，其中关于《老子》一书就有甲乙两种本子，它们与传世的《老子》有很大的不同，这引起了当代学者对于《老子》版本的争论。紧接着1993年郭店简中又发现了《老子》，既与《帛书》有异，也与传世本不同。对此，学人们已经做了详细的研究，如尹振环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帛本、简本与今本《老子》的异同问题。从时间上来看，郭店简本最早，为战国中晚期前后文字，马王堆帛书次之，是西汉早期文字。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老子》则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还有刘向《说老子》四篇。以此而言，汉代的《老子》当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今传世的《老子》河上公注本，《汉书·艺文志》中却没有著录。按《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据此推测，河上丈人可能就是河上公，当生于战国时代，其传承体系比较清楚，以曹参在西汉初年的地位和老子学说的影响力，河上公之《老子注》应该在西汉时代有所流传。可是《汉书·艺文志》中却没有说明。由于其中所列的几个老子版本也已遗失，我们已经不知道它们与《老子》河上公本有没有关系。现今传世的河上公注本，可能也不一定是西汉本的原样。同样复杂的还有《周易》，据我们上引《汉书·艺文志》，《周易》在西汉中期以后至少有六家在传承，“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此外西汉中秘尚有《古文易经》的传本，它们之间在经文文字上略有差异但不大，可以肯定属于同一个传承体系。但是刘向班固等人却没有看到马王堆帛书本，而这个本子与传世本《周易》有相当大的不同。这说明，像《周易》《诗经》《老子》等一些重要的先秦文献，在汉代以前的传承的过程中可能就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后人所看到的由汉人整理传承下来的传世文本，有的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文本，而且在整理的过程中可能也包括了汉代及其后人的增删，不复是先秦经典的原生形态。还有一些先秦经典，像《管子》和《晏子春秋》等书，如我们上文所引，更是汉人去其重复而重新整理的。至于《战国策》这样的书，甚至是汉人将先秦文献重新编辑而命名的。如刘向所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辅，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据此，可知刘向编《战国策》时，是把中秘所藏的各种与之有关的文献去其重复和校对之后才编成的。但即便如此，他所看到的还远不是战国时代同类著作的全部。近年来马王堆所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篇，与《战国策》属于同类文字，但却与之大有不同，可见，刘向并没有看到过这些文字。由此可知，这些传世的文献在汉代的传承情况是多么复杂。此外，在汉人整理这些传世文献的时候，还存在着不同载体、不同时代的文字变异，不同学派、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别。还有通假、讹误、脱简、增损等各种现象。李学勤先生曾将古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概括为以下十种情况：第一、佚失无存。第二，名亡实存。第三，为今本一部。第四，后人增广。第五，后人修改。第六，经过重编。第七，合编成卷。第八，篇章单行。第九，异本并存。第十，改换文字。由此而言，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由汉人整理而传世的先秦经典，不同程度上都带上了汉人整理过后的时代印记。之所以发现这些问题，我们要感谢“五四”以来的科学精神和疑古学派对古代文化的批判意识。因为在此前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对于汉人所整理的这些先秦文献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人对这些传世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做过这样细致的考证和辨析。这对于我们审慎地利用这些传世文献从事学术研究，推动学术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发现汉人整理的这些先秦文献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现象，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顾及历史情境，对传世文献进行过度质疑。由此而导致的问题，是对这些传世文献的不信任乃至否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上文所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文献，都是经过汉人整理之后才流传至今的，这些文献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汉代整理者留下的印记，而且情况极其复杂，有的是汉人重编并且重新命名的，如《战国策》；有的是汉人删减之后而成的，如《管子》、《晏子春秋》；有的是秦末战乱中保存下来的残篇，如由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有的是自先秦传承下来某一流派的文本，如《周易》、《老子》；有的采自汉代经师，如由高堂生所传的《礼经》十七篇；有的不知撰人，如《山海经》；有的是将先秦著作与汉人著作合为一书的，如《楚辞》，等等。这些著作中，都存在着通假、讹误、脱简、增损等各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著作，都是经汉人之手抄录下来的，因而从这些先秦经典所呈现的物质形态来看就已经“汉化”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无论这些经典文本在物质形态上存在着多少如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能改变它们作为先秦文献的本质属性。这就如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刘勰的《文心雕龙》和《李太白集》一样，虽然它们已经经过了千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后人的编定、辑补，由原来的手抄本变成了宋以后的活字印刷，乃至变成了今日的电子文本，早已经不是它原初的样子，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这些人的著作权，也不能否定它们作为汉唐文献的根本属性。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那么，对于这些由汉人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中所存在的诸多疑问和缺憾，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秉持历史的眼光，充分考虑汉人整理和记录这些先秦文献时的历史条件，当时所能达到的学科知识和技术水平，不要对它们做超越历史的苛责并从而将其否定。就我们所知，先秦时代，中国学术还没有形成较为科学系统的学术体系和文献分类，我们迄今并不知晓先秦时代国家所藏文献的分类标准和文献著录情况，每一份文献的著录是否都标明作者、时代、卷数、版式、内容目录等项内容。从近年发现的先秦简帛文献来看，这些属于现代图书文献著录的基本信息，在那个时代的文献著录中存留很少，有的甚至连标题和作者都没有标明，更不要说在著述和抄写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现代学术规范了。秦统一中国之前，六国文字本身就有差异，自西周到春秋战国，又经过数百年的时代变化，不同载体、不同学派、在同类著述的抄写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经过秦末的战乱，面对大量的文献散失，汉人能够将这些文献归类整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份目录，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人重新整理这些先秦文献经典，依据汉人对于先秦文献的认读和理解来重新写定，达到了那个时代学术研究和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作为出身于二十世纪的学者，我们可以根据汉代以后丰硕的研究成果，指出汉人整理的这些先秦典籍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陷，不断将其完善，使其更加接近先秦文献的原生态。但是我们以此为理由对汉人求全责备，更没有理由根据这些文献中所存在的诸多缺憾而否定其巨大而又珍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在当代的先秦学术研究中之所以对传世先秦文献存在着过度质疑的倾向，与近代以来盛行的实证主义方法有关。将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引入到人文科学，用实证的方法考证历史事实，这为传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极大地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但是，人文学科毕竟不同于自然学科，它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科学而是对人的社会实践的思考，因而这就决定了实证方法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使用的有限性，尤其是证伪的方法更要慎用，过度使用就会走向荒谬，进而否定人文学科的本质，扭曲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当下文史研究中恰恰实证主义大兴，一些人更是热衷于证伪。如果从纯粹的实证角度来考虑问题，传统文献里的大量记载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实证检验的，是可以随意质疑的。在《尚书》中，不要说《尧典》的记载是后人的追忆，《盘庚》、《康诰》等记载就是原话吗？《左传》中写到了郦姬给晋献公吹的耳边风的细节，史官怎么能知道？司马迁听过项羽兵败垓下那天晚上唱的《垓下歌》吗？传世先秦文献中的历史叙述，好多地方语焉不详，汉人的记载往往又不注明来源与出处，其传承关系也不清楚，用实证的方法来质疑先秦文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太容易了。但是，这些文献又是实实在在的先秦文化的文字存留，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的历史存在，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治先秦学术的终极目的，应该是阐释传统而不是解构传统。当然，阐释中也会包含对这些传世文献的质疑和分析，但是在总体上并不否定这个传统。解构却不同，其质疑文献的目的是要否定这个传统。当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也不一样。某些外国学者所以热衷于运用考据学的方法，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传承方式了解不够，他们看到这些文献的记述方式与他们的知识谱系不合，便想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到符合他们知识逻辑的证据，由此来解构古代的学术传统，建构一个符合西方学术理念的中国史。中国学者质疑这些文献，五四时期的古史辨派所以热衷于运用考据学的方法，是因为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古代文献记载中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事实”来证明古史的不可信，证明古代的记载与他们所信奉的“社会进化的理论”不合，从而达到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而当下在文史研究中实证主义大兴，则是深受理科化思维的影响，将本来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阐释，变成了没有具体文化内容的碎片式考证。因而，当下对传世先秦文献所以存在着过度质疑的倾向，从表面上看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使用不当，从根本上看还是对中华文化传统带有偏见，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解构的方式来否定传统。 三、如何从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中认识传世先秦文献的宝贵价值 在如何认识传世文献价值的问题上，绕不开它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人眼中，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为可靠，自然也更有价值，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比，重出土文献而轻传世文献，就成为当下治学中的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倾向。 近百年来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竹简帛书，为我们从事先秦学术研究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充分重视出土文献的价值，将其作为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化思想的最可靠材料，这种作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若由此来否定传世文献的巨大价值，质疑其真实可靠性，或者仅仅将它们作为汉代的文献来看待，却是一种偏见。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的出土文献是可靠材料，而汉人搜集起来的文献其可信度就打了折扣？显然，这不仅是个实证的问题，还隐含着对自我的过度自信和对古人的歧视。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出土文献，是因为这些材料都是我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是保留了先秦文献原貌的真正的先秦文献。但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汉人传下来的东西就不可靠？难道汉人不是从先秦传承下来的，是他们自己杜撰的吗？这不是只相信现代人而不相信汉代人的双重标准吗?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出土文献没有经过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所产生的增损、讹误，没有融入后人的观念。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出土的先秦文献都是用先秦的古文字所写，我们今天要读懂它，是不是首先要用后人的文字学和文献学知识进行释读？假如有汉人存活在世与我们一起释读，我们能保证比汉代人释读更准吗？我看未必。如果再过几百年之后，能不能保证我们释读的这些出土文献就不会受到后人的质疑？我看这是做不到的。即便是在当下对这些出土文献的释读，也存在着大量的争议和不同的说法，同样融入了当代人的观念。而且，如上博简和清华简，由于其出土地址、墓葬等诸多信息都不清楚，甚至有人怀疑其为当代人作伪。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与汉人传承下来的不同，我们看到的东西比汉人看到的东西更古老，如郭店简《老子》，因而就比汉人所传的更为可靠。那么我们要问，何以证明郭店简《老子》就是《老子》的最初原本？何以证明汉人传承下来的《老子》就不会是另一种同样来自先秦的文本？显然，虽然这些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具有珍贵的价值，但是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之前，我们并不能轻下出土文献一定比传世文献更为可靠的断言。即便是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也未必会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还以郭店简、马王堆帛书和传世本《老子》为例，经过比较，学人们发现这些老子的版本，包括汉代以后的一些本子，可以分成古本系、抄本系和行本系三个系统。它们的传承各有其不同的缘由，各有不同的优缺点，但同样都是渊源有自，从中得不出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为可靠的结论。所以，认为我们所见出土文献更为可靠而不相信汉人传承下来的先秦文献，是对自我的过分自信和对古人的歧视，不是历史主义态度。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带有偏见过度质疑传世文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百年虽然出土了大量的先秦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传世文献。对此，当代学者已经有清楚的认识，如傅道彬就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例指出：“尽管《孔子诗论》丰富了我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认识，扩大了我们了解诗经学产生的理论视野，但是《孔子诗论》还是与《左传》《国语》《论语》等传世文献中的诗学观点相一致的，其精神脉络也与整个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紧密联系的”。这说明：“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是补充而不是超越，地下文献的研究还是应当结合传世文献的研究。”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发明，这是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学界的共识。在我看来，光有这一共识还不够，我们还要认识到，治中国文化和先秦学术，不仅要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同样重视，互相发明，更重要的是要以传世文献为研究和阐释出土文献的基础。 首先，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我们释读出土文献的依赖和根基。当下很多人认为，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比，只有出土文献才最有价值，最值得信赖。但是我们要问，这些出土文献的价值，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定的？难道不是依赖传世文献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吗？对此，裘锡圭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传世文献很重要，有些出土文献不根据传世文献几乎一点也读不通，过去很多人讲过了。譬如地下出土的尚有传本的古书，如果本子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得根据今本来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王堆《周易》，用字很乱，假借字很多；还有后来上海博物馆的战国竹简《周易》，要是没有今本《周易》，很多字的意思根本猜不出来。这是说直接可以跟传世古书对读的（当然其间也有不少出入），还有很多不能直接对上的东西，怎么念通，还得靠有关的传世文献，还有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甲骨文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那些刻着文字的甲骨都被送到了中药铺，学人们之所以发现了它的价值，是因为认出了那上面的字。认字所依靠的是什么？是《说文》等传世文献给我们提供的古文字知识。在今天看来，《说文》里面有些文字的释读和偏旁的归类，存在着许多问题。这说明许慎对古文字的构造和字义释读等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他有知识局限。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比许慎伟大，更不能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反过来，后人正是通过将甲骨和金石文字与《说文》的参照研究，才能认读这些出土文献，印证其价值。所以，治先秦学术，无论目前发现了多少出土文献，治学的基础还是传世文献，搞古文字研究的人还是首重《说文》。何以如此？因为许慎虽然没有生活在先秦时代，但是，他所生活的汉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先秦时代的古文字，通晓从先秦古文字到汉代通行文字的变化。对此，他在《说文解字叙》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从传说的伏羲八卦、仓颉造书，到周代以六书为主的小学教育，一直讲到秦代的“书以八体”，王莽时代的“六书”的发展全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许慎才敢这样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可以说，没有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古文字之学，我们今天就无法认读先秦出土文献。弄懂了《说文》，也就弄清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发展的来龙去脉，汉字的结体变化与构造原理。从汉到清，又有无数的学者在许慎的基础上进一步深研，补充完善，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古文字之学。当然，通过对这些甲骨、金石、简帛文字的研究，今人也进一步发现了许慎《说文》中的一些不足乃至错误之处，将中国的古文字之学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但所以这些，都离不开对传统古文字之学的依赖，都建立在传统的古文字之学的大厦之上。研究出土文献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说文解字》的作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其次，治先秦学术所以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还因为经过两千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反复探讨，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认定，传世文献从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的新发现，不是减弱了传统文献的可信度而是增强了它的可信度。尽管其中有记载不详、讹误乃至部分著作的真伪之疑问题，但是总体上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传世文献的基本可靠。还以甲骨文的研究为例，王国维之所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因为他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从而释读了甲骨文中所刻写的殷商时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写出了他的名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从而将甲骨文的研究从文字释读提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将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之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王国维何以发现殷墟甲骨文里面有殷商先公先王的名字？是因为《史记》中有《殷本纪》一篇，记载了殷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和世系。从时代来讲，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间上距殷商王朝的灭亡已经接近千年，他何以知道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字？他自己说他看了很多前代的典籍，“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虽然他看过的那些典籍在今天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相信他的话。何以如此？因为他生活在距离先秦最近的时代，曾经接触过先秦时代的第一手材料，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客观事实。《史记》中所记载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参照而得到准确的印证，即便是他记载不详的一些史实，人们也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考证而证明他所言不虚，从而产生了对他的信任。甲骨文的发现，再一次以生动的实例证明了《史记》所记载殷商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可靠。汉代传承下来的那些先秦典籍，无论是“六艺”、“诸子”，还是“诗赋”、“数术”等，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献之所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也是经过千百年学术检验的结果。1926年，王国维在他的《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世人由此盛推他的二重证据法，在我看来，王国维这段话中所表达的对于传世文献记载所持的充分肯定态度尤其值得重视。他通过甲骨文与《史记》、《山海经》、《楚辞·天问》等的对比研究这一实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地怀疑古书。对于那些已经得到其他文献证明其真实性的著作，固然不能再持怀疑态度，就是对于那些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证明的古书，我们也不要轻易否定。试想，古代历史上那么多文献都已经淹没无存，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所了解的古代文化知识也极其有限，怎么能以我们没见到、怎么能以超越了我们的知识限度而轻易地否定古人的记载呢？近几十年出土文献的大发现，以生动的事例教训着我们。如通过郭店简《缁衣》篇的出土，证明《礼记》确为先秦文献的汇编。通过上博简证明了孔子对于《诗经》确有重要的论说。通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唐勒赋》残篇的发现，证明了以往人们对于宋玉赋真伪问题的好多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尚书》的流传，可谓历经坎坷，数次劫难，今存传世本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宋代以来深受学者们怀疑，伪书说几成铁案。但即便如此，此书中被视为属于今文《尚书》的28篇，后世学者仍然认为是传自先秦的文献。清华简《金縢》发现，再一次显示了这些文献的渊源有自。它使我们在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变迁之后，需要重新建立起对传世文献的信任与尊重。 再次，研究出土文献所以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还因为依据这些可靠的历史文献，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谱系。对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也一定要以这个知识谱系为基础。近几十年来，出土了一大批有重要价值的先秦文献，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墓到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引起轰动。何以如此？就因为这些出土文献，可以更为有效地补充中华文化传统知识谱系的空缺，从而使其更为完善、充实。而这些出土文献价值的大小，以及人们关注的程度，莫不与相关传世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紧密相连。如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文献中，学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帛书《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其中有佚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同时面世，解决了孙武和孙膑是否一人的问题，也弄清了这两部兵书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正好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流派——儒家与道家思想在战国早期生成时的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先秦思想发展史的线索。同样，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和诗类文献所以特别受人关注，也因为它们与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传世经典《诗经》与《尚书》紧密相关。当然，这几批重要的出土文献并不止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还包括许多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甚至连汉人也没有见到过的文字，它们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如马王堆帛书中的数术、方术和地图类文献、上博简中的《子羔》、《容成氏》等文献，清华简中的《楚居》和伊尹相关文献（《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它们的重要价值，同样也是在与传世文献的比较和互相发明中才得以体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熟悉传世文献，对于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知识谱系没有很好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的宝贵价值，是出土文献永远也不可能超越的。 四、如何认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术传统 近年来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除了一部分与传世文献相同之外，还有相当大部分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甚至是连汉人也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些文献大大补充了先秦传世文献的不足，使我们可以对先秦学术的实际状况有更多的了解，修正、充实、丰富了现有的学术体系，甚至从某些方面修改了传统的学术史。那么我们要问：这些重要的文献，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些经过汉人整理过后遗留下来的文献，是由于偶然的因素？还是经过历史考验和文化淘汰之后的结果呢？也许有人会说，假如汉人整理流传下来的文献不是现在传世的那些文献，而恰好是近年来出土的这些文献，一部中华学术史是不是就是另外的样子？ 这种看法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历史发展总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对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有真正的了解，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仔细分析《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我们会发现，汉人之重视先秦学术，在搜集、抢救、整理这些先秦典籍的时候，最看重的典籍首推“六艺”，汉初著名的经学家，有些人在秦朝时就是博士，如《今文尚书》的传授者伏生。其他人也都是出生于先秦的学者，如《易经》的传授者田何，《诗经》的传授者鲁人申培，礼经的传授者高堂生，《春秋左传》的传授者张苍诸人。这说明，汉代的经学传授都是源自于先秦的，其学渊源有自。“六经”之说，在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从现存文献看，关于“六经”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以迹哉！’”此段孔子与老子的对话，带有后人创作的味道。但“六经”之名的出现，则说明它已经被战国的知识阶层所认可。《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虽然没有提“六经”之名，但是这六部书却赫然在列，且此篇名曰“经解”，明其已有“经”之名分。《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说明，以“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是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事实。班固《汉书·艺文志》上承刘歆《七略》和刘向《别录》，首列“六艺”之学，这正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渊源有自。同样，因为其重要，所以才会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尽管经过了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禁书令的颁布和秦末的战乱，还是有一批学者在坚守着文化传统。“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所以到汉初，《易》主要传自田何，《书》主要传自伏生，《诗》主要传自齐鲁韩毛四家，《礼》主要传自高堂生，治《公羊春秋》有胡毋生和董仲舒，治《穀梁春秋》有瑕丘江公，治《春秋左氏传》则有张苍、贾谊，经学的传授一直没有断绝。这其中，鲁人和齐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传《古文尚书》的孔安国为鲁人，传《礼》的高堂生为鲁人，传《诗》又传《穀梁春秋》的申培也是鲁人。传《易》的田何本是齐人（汉兴后徙杜陵），传《书》的伏生为济南人，治《齐诗》的辕固生是齐人，言《公羊春秋》的胡毋生也是齐人。由此可见，六经的传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先秦的文化传统，它在先秦就已经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任何民族中的文化经典，究其实质都原于其自身价值的巨大，而决不是后人强行推崇的结果，越是传承久远的经典，越具有这样的特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在战国时代被视为经典，也是因为当时人已经认识到其价值的伟大。 “六经”之经典地位的确定，在先秦曾经有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反映了自春秋末期到战国后期的学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汉书·艺文志》开篇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艺文志》的记载印证了这段话。我们如果把周代以来的先秦学术发展再做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孔子之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六经初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孔子之后，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六经确立”阶段。其关键人物则为孔子。史传“六经”都经过孔子整理，《史记·孔子世家》有较详细的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是说《尚书》为孔子所编成，《礼》的成书也与他有重要关系。又曰：“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说乐经也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以此，知《诗经》可能经过孔子重编，《易传》则为孔子所做。又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由此可知，在司马迁看来，“六经”形成和传承都与孔子有关。对此，当代学者已经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对于汉人的这些说法有补充、有修正、也有质疑。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说孔子和“六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六经”的传播和整理过程中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孔子开始，“六经”才真正成为儒家以及诸子百家传习和研究的学问，到了战国才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六经”在孔子之前的传承情况记载不明，这从文献学的角度也证明了孔子在“六经”传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及其弟子和后学对“六经”的传承、整理、研究和阐释，对“六经”最终确立权威地位至关重要。如《周易》有“十翼”的相辅，才使之从周代的占卜之书提升为一部具有深厚哲学底蕴的中华经典，《尚书》将三代的历史文献经过重新的编排，才使之成为具有昭示中华民族圣贤政治和大同理想的治国典范式著作。《诗经》经过了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才将其提升到“思无邪”的高度，更充分地发挥其“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礼》的各种社会政治世俗仪式，经过“记”的发挥与解说，才将其赋予了更多的政治道德伦理意义。《春秋》经过“三传”的解说，其微言大义才得以更好的彰显。最为典型的是《易》与《春秋》，它们都因为有“传”的辅助而价值大增，《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这里面自然也留下了战国甚至汉代人的思想痕迹。但是，这些号称为“传”的著作之所以能够与“经”相辅而行，是因为它们深得“经”的精髓，所进行的阐释可以与之相辅相成，其中有些篇目，其本身的论述也达到了文化经典的高度，是文采斐然的大文章，如《左传》，如《易·系辞》，如《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等。这些著作在汉代以后得到传承并且被发扬光大，自然不是偶然现象。 先秦时代“六经”的地位已经确立，经学的阐释传统也初具模型，这是中华学术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相比较而言，战国虽然是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但是对于诸子百家之学的系统分析和总结，却有待于汉代。百家之学到底有多少家？按《汉书·艺文志》所记，包括西汉在内，有“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从横十二家”、“杂二十家”、“农九家”、“小说十五家”，总计“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这百八十九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左右为汉人的著作，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知作者时代，或者有明显的假托古人，班固都予以注明。从各家所存留著作的数量来看，儒道两家占有最大份量，这也颇能显示战国到西汉时代诸子百家的实际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文志》所辑录的诸子百家著作当中，最被后人重视的当属管、晏、老、庄、孟、荀、孙子、商君及吕氏诸家。与之相一致的是，在《史记》中司马迁分别给他们做了传纪。这说明，在汉人眼里，这些人物在诸子百家当中显然有着更为突出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些著作所以在汉代以后被很好地保存流传下来，与其自身价值有着更大的关系，并非纯粹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汉书·艺文志》六略的顺序按文献价值的重要性排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著作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所处的自然地位，它们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个由大到小、由显到隐、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顺序。排在“六艺”“诸子”之后的依次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从《艺文志》所提供的著录信息来看，也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向。如以作者为例，介绍最详细的是“诸子略”，最不清楚的是“数术略”和“方技略”。这同样说明，先秦文献典籍的不同地位，虽然包括汉人心目中对这些典籍价值轻重的评价在内，但是它基本上反映了从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以六经为核心的中华学术传统发展的实际。 反观近百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最重要且数量最大者是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其所以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相对于简帛更易于保存久远，其中甲骨文属于与殷周王室生活相关的占卜记录，它在当时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但是这些东西与我们常说的经史子集类的图书文献是有区别的。打个比方，它们属于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而不属于图书馆的图书文献。青铜器主要作为殷周时代的日常生活器物和宗教祭祀礼器，上面的文字则是与持有者生活相关的记录，是作为青铜器的要素之一而与之并存的，同样也不在《汉志》所说的“书简”“篇籍”范畴。它们无疑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文化思想的重要材料，甚至会成为我们今天治先秦学术的重要领域，“甲骨学”和“金石学”由此而成为专门之学乃至“显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在先秦时代还不可能直接纳入以“六经”为主的学术体系，也不可能做为建构诸子之学的直接材料。此外，在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数术方技类文献。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也是勿庸置疑的，而且正在日益受到当代学者的关注，但是，它们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是不如“六经”和“诸子”更为重要。何以如此?因为代表一个民族主流思想传统的文献，一定是先贤们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建设，一定是超越实践层面的形而上学之道。而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主流的理论建设，最集中的体现在“六经”和“诸子”之学当中，其次才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这既是汉人的主动选择，更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确信，汉人对先秦文献的价值判断是有标准的，所抢救整理的先秦文献也是有选择的。据《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抢先就把秦王朝的图书收藏起来：“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以此可知，汉代传承下来的先秦各类实用性的文书材料，包括各类公文、档案户籍、财计账薄、简牍书信等等会有很多，而且未必受秦人焚书的影响，这些文献在今天被发现，都是有珍贵价值的历史材料。但是，它们不属于汉人眼中的“书简”“篇籍”，也不会纳入抢救和编入《艺文志》的范畴。这说明，汉人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缘自于文化传统本身的发展。因此，认为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中华文献经典在汉代之所以得到保存是出于偶然，不符合从先秦到汉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反过来讲，近几十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所以被埋于墓葬，可能是只是出于墓主生前的喜好，或者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埋葬者也未必将它们看成是可以流传百世的经典。它们能够在古墓中保存下来以至于被今人发现，倒是具有多方面的偶然性。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先秦文献的传承形态及其价值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旨在说明，汉人整理抢救传承下来的先秦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他们尽最大可能地保存了劫后仅存的先秦古籍，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它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使之虽然残缺但却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汉人在这方面不仅有抢救之功，而且在此基础上接续了肇自先秦时代的学术传统，构建了中华文化学术体系。如果说，以前我们对此还认识不够的话，那么，通过近年来对出土先秦文献的研究，我们对汉人所做的这种文献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可以这样说，经过汉人的抢救搜集与整理，以“六艺”和“诸子”为代表的最为重要的先秦文献典籍最大可能地得以保存。近几十年来虽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先秦文献，发现了一批前所未闻的先秦典籍，但是总的来说，其重要性尚不足以取传世文献以代之，这是汉人泽及后世的伟大功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对汉人所做的整理工作有了更多的信任，证明他们的记载基本可靠，不能以其中存在着某些疑问而轻易怀疑与否定。出土文献的大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新材料，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传世文献的价值。与此同时，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实践，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从“五四”以来的批判为主而转向以弘扬为主。当下先秦学术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献而展开，将使我们在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变迁之后，重新迎来一个“返本开新”的中华学术研究新局面。 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