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的流传要比在西方国家早得多，如《游仙窟》等唐传奇在日本影响较为深远。至江户时期，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尤其是明清小说在日本流传更为广泛，当时的学者皆川淇园描述这种中国小说热的景象时说:　　      余与弟章(作者注:国学家富士谷成章)幼时尝闻大人说《水浒传》第一回魔君出幽将生世之事，而心愿续闻其后事，……及十八九岁，得一百回《水浒》读之。友人清君锦亦酷好之，每会互举其文奇者以为谈资。后又遂与君锦竟共读他演奇小说，如《西游》、《金瓶》、《封神》，无不遍读，……此距今四十余年前事也。”(转引自严绍，1987)     此文是宽政九年(1797)为本城维芳日译《通俗评妖传》所作的《序》。文中所谓的“距今四十余年”，正是1757年冈岛冠山日译《通俗忠义水浒传》刊行的时代。这篇序文表现了作者青年时代对《水浒传》等中国白话小说的炽烈憧憬，同时也揭示出以“水浒翻案”小说[1]的发生和发展为中心，日本江户小说逐步完善形成。《水浒传》传入日本后，为什么会得到当时上至文坛下及市民百姓的普遍欢迎，日本的小说家们又是如何对其进行模仿，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水浒热”的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水浒传》的流传和主要“水浒翻案小说”     《水浒传》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不可考，但一般认为是在17世纪初。其后随着当时研究唐音·唐话学(中国语学)的热潮迅速在儒学界传播开来，荻生徂徕于宝永二年(1705)首先提出:“应将《水浒传》作为学习华语的教材之一。”(李树果，1998: 200)清田詹叟也说:“俗文之书虽多，但如能读通《水浒传》，其余则势如破竹。”(中村幸彦，1983: 232)不仅如此，详解《水浒传》中的俗语、俚语的工具书如《水浒传解》和《水浒传抄译》等的出版，将《水浒传》进一步引入了江户文坛和庶民之中。儒学家冈岛冠山翻印了《忠义水浒传》，继而又写成了《通俗忠义水浒传》(1757-1790)，从而完成了对《水浒传》的翻译，这在日本尚属首次。陶山南涛也在宝历七年(1757)写出了《忠义水浒传注解》，这是日本“水浒学”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水浒传》的专著，但它只研究了第1回至第16回。后来大阪的鸟山石丈继续这一研究，将其补增至第36回，于天明四年(1784)刊出。这两部作品进一步推进了“水浒学”的发展。     这样的背景下，江户作家们对《水浒传》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们不仅在内容上努力“翻案”和模拟这部小说，就连作品的名字也尽量与其保持一致。翻案形式之繁杂、作品数量之庞大，实为日本文学史上一大奇观。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权威中村幸彦认为，可以把当时的“水浒热”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享保到宝历年间(1716-1762)，从文政(1818-1830)末年至天保(1830-1843)年间则是第二期。第一个高潮还仅仅是在有识之士之间流行，但随着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创作了“水浒翻案”作品中成就最大的《忠臣水浒传》和《南总里见八犬传》，《水浒传》进一步深入民心。难怪中村幸彦会说，“在明治以前最深入、广泛渗入我国民间的外国小说是《水浒传》。”(中村幸彦，1981:221)     据高岛俊男的初步统计，受《水浒传》影响的江户小说主要有以下的二十几部。[2]

作者 书名  类别  出版时间

北壶游  湘中八雄传   读本  明和五年（1768 )

建部绫足  本朝水浒传  读本   安永二年（1773 )

仇鼎散人  日本水浒传  读本   安永五年（1776 )

三木成为  坂东忠义传     读本   安永七年（1778 )

伊丹椿园 《 唐锦》卷一   读本   安永九年（1780 )

伊丹椿园  女水浒传    读本   天明三年（1783 )

山东京传  通气桦语传 洒落本  宽政元年（1789 )

山东京传  梁山一奇谈 黄表纸  宽政四年（1792 )

山东京传  天刚垂杨柳    黄表纸  宽政四年（1792 )

多岛散人  天明水浒传 实录   宽政五年（1793 )

振鹭亭  读本   宽政六年（1794 )

曲亭马琴 高位船字文  读本   宽政八年（1796 )

山东京传    忠臣水浒传    读本   宽政＋一年（1799 )

振鹭亭   芳礼绵助手柄谈   滑稽本  宽政年间

振鹭亭   风俗本町列女传 合卷 宽政年间

阳泉主人尾卦  天保水浒传  实录 嘉永三年（1805 )

曲亭马琴  椿说弓张月  读本 文化四至八年（1807 一1811 )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   读本  文化十一年一天保十二年（1814 一1841 )

曲亭马琴 倾城水浒传 合卷   文政八年一天保六年（1825 一1835 )

岳亭丘山 水浒太平记 读本   初编天保元年（1830 )

瓢瓢舍千成 天魔水浒传（又名，天满水浒传）实录   明治十七年（1884 )

    上面列出的仅是“水浒翻案小说”的一部分，但从中可看出当时日本社会模拟“水浒”风气之盛。由于数目太多，不可能一一涉及，以下仅摘出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2. 主要“翻案”小说对《水浒传》的模仿
    最初进行“水浒翻案”创作的是北壶游，他所作的《湘中八雄传》(1768)借《水浒传》的构思并使之日本化，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多处进行了模仿。如故事开端所说的“下界平定妖星的北斗七星和另外一颗补星”很明显地模仿了《水浒传》楔子中出现的“化为百十道金光”的一百零八星宿。(转引自李树果，1998，213)又如在第5卷中，守候在骏河国吉香小二郎清重家中的不撰(东岳坊存乘的化名)，一日在午睡时忽听主人吉香说“有重要的客人来访”，但仍“不以为然”。主人暗示他:“君以为天下豪杰，孰为之首？”不撰曰:“莫过于美齿公义秀。”而后抬眼望去，眼前之人分明正是义秀，不撰一跃而起俯首谢罪。这一处也与《水浒传》第22回“朱仝义释宋公明”中柴进府上武松巧遇宋江一节极为相似。
    虽然《湘中八雄传》仅限于对原著一个场面或是一个情节的沿袭，语言也很少创新，却是模仿《水浒传》进行独立创作的开端，无疑为后来的“水浒翻案”小说起到了先导作用。
    其后建部绫足于安永二年(1773)创作了《本朝水浒传》，它以8世纪日本孝谦天皇时代为背景，描写惠美押胜率领义军起兵于近江，不幸受阻，被迫走上吹伊山，此后各方义士纷纷聚集在此。整个故事的进展完全模拟《水浒传》。故事的开端同《水浒传》相似，讲述了一位柘枝女让味稻翁将百段柘枝流于河中，并说会生出百子，在今后的50年内化作百余人(如书中的惠美押胜等)回到山上来。其他在一些人物形象和故事进程上也可看到模仿的迹象，如把太政大臣写成高俅式的人物，把反叛者惠美押胜当做宋江，把吹伊山描绘成梁山泊。《水浒传》中的高俅因蹴鞠得到徽宗的赏识，而在《本朝水浒传》中道镜因为一只中国猫而受宠专权。清麻吕奉召下宇佐，因触怒道镜被发配大隅。道镜密令在途中杀害他，为金岩所救。这和林冲得罪高太尉，鲁智深搭救林冲的情节是类同的。
    对这部小说，曲亭马琴在《读本朝水浒传及其评论》中予以高度评价:“绫足在宝历、明和之间，写出如此长篇的草纸物语，是很了不起的，是吾辈之先驱。……虽然有的地方不无十分肤浅之感，但在当时上无可以为师，下又少有类同者。”(曲亭马琴，1988: 87)《本朝水浒传》不是蹈袭原话改编创作，而是把《水浒传》脱胎换骨使之日本化，是一大进步和创新。文中义士们的活动范围北跨虾夷奥州，南至九州，并使杨贵妃也登场，其构思精巧、规模雄浑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不过《本朝水浒传》作为江户的草纸物语，却仿效《源氏物语》用古文写俗事，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所想要的情感和内容。但是它毕竟是第一部模仿中国小说创作的日本章回小说，为江户读本由短篇走向长篇开辟了道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之作。紧接着出现的《日本水浒传》、《坂东忠义传》、《女水浒传》等，都是在它的启发和刺激下产生的。
    在“水浒翻案”小说中，成绩卓著的当属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的。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序》中点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有题《忠臣藏》者。观其为书据《太平记》，翻案高执政视盐廷尉之嫡夫人，眷恋不已。……尝每检施耐庵之《水浒传》，觉有类夫戏曲者也。遂翻思构意师直之乘权与高贞之获罪，比诸高俅及林冲，作《忠臣水浒传》。”(转引自李树果，1998:214)
    由此看出他是刻意地将《水浒传》移植到日本民众熟悉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中，仅从其章回的标题便可看出与原著的密切关系。如第2回“研娘娘羞迷袭衣篇，盐廷尉误入白虎厅”，是模仿《水浒传》第7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的后半段编写的。盐廷尉是以豹子头林冲为蓝本的，盐廷尉之妻貌好夫人研娘娘和林冲之妻的形象相似。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也均是模仿原著并加以改写，只是按照《忠臣藏》的故事发展，把《水浒传》的情节或置前或置后，或重叠起来，穿插移植在其间，使之浑然成一体。除此之外，小说的语言风格也都极力模仿《水浒传》，如开头用“话说”引述一小段楔子，然后再用“且说”转入正文；在中间转变话题时，用“这且不提，却说”等； 末尾则用“且停下回分解”等章法。总之，京传的模仿是成功的，他的突出特点是极力攀模原著并使之日本化，这使得《忠臣水浒传》在当时的“水浒热”中脱颖而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忠臣水浒传》存在的缺陷，即没有中国小说的中心意识，缺乏贯穿全篇的支柱或中心，故而文章整体让人感觉很散漫。
    后来居上的曲亭马琴的翻案态度与京传不同，他不是翻版《水浒传》，而是效仿其写出日本版的演义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这部耗时28年之久的巨著，结构之雄伟复杂，引证出典之精博，远高于当时其他许多作家，所以一出版民众便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幸田露伴对其予以高度评价:“彼百八人，此八士，彼迸出百八妖星，此迸出八美玉……彼有真人，此有行者； 彼有入云龙，此有寂寞道人； 彼有打虎，此有搏牛；彼有鸳鸯楼，此有对牛楼； 彼有王庆，此有素藤。”(转引自何乃英， 1999: 256)  
    《南总里见八犬传》是以室町时代的诸侯里见氏一家的繁衍发展为背景而创作的。在朝之乱中死难的忠臣里见季基之子义实出逃后，得机占据了安房全州，及至其子义成、其孙义通，里见之一家日益繁荣兴盛。小说以此为经线，然后又从《书言事考》中借了里见八犬之名，设置了8个忠勇义烈的典型人物，以他们的聚散离合和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为纬线，编织了这部波澜壮阔的英雄故事。
    《南总里见八犬传》的构思主要来自《水浒传》，在这部作品中随处都可看到中国小说的痕迹。如开头的一段楔子:
    

义实向爱犬八房戏言许诺，若能衔来敌首景连首级，便将女儿伏姬许配，八房竟应允条件破敌成功。后伏姬于富山中因犬气受孕，但深以为耻。当伏姬当用短剑剖腹时，从伤口闪出一团白气，席卷了颈上的念珠升入天空。眨眼间念珠被弄断，一百颗小珠子落地，八颗带字的大珠子留在天空，发出灿烂的光芒，向八方散去。(转引自李树果，1998:217)
    《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开端很明显是蹈袭了《水浒传》的开始，此“八颗带字的大珠子”就是8位义士出世的先兆，珠子共108颗，也和一百单八条好汉不谋而合； 后面犬江亲兵卫船载着财宝出使京师的一段，是参照《水浒传》中杨志押送生辰纲的一段改写的；从犬山道节卖剑慨叹无有识主的一段，可以想到杨志和林冲的情形；在《水浒传》中有梁山好汉乔装打扮混进江州，劫法场救出宋江和戴宗的一段，在《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则变成了信乃、现八和小文吾劫法场救庄助的情节；亲兵卫的降伏妖虎和小文吾的打野猪是仿照武松在景阳冈打虎的场面。类似情节还有多处散在作品之间，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水浒传》的情形。
    以上可以看出马琴的翻案不拘泥于原著，而是随心所欲地取材于某些情节，它对原著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由此显示出马琴卓越的“翻案”才能。《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出现标志着江户读本创作达到了顶峰，在它的影响下，当时盛行的黄表纸、洒落本、滑稽本等市民小说中，也出现了不少参照模仿或取材于《水浒传》的作品，本文就不一一叙述了。
    总的来说，江户时代模仿《水浒传》创作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对模仿蹈袭并不隐讳，而是把它当做新创作方法的学习。以《忠义水浒传》和《南总星见八犬传》为代表的20余部“水浒翻案”小说，虽然在题材、内容和主题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以《水浒传》的艺术方式来构筑作品的。这种刻意的模仿，从具体的作品来说，也许斧凿的痕迹过多，但就江户时期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言，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即积极吸收中国小说的创作经验，竞相学习而创作，从而打破当时低迷庸俗的创作气氛，获得比较有表现力的创作手段。
    3．产生“水浒翻案”热潮的原因
    如上所述，在江户时代从知识阶层到一般市民都非常喜爱《水浒传》，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水浒热”，产生了许多模仿《水浒传》的小说。然而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定的背景，江户时代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水浒翻案”的热潮？究其原因，首先是《水浒传》的传奇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引起了日本人民的极大兴趣，这对当时正处于低谷的江户文坛无疑也受到了很大刺激。中村幸彦曾这样描述道:
    

在此期间《水浒传》在有识之士中的流行令人刮目相看。这在今天似乎很难想像。或者说在那以后直至现代，即使是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的外国作品，也没有像那样被渗透和爱好的。这也并不奇怪。对当时的有识者来说，中古物语已成了古典如同雾里看花，既不为其所好，那么除了西鹤、其碛的粗野庸俗的作品，就再无其他可看的小说了。正在这时如同晴天霹雳，出现在眼前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小说的小说，就是《水浒传》了。(1981:252)
    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幕府的外交政策。由于德川幕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除荷兰和中国以外的所有船舶入境，同时也不许日本人擅自远航和经商，所以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只靠当时所谓的“唐船贸易”。这无疑成为日本文坛吸收中国文学的有利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输往日本的主要商品是丝织品和书籍，而江户时代和中国明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因此当时传入的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也相应地引起日本文坛的格外关注，《水浒传》作为明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自然也不可避免。其二，德川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采取了封闭、高压的手段。严格的身份制和儒教的息事宁人的思想，牢牢地束缚了町人以下的一般市民和农民的自由。对这种束缚和身份制度所产生的阶级压迫，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某些郁愤。再加上执政者的政治腐败和骄奢淫逸，更加深了庶民的愤恨和不满。这种高压下的反抗情绪，似乎可以从“除暴安良”的《水浒传》中得到某些安慰。如此看来江户末期的政治形势与《水浒传》取材的北宋末年有相似之处，所以《水浒传》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兴趣也在情理之中。对此中村幸彦作了这样的分析:
    

一是处于知识阶级改革头脑的时期，也就是向明治维新的第一次转变时期。另外在这个时期已经预感到维新的新鲜气息。这时人心所迫切需要的是，新鲜的强有力的东西，或者是任何强烈的刺激。虽然走向颓废性是其不好的一面，但在社会上强调侠义之风，甚至强调道义。……恰好在小说史的发展途中出现了《水浒传》，大概就这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1981:251)
    中村先生虽然说得比较含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民众无力改变当时现状，只好通过模仿宣传“清君侧、定国安邦”的《水浒传》来寄托自己的希望这一心理。
    4． 小结
    总之，无论是从日本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抑或是从中日文化关系史的视角来看，《水浒传》等“章回体”小说的传入，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水浒传》以及随之产生的日本的“水浒翻案”小说，在日本文化发展中是具有特殊功绩的。
    注释：
    [1]“翻案”是日语词，指以原作（如小说、戏剧等）的故事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为蓝本进行模仿改编，如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将剧本搬上舞台等。翻案作品只是对改变了外部表现形式，但维持原作的实质内容，当然也包含作者自己的新创作。本文借用该词。
    [2] 此为笔者根据高岛俊男先生的《水淤 日本人― 江 昭和 》一书统计得出。
    参考文献：
    （l） 何乃英.东方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3） 严绍■．日本古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会合的形态[J]文史知识，1987 , ( 2 ) .
    （4）高俊男.水滸日本人― 江昭和. [M]日本：大修館書店，1991 .
    （5）久松潜一，麻生補新版日本文学史· 近世篇[M] 日本：至文堂，1978 .
    （6）曲亭馬琴．近世物之本江作者部蘱·馬琴遗稿八术書店，1988 .
    （7）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M]. 日本：中央公論社，1981.
    [作者简介]刘青梅(1979-),女,河南驻马店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六系硕士研究生,主从事日语文学和文化研究，河南洛阳，471003。
    原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