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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断代宋史的著述，自宋迄今已有千年的历史，而宋代史学早以发达著称，官私修撰成就斐然，就宋人著述的本朝史而言，已是著作如林了，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王称的《东都事略》、吕中的《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等。这为我们留下了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原典史料，但它们记录的又是宋代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历史，未能全面连续地反映三百余年宋史的全貌。直到元代官修史书时，才出现了第一部“宋代全史”或“断代宋史”——脱脱总纂的《宋史》，被视为所谓正史，列于二十四史之中。《宋史》存在的问题很多，历来为学界诟病，也燃起了许多学者重修宋史的愿望，此后出现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洙的《宋史质》，清代陈黄中的《宋史稿》、陆心源的《宋史翼》等，就是到了近代，一些学者如章学诚等还在呼吁重修宋史，“吾谓别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1] (卷9《家书五》)当代宋史学者胡昭曦对此有过概括性的描述，“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炘，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2] 可见，成功编纂《宋史》的不多，能全面超越甚或替代脱脱《宋史》的还是未能出现。 到了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以后，尤其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史学大师在进行通史研究和著述时，对宋代历史也予以高度重视，并构建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和范式，这在《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们的开创和垂范之功，尤其对现世宋史研究和撰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20世纪的宋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宋晞、黄宽重、王曾瑜、张其凡等对此百年宋史研究都有过精湛的总结和评论①，最近又有韩桂华、王明荪《二十世纪台湾宋史研究回顾》一书出版，朱瑞熙也正为福建人民出版社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总结》一书，对宋史研究作进一步探讨，而这百年宋史研究的辉煌则出现在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冲破思想禁锢，海峡两岸、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繁荣，宋史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多年，论文著作的数量和水平超迈以往任何时代。这些成果绝大多数就专门问题展开，也有一些著作对宋代作全面研究和撰述的，继40年代金毓黻《宋辽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60年代台湾大学方豪《宋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版)之后，至80年代周宝珠等《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泰的《宋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洪焕椿《宋辽夏金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开了现代宋史编撰的先河，达到时代所能给予的高度；90年代，宋德金、张希清总纂的《中华文明史》第六卷《辽宋夏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洋洋百万言，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五代辽宋金夏时期》(陈振任分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百万字，宋代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熔汇了许多新成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仅为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世纪初，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则对宋史作了专题性介绍和论述。 由上可见，真正对宋代作全面、专门研究和撰述的学术著作仍属凤毛麟角，一部断代宋史的撰修既多么必要，又何等不易！当上世纪宋史研究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新世纪的宋史研究领域等待拓展的时候，我们有幸读到张其凡教授撰写的《宋代史》(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7月初版)，煌煌80万言，令人欢欣鼓舞！我们也在回溯千年宋史撰述之后，才真正感悟到这部《宋代史》，既是对以往宋史研究的总结，又是新世纪宋史研究的开篇。如果与张先生的另一著作《两宋历史文化概论》联系起来看，就更可以看出作者对两宋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与探索。本书着重于具体史实的陈述，而《概论》着眼于整体历史的把握，二书相得益彰。二书合计，逾100万字，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份量最大的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宋史》了。本文试图以《宋代史》为中心，结合断代史相关的成果，探讨宋代史著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2 断代史，包括其它类型历史著作的结构体系，是长期以来困扰史学工作者著述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宋史著述的体系创构，既会受到数千年史学，尤其所谓正史体例的默染，也会受到近代史学，尤其章节体例的影响，要跳出以往史学著述的体例窠臼确非易事。上世纪40年代金毓黻的《宋辽金史》采纪事本末形式，60年代方豪的《宋史》则用章节形式，这两部书，反映了20世纪开创时期的学者对宋代历史的总结与思考。七八十年代，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可谓是大陆现代的断代宋史的开篇，达到了断代宋史及通史宋史部分撰述的一个高度，但处在那个年代特殊的学术状态和政治环境下，体系结构的安排上侧重政治斗争、阶级矛盾、民族冲突，几乎以斗争为主线展开的；90年代陈振主编《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卷时，增添了不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内容，并从人类和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建构宋史，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超越，但在结构上又专门开列传记部分，并且占了该卷一半的篇幅，显然受传统史学，特别是纪传体的影响太深了；而何忠礼等的《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虽有70万字，政治史叙述细腻、民族史介绍充分、文化史撰述详尽，但经济、社会、生活等内容的建构仍很薄弱。这些著作都有其价值和地位，也存在一些不足，但为我们今天撰写宋史奠定了基础。《宋代史》正是在前人和今人探索和推进的基础上，扬长避短，重构宋史，铸成现代宋史编纂的新范本。 《宋代史》由导论和七章组成，导论介绍和评论宋朝及西夏、喀喇汗王朝的基本史料，第一至第七章分别叙述和分析宋朝的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科学文化、社会与社会生活、周边民族与民族关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这八个部分，从结构上看显然与古代传统的纪传体例有天壤之别，也与近代以来的历史著作，包括通史的宋史部分及断代宋史都有很大的差异，全景式地展现了宋代三百年的恢弘图卷，具有宋代全史的性质，是迄今为止一部最为全面系统的宋代历史著作。 这种结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现代的研究范式整合传统史学，以叙事为基本形式，以章节为表达方式，把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主要内容囊括其中，尽管这些内容在传统历史著作中都能找到，近现代史学也已改变了传统正史纪传体的模式，但多侧重于政治史，主要是政治状况、事件、人物和制度的记录，而忽视经济、文化和民族方面内容的叙述，《宋代史》显然针对这种不足和缺憾，不仅重构了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的内容，而且建构和充实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的内容，也即作者自己所说的，“特别注意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科学文化等的内容”，“加入吐蕃、西夏、大理、喀喇汗王朝等方面的内容”，其实这不只是内容的扩充，更是体例的建构。就政治方面的内容分成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两部分来叙述，这是一种尝试，成败与否尚待进一步验证，但这样处理，至少把宋代三百年的政治脉络连续不断地勾画出来，把宋代各类制度深刻地厘析出来，对人们全面而具体地学习和把握宋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二是这种建构具体实在，不仅是外延的，而且是内涵的。《宋代史》在章节上作了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结构和框架性的扩充或增加，并与此结构整合相呼应，对每一章节的内容深入建构，使之内容实在，富有系统性和创造性。如传统史书中的文化部分都会编写史学成就，尽管不能代替史料学和史学史著述的作用，但又具有某种史料学和史学史的功能。在现代史学著述中，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五代辽宋金夏卷似乎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而《宋代史》开篇的史料介绍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把宋代史料分为概况、主要、一般几个层次加以叙述，非常具体实在，基本满足了研究入门者的需要；又如第一章宋代的政治状况分为北宋前期、后期和南宋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以大事连接起来，展现宋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内容饱满充实。这种建构几乎贯穿全书始终。三是以近现代史学理念提纲挈领。《宋代史》无疑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撰写的，但是不是肤浅的、贴标签式的，而是深入融通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研究内容的内在结合，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以近现代的史学理念来更新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实，我们上述所指出的结构性重构，不只是表面重构，不只是按照近代史著的体例来编纂，而且是治史理论和思想的更新，以新的理论和观念来解剖、诠释历史，这种建构与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柯林武德、汤因比主张的历史观念、文化生态史观倒有某种契合之处，从而体现出理念和观念地构造历史的特征，当然，这与他们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做法又有本质区别的。再具体深究下去，我们则会发现，作者还以先进和现代的专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来武装宋史的撰述，如以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有关理论，尤其从体制和机制角度叙述宋代的政治制度，又如以经济学有关理论分析经济体制、区域经济，以文化学的理念分析学术思想和流派，以社会学的理论论析基层社会和生活，以民族学和民族史理论描述主要民族及其政权。《宋代史》史学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是其整合和重构的活力所在，也是现代史学革命和新生的关键，这已经超越了该书撰述本身的意义了。 3 宋史是断代史，在历史时空的经纬和纵横上固然侧重于纬、横，不如通史时空的经、纵那样突出，但同时又具有经纬和纵横的特性。从著述内容讲，除了时间跨度的长短外，与通史没有太大的差别，任何一部断代史都是记录某一时代历史的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确与通史差别不大，而与专门史研究的范围又有很大区别，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或进一步与政治史中的制度史、经济史中的商品经济史、文化史中的思想史……深入下去，以至无穷的专门领域，这些研究方向或范围都可以包括在通史和断代史之中，因而，断代史的是某个时代无所不包的历史，尽管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全史性的史书面世，但其研究方面和范围的无限性则是毫无疑问的，并决定了断代史研究和著述的广泛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所有问题搞得一清二楚，一个人的能力和专长也未必在这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和成绩，都能表现出自己的独到研究和见解，断代史的撰述必须充分地借助于已有的一切相关成果，广泛地吸收已有的成果，尤其在当今宋史研究日益深入，成果层出不穷的时代，能否以开放的心态和思想进行著述，关注和包容已有一切成果，往往决定一部断代史的成败，固守门户是无以成就巨篇的。 张其凡是我国著名的中青年宋史专家，著述丰富，涉猎广泛，对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研究，出版和发表了《赵普评传》、《宋初政治初探》、《五代禁军初探》、《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宋太宗》、《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上下)等论著，参加过《中国军事史略》、《中国政治制度史》等书的宋代部分写作，即使如此，仅靠自己的力量和成果把一代宋史撰述出来，还是有困难的。张先生在编纂体例、结构和方法上，对既往通史、宋史研究著述进行了综合性的批判吸取，并进而创新，自成一体。事实上，《宋代史》几乎每一章节都体现出对史学成果的广泛吸收和融合。如在有关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民族历史等部分的表现就相当突出。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上，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可谓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第六卷宋代部分主要由朱瑞熙承担，而其中的军事部分则由张先生编撰，该书最大特点和成就，在于用现代政治学、行政学，尤其是用政治体制和机制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和撰述。他参加了整书的体例、方法的研讨，自然得新风之先，故而在他的《宋代史》中叙述宋代政治制度时进一步弘扬广大，对中央到地方的机构和职官叙述和勾画的基础上，从决策体制、运行机制、管理实体、权力制约等崭新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剖析，其研究成果处在迄今有关宋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领先位置。宋代社会史是近年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成果日益丰富和充实起来，如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对宋代社会诸多层面各有侧重地展开论述，而《宋代史》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家庭、宗族、城乡生态以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礼俗、节假娱乐等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和展现，可以说把社会生活史较为全面地纳入断代宋史的撰述之中。宋代民族史研究近年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如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增订版)、白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等，作者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最新的成果，扩张吐蕃部族和政权的内容，充实大理政权的历史，并对党项西夏和喀喇汗王朝作了详尽的补充。当然，这些领域的研究为专门之学，有相当的难度，故以总结和吸收已有成果为其特色，如喀喇汗王朝一节就是经原作者同意删节《喀喇汗王朝史稿》一书而成。 进行学术研究，编撰断代史，吸收已有成果是非常必要的，但应该符合学术规范，否则就会出问题。在其操作规范上，作者尽管没有像现代不少学术著作在书后列出一个参考书目清单(当然其中也有装模作样的)，也没有在书中一一注明引用成果的出处，而作者在后记中诚恳地列出所采用学术成果的学者名单，如朱瑞熙、葛金芳、龙登高等先生，还如实公示，接受白滨、刘建丽、段玉明等先生初稿，摘编魏良弢先生著作的事实。当然，他在《宋代史》的著述中，还在页下注明了部分成果的来源，包括邓广铭、漆侠、王曾瑜等先生的成果，这在全书的每一章节中都能看到，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术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学术失衡、失范事件频频的今天，《宋代史》在这方面倒又显现出特有的示范价值，这对促进学风、研风建设，提高学术品格和品德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吸收不是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一种有机的建构，把已有的成果熔铸到历史著述之中，形成浑然一体的作品，这才是高水平、高层次的吸收。《宋代史》初稿于1999年，而修改又历时四五年，这与时下的著述相比，已是孕育良久，甚属难得。正因如此，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成果吸收的系统性、广泛性和科学性，几乎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效果。这既表现在整体结构扩张和构建的一致性上，如把宋代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研究成果作了解析和建构，扩张出崭新的宋史结构体系，也体现在具体章节内容重构的容通性上，如对章节下内容作了结构性调整和具体内容的更替充实，以第二部分政治制度为例，把许多制度、体制和机制性的研究成果置换到传统的机构和职官叙述之中，真正形成新政治制度研究体系，体现出作者的功力。 4 我国史学长期以来形成许多优良的传统，具有秉笔直书、褒贬分明、经世致用、爱国忧民、史文并重等特点[3]，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宋代史》在这些方面都有批判、吸收和发展。我们在此从《宋代史》的著述语言和学术功用上作一点具体分析，也许能够以小见大，获得一些实在的启示。 在史书著述语言上，对文采、文才，历来极为重视的。汉代班彪说《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4] (卷70上)唐朝刘知几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5] (卷132《刘知几传》)清代章学诚发展了才、学、识学说，并增加了德，[6] (内篇三《史德》)近代梁启超直接提出“史家的四长”[7] (第二章《史家的四长》)。他们都离不开对才的提倡，当然才之重要组成就是文才。而历来又过分地关注和强调文才中的文采问题，并常以《史记》中的项羽本纪，《资治通鉴》中的淝水之战为例，加以说明和发挥。这固然是作史中的文采问题，但主要还是文学问题，未必完全是通用和基本的史学语言和史学语境。文学语言只能丰富史学语言，却代替不了真正的史学语言，最为重要的还是班彪所说的“文质相称”，文采和实质的有机结合，这一点反而常为现代史学工作者所忽视，时下的不少史学著作或者枯燥干瘪，或者淫丽空虚，都是值得注意的。《宋代史》以平实见长，又在平实中显出文采，可谓得传统史学语言之精髓，颇有良史之风。这种平实的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内容与形式、叙述与修辞的有机完美的统一。所以，在史料介绍中，以史料学的语言勾勒史料的来龙去脉，评述优劣；在政治发展和制度部分，以政治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语言，表述政治事件、体制、机制；在经济部分，表达更为实在，特别是用数据语言，以对比的方式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局限，从而使沉闷枯燥的数据赋予生机和魅力；在科学文化部分，以严谨、睿智、富有诗意的语言，把宋代的数学、理学、诗词等成就如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此外，还以社会学、民族学、外交学、文化学的语言，把宋代的社会生活实况、民族繁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平实而流畅地表达出来。这种以平实的学科语言来表述相应的历史内容，实质上是对传统史学“文质相称”著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为此，我们怎样将学科语言与传统史学语言有机结合并创构崭新的史学语言则是现代史学值得重视的问题。 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功能，以往更多的是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的，而对其学术效用缺乏足够的学科自觉。我们反观既往的历史研究和作品之后，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成功的不多，重视得也不够。《宋代史》的开篇介绍宋朝及西夏、喀喇汗王朝的基本史料，为近年史学著作的新安排，符合学术国际接轨和规范化的潮流，如《中国通史》辽宋夏金部分就是这样的，而在全面性和实用性上，《宋代史》又有很大发展。《宋代史》的史料介绍，揭示概况，阐明特点，详述版本，这便于人们掌握全貌，深得要领，按图索骥，尤对刚跨入宋史研究门槛者具有重要的学术实用价值，并起到了良好的学科互补作用。在社会经济部分，大量运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对不同阶段，或不同区域，甚至前后朝代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说明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如宋代的主客户、粮食产量、茶场茶产、矿产税课、市镇人口、商品税额、人口密度、垦殖指数、南北上供等，这种比较，无论是数据，还是方法，对宋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实用的价值。《宋代史》是一部系统而有所侧重地吸收现有宋史研究成果的专著，注重整合和评述，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实用的学术参照坐标。如政治发展状况部分，对熙丰时期的变法和改制作了全面客观的评述，指出积极意义、负面作用，以及失败的结局。在分析宋代经济政策时，指出“摊丁入亩趋势的启动及其表现”，这是对现有成果的发展，也是一种评价性引用。即使是一些很具体的研究成果，如宋代具有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志的“秧马”，作者根据现有成果②，明确赞同这是扯秧工具。这种鲜明的观点，明确的态度，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是大有帮助的，非常有用的。 5 断代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史学理论和方法又在不断发展之中，要做好一部断代史，往往耗尽毕生精力也非易事。当然，在目前学术环境下，张先生的《宋代史》已是历经磨砺之作了，而问题是存在的，有的是可以展开探讨的，并能引发对一些具体著述问题的思考。 《宋代史》导论部分的史料介绍，从目前的宋代史和通史宋代部分的著述来看无疑具有开创和发展的意义；而作为导论，对于现代历史著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史料介绍而没有研究理论、方法及学术史等基本内容，这就很难说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导论。史料的介绍应该说是相当周详的，并且作了精彩的评论，包涵了许多工具性的知识和实用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与宋代文化中史学内容的关系如何处理，颇费周折，很易造成前后的交叉。作为史料的介绍与运用性的指导，似乎可以作进一步扼要的理论分析，指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8]，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宋代史》在总体结构上条块是清楚的，而内在有机联系上有待加强。如导论部分把宋史发展的主线和宋史著述的体系等基本问题展开论证，也许能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但真正的工作还在宋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上。同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还需加强，如在监察制度部分中提出，台谏是朝廷的第一监察系统，而给舍是第二监察系统，这与传统的观点相比，“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谏以纠正焉，”[9] (卷434《吕祖谦传》)“凡朝廷政事不当，未出则给舍封驳，既行则台谏论列。”③ 或者说给舍封驳于事先，台谏言奏于事后的观点相比，作者的看法确有新意，然如有合适而必要的评述，就锦上添花了。 《宋代史》，某些部分，尤其下册新增内容较多，也十分重要，尚有较大的深入和完善的余地，如第五章宋朝的社会与社会生活，体系需进一步建构，内容可进一步充实，第六章第五节喀喇汗王朝，需进一步提炼和消化，使之与本书融为一体，第七章宋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内容丰富多彩，实可进一步申明宋代在我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开放的，与海外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 此外，在历史上很早就有左史右图的说法，以及方志修纂中的图经并用的做法，可见图与文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到近代地理学形成，人文、自然诸多学科日益重视地图的作用和使用，而历史学科，尤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贡献为大，我们也就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引用有关地图，并且增添阶段、区域、专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地图，从而丰富《宋代史》的内容，使人们获得立体性、方位性、空间性的知识和认知，而在这部宋史中未能找到一张地图，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总之，《宋代史》的成功和不足都对今天的历史著述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为此，我想如今编修宋代乃至其它断代史，较为紧要的有三方面工作值得去做，一是更好地构建宋代史以及断代史的结构体系，不只是外延的，更为重要的是内涵的；二是更好更多地有机内在地吸收和融通已有的研究成果，强化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三是在继承传统史学“文质相称”的风格基础上，形成新时代的史学语言，并挖掘断代史的学术、社会的实用功能，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注释： ①参见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论集》，台北国史馆印行，1999年；黄宽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张其凡《二十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参见王瑞明《宋代秧马的用途》，《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刘崇德《关于秧马的推广和用途》，《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尹美禄《秧马歌碑及秧马的流传》，《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等等。 ③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六、《宋史全文》卷十七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1]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胡昭曦. 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J]. 中华文化论坛，1998(4). [3]张海鹏.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J]. 安徽师大学报，1996(4)；瞿林东. 史学三题[J]. 安徽师大学报，1998(2). [4]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章学诚. 文史通义[M]. 上海：上海书店，1988. [7]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肖建新. 论文献史料的特质[J]. 史学集刊，2003. [9]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