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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生汪君少华，酷喜名物训诂，尤长于器物考辨。前此既有《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之作(商务印书馆，2005)，今复董理教学所得，撰成《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既已付梓，嘱余序之。 即将命笔，不禁叹曰:吁！汪君信为诚意之人矣！一本学术之传统，一以学生日后所需为指归，务求听者了然，学以致用。训诂之学衰微有年，乃至有弄国学不知训诂为何物者；即有上庠列为选修，亦以概论授之，甚或以“理论性”不及它科为羞。诸生聆之，兴味尚可，听后懵然依旧；及至读书、教学，一赖教辅。汪君则不然。其授课也，重实践，多例证，切时弊，寓原理于剖析正反训例；授人之渔，不玄不拗，明白如画。观其要目，时间观念、空间观念、排比材料、语法制约……且启人发疑，教人抉择，悉由浅近入手，则善学者自可举一反三，用诸日常。呜呼，此非诚其意者而何！昔俞曲园作《古书疑义举例》，后学获益良多；汪君所为，亦其侪与？而其归纳之功、切合社会所需、运用新学，盖犹过之。 汪君之作，名物训诂也。训诂一道，事涉文献之义理与词语之意义，二者密不可分，然亦可假名之曰义理之训诂与名物之训诂。东原析学为三，一义理，二考据，三文章，有以也；其所谓考据，即名物训诂耳。 古来诠释经学、董理古籍者，自汉迄宋，言义理必待名物训诂，求名物训诂必涉义理，此清人所谓“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训诂明，六经乃可明”戴震《六书音均(韵)表序》之所由，亦戴震“以字证经，以经证字”陈焕(奂)《说文解字注跋》之所据也。观自汉之今古文经、两晋及其后之释《老》《庄》、隋唐之“正义”之学，乃至历朝之注史、子、集，例证俯拾即是，不烦援证。然自“汉唐人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出，百年蜕变，乃谓汉唐人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几成定谳。训诂既经割裂，遂拘拘于技艺而略乎道，乾嘉诸老明六经之宏旨徒空言耳。其破朱子之权威也，有益于后世；然唯斤斤于名物，且以其学既成主流而日见其甚，遂成羁绊；西学东来，以彼土之“科学”评判中国“旧学”，赞其为“真正之科学”、“纯粹之科学”，名物考订遂似训诂之全部矣，迨及未明乾嘉所长唯拾西学之唾以仿其“理论”之“系统性”为务，亦不为怪矣。今世西方学者或为我诸多学科亦已殖民化而不平，此其一端耶？ 今言名物训诂、义理训诂，非以后者为贵而贱名物也。名物之训诂既需为语词求解，复需探明草木虫鱼舟车器皿究为何物、形制若何。不明名物，则必流入空疏，睹今之言中国史学、哲学、经学，“六经注我”(仅限名物言)逞其私意者，非空疏而何？余恐蹈晚明之辙而不自知也，害人害己，可不痛哉！虽然，名物训诂所求者，文本之书面义；义理之训诂所求者，文本暨释者所欲求之真理，亦即道也。二者既为一体，名物训诂则其基础，或曰古学赖以传承之主器，之初阶；复可进而曰，不通训诂，无以言古籍，无以研国学也。视近岁研究、传授国学、儒学、道家、佛学之机构相继而建，而设训诂、音韵、文字课程、课题者盖鲜，自为必然之怪象矣。是以余所望于汪君者，非徒日进其学，复将明三百年训诂嬗变之由，刻苦传人以诚意、笃学，嘱后学莫以效颦为荣。如是，浮躁之风庶几得少敛焉。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11-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