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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进行的全国古籍普查中，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的曲折经历，引起普查者的极大兴趣。该手稿近百年间从山东流转到东北，躲过了一次次被毁、被抢的劫难，成为文化上的一个“闯关东”传奇。 据现存的几种手稿看，晚年的蒲松龄曾对其著作做过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校订，临终时还曾嘱咐其儿孙“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蒲松龄死后，其手稿也一直存放在淄川城内玉英街蒲氏家祠，秘不示人。 辽图珍藏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八卷，存四卷，为蒲松龄清稿本，共400页，竹纸，原4册，后装成8册。稿本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为他人代抄经蒲氏校改。 同治九年前后，蒲氏七世孙蒲价人与家族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便携带家人及《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蒲松龄手稿远走东北，后定居沈阳。后来蒲价人将《聊斋行乐图》及《聊斋志异》等分别传于蒲英翰、蒲英灏两兄弟。蒲英翰后因生活拮据，变卖了《聊斋行乐图》。 蒲英灏年轻时投军在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供职。依克唐阿提出借阅，蒲英灏不好推托，便借了半部。依克唐阿看完归还，又借去后半部，可这后半部还未归还，依克唐阿就奉旨进京，接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公私珍藏的财物多被洗劫，半部手稿从此也杳无音信。 光绪二十六年，蒲英灏奉命镇守辽宁西丰，两部手稿后传于第五子蒲文珊。蒲文珊对《聊斋手稿》的珍视胜过其父。他将文稿放在朱漆木匣中，除春秋之际晾晒，虽子女也很难见到。这期间有多人相借、预购，包括日本人出高价购买，均遭到蒲文珊的拒绝。1933年夏，选出有王渔洋评语的14篇以及通行本未收入的《狐谐》、《仇大娘》等10篇共24篇44页，珂罗版影印，题《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希望蒲文珊在影印后把手稿卖给他们，被他一口回绝。 随着东北地区的解放，西丰全县进行土改，薄有田地的蒲家被农民“挖浮财”，少量衣物及大量字画书籍被抄走，手稿也在其中。幸运的是后来任县委书记的刘伯涛，在元宝沟农会检查工作时，见炕边屋角有一堆准备烧火的乱书，便随手拣出两册一看，书是手抄本，上题《聊斋志异》，纸张颜色很旧，有勾划添加的字迹，他觉得这是前人有价值的抄本，便到县公安局询问有没有蒲松龄后人，最终查到了蒲文珊。 1951年，刘伯涛将《聊斋志异》手稿交给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经鉴赏家杨仁恺先生鉴定确为蒲松龄真迹。蒲文珊决定将其捐献给政府。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接受了《聊斋志异》和《聊斋杂记》手稿，后入藏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将半部手稿影印出版。 《聊斋志异》的下半部手稿到底流落到何方去了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说法认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下半部手稿在这时被抢去，流落国外。另一种说法认为，《聊斋志异》的另半部后来流落到北京一位画家手中。《聊斋志异》下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去世后，被军阀张宗昌购得，张宗昌遇刺身亡后，又由北京一位画家收藏。他把手稿藏在北京平安里旧宅墙里，后毁于“文革”，可惜也一直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 原载：《文学报》2009-02-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