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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早春，朔风凛冽，寒气逼人，我专程拜访住在蓝旗营小区的我国考古界前辈宿白先生。宿先生在我国考古界有极高的声望，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告诉我，宿先生就是新时期的考古界泰斗夏鼐。 走进宿先生的客厅，只见阳光缓缓地洒在沙发、茶几上。这是一间朝南的有落地窗的客厅，几盆绽开的花卉随意地摆放着，四周堆放着不少书报杂物，感觉有点拥挤。今年应是米寿的88岁的宿白先生脸庞白皙透红，气色很好，没有一点龙钟之态。宿老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思路敏捷，亲和中透着几分严谨。多年来评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及各种考古的重大会议，都由宿老领衔。 宿先生说，目前是田野考古的大好时机，各地筑路建厂等大型工程相继上马，许多古遗址和文物不断出土，中华文明史也一直在充实和改写，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是宿先生也有担忧，现今社会比较浮躁，急功近利，考古工作者也不能避免。他告诉我，有的领队几乎长年不在发掘现场，更不用说亲自观察土层变化，只是靠手机遥控指挥。发掘现场由谁来动手挖掘，由谁来做现场记录，第一手原始材料掌握不到位，写出的考古发掘报告就大打折扣。 宿先生是我国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著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考古界有传闻:宿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条件有限，不可能用尺子测量。然而他画的图，都是用步量或目测，八九不离十。我提起1959年宿先生去西藏考察文物的情景，宿老答道:“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我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宿先生是世界著名石窟和石刻研究学者，1958年主持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的发掘，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工作，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对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都作过测绘和研究。他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宿先生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我问他怎么会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宿先生答道:“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老师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宿先生那代文化人，富有生活情趣。拙作《日照香炉》书名就是宿先生所题，笔力遒劲，为拙作增光添色。他除了一手好字外，还是一位篆刻家。《宿白印谱》一书，是当今文人治印的珍贵印集，印风醇厚，印面素洁雅秀，是篆刻、书家闲章不可多得的印文素材。 我同宿先生谈及韩国人欲将书法作为申遗内容，理由是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用的是高丽纸。宿先生笑道，荒唐。当我告诉他《文汇报》和松江区政府拟将中华祖帖晋代陆机撰写的“平复帖”迎归故里省亲时，宿先生说，这项活动创意很好，可以提升国宝平复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说新疆、甘肃出土过汉代的纸张，你们可以借来展出，告诉世人真相。他还乐意担任中华平复帖国际书法大赛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顾问。 宿白先生是一个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文化人，堪称一代师表，虽说是奔90岁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4-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