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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历史悠久，然而在20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引进、吸收、扬弃、改造和重建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相结合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正迈向另一个新阶段——构建系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开始中兴，并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中国学术界可谓见仁见智。人们通常将女性文学分为“广义的女性文学”和“狭义的女性文学”。所谓“广义的女性文学”，指凡是妇女创作的作品，“只要是出自女子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①；而“狭义的女性主义文学”，则是指“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②或“只有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③或“女作家所写的反映妇女生活感受的作品”。④许多理论家都赞同狭义的概念。不可否认，诸多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均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要的在于重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那么，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致力于将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责无旁贷地把对中国女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体性别境遇以及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空白页”的发现与改写，以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拆解与批判作为她们自己的文学批评范畴。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中国妇女研究的必然产物和重要载体。中国妇女研究使中国知识女性开始觉醒，她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历代文学从来没有忘记过对女性的描写，尽管在文学史中男作家旁边时而也点缀着一些女性作家的名字，但从根本上来说，无改于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是男性文学史这个事实。”⑤因此，中国的女性作家决心塑造真实的女性形象，谱写她们自己的文学史。虽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晚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近100年，但她们的发展历程极其相似：“皆沿着女权—女性—女人的创作路线前行……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抨击父权制观念，解构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⑥ 五四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萌发阶段，此时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实践紧密相连。辛亥革命前后以及“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妇女解放问题首次被提出。当时，文学中的虚构女性形象与身处不良生存状况及社会境遇的现实女性一道，成为反抗阶级，她们试图改变罪恶现实、颠覆造成这个罪恶现实的上层建筑。受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新文化运动进步思想影响，中国的女作家第一次以觉醒的“人”的身份登上文坛，她们的创作给当时的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所表现的“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传达出的社会情绪、时代精神都备受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欢迎，同时作者的女性身份也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对五四女作家创作的评论便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初的批评实践的一部分。 五四时期有关女性的创作和评论都显得比较稚嫩、浅显，甚至是缺乏理性的探究，但它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大多数评论者对于妇女“人”的存在、女性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应。这无疑是五四及新文化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进入“主流”提供了历史契机，而这一时期的批评实践也开启了中国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声。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处于萌芽阶段。而到了解放后，女性文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政治口号揭示了中国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分享了和男性一样的社会权利，承受了和男人一样的社会苦难。在“男女都一样”的立法环境和思想氛围中，女性处于一种“无性”的生存状态与环境。女性极力淡化女性特征，自觉认同男性霸权主义的社会尺度。女性试图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往往是以诋毁和漠视自身性别身份为前提。在忘我的性别角色认同中，造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迷失。正是这种迷失，唤起“女性”将自己从无性别的表述中分离出来，并试图以女性主体身份去审视整个历史和以往的文学史。于是，中国的妇女文学与女性文学研究便应运而生。由于中国的妇女研究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所以中国的妇女研究较多地侧重社会文化研究，它从女性的角度切入，并努力获得了一个包容两性的“有性”视角。李小江认为：“较早地介入妇女研究领域的学人，无论男性或女性，更多地背负着人的使命(不仅是科学的使命)，执着于人的探索(不仅是理性的探索)，从而将科学与理性的锋芒更紧地贴近人生(不仅是抽象的人)。”⑦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无可否认，诸多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滋润，正如张岩冰所言，“由于缺少独立的女权运动这个产生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中国自己无法产生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出现，是西方女权主义文论传入中国的结果。”⑧对理论的介绍与作品的引进，有效地适应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日益觉醒的需要。1986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第二性》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第一次系统地将女权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同时也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转折点”。⑨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虹教授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尝试和深入的探索，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房间》、《第二性》及《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对男性中心霸权文化的拆解和批判上。通过介绍历史上曾被埋没的女性作家与作品，同时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颠覆了形式主义批评忽视作家主体性的倾向，“反映了60、70年代的自觉的女权主义观点”⑩，为女性主义批评鸣锣开道。胡敏等人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汇集了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权威性论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女性主义批评各流派的基本面貌，因此，有人称“或许它能成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入门之作”。(11)张京媛于1992年出版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是国内学者编选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池莉、方方、毕淑敏、张欣、迟子建等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在文坛上登台亮相。她们以出众的才华、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对社会多方面进行书写。尤其是对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及各式各样的心理历程进行了大胆的审视和思考，并在各自的作品中试图设计出有异于传统的结局，从而掀起了一股全新的女性文学浪潮，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平添了一道秀丽风景。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激发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以戴锦华、李小江、王绯等为代表的学者，用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全新的审美观照，并进行“反抗性阅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便以文学话语作为切入点，因为语言是一种文化权力，所有的社会规范、常识都建立在语言明晰、公正、不容歪曲的观念上。语言歪曲了女性的真实存在及其价值，因此，女性主义批评首先就要消解这种男性话语。孟悦从符号学、传播学的角度表达了女性主义解构男性神话的必然性。她指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男性拥有话语权，创造了关于女性的符号，“女性只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观对象，男性话语权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男性创造了女性的词、字，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此也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12)李小江在其一系列论著中也阐发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女人没有历史”。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及文学批评的思索，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伊·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艾丽斯·沃克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等论著中的女性主义思想相似，都表达了女性对文学话语的深切关注。可以说，重建女性话语和确立女性社会身份几乎贯穿了所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范畴。 拆解文学中的男性霸权主义思想，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结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纲领。朱虹指出：“女性形象是按男人的想像或愿望而塑造的。那些‘小白鸽’、‘睡美人’、‘经革命指点迷津的女青年’等都是男性作家主观想像的产物，女性角色、地位与本质完全由男性操纵、定位、解说，使女性一直无法挣脱男权的束缚，文学形象的塑造史是一场女性被男性利用、剥削的悲剧历史。”(13)女性主义者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她们认为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书写女人。对文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抨击，展示被压抑的女性艰辛的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呈现广大女性在现实生活与文学话语中的艰难处境，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元素。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的结尾处讲得颇为恰当：“迄今为止，女性话语需要说明也能够说明的东西，也许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贯主宰的历史，它的真实面目应该被揭示出来并正在说出来和讲下去。”(14)在这样的破解之下，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试图建立有别于男性的独立的女性话语体系。她们大都采取追溯女性文学传统的方式，为历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冷落的女作家正名，寻求女性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界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而建立女性主义诗学。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中国的女性主义者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致使女性一元绝对论的观点盛行，同时也使女性主义者们倾向于运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造成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部分女性主义者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对男性中心论时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上，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暴露出一部分女性主义者的极端自恋主义和女性的唯意志论以及中国女性主义立足单性文化而非双性文化的理论弊端。实际上，女性自身的弱点有些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而且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必须意识到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举步维艰，而实践性的缺失无疑使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陷入了僵局。对于女性的现实生活来说，解决问题远比提出问题重要得多，否则社会将陷入混乱，女性的生活也将毫无出路。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门学问，而不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女性主义运用的理论越来越艰涩，运用的概念越来越让人费解。女性主义已经仅仅是女性学者和教授的嗜好，是她们彰显自己的筹码，根本就解决不了广大下层妇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然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所遭遇的困境并没有被学者们忽视。2006年6月，留美学者苏红军和柏棣共同出版了《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将西方的女权主义与各类西方“后学”批评理论联系起来，对女权主义作了重新的阐释。在西方后学语境下研究女性主义将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出困境，建立中国女性主义自己的批评理论不无益处。 客观地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作品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之最，随之而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对这一阶段的文学事实的分类、描述和阐释也各不相同。20多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地译介、流传，甚至改造，取得了卓越的实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人们从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文学史，批判文学中男性中心主义，并追溯女性文学传统，寻找女性特有的表达方式，从而建构起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推动21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朝纵深化和多元化发展。 注释 ①李小江：《为妇女文学正名》，《文艺新世纪》，1985年第3期。 ②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引言》，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钱荫愉：《她们自己的文学——“妇女文学”散论》，贵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④吴黛英：《女性世界和女性文学——致张抗抗信》，《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⑤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转引自《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⑥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⑦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转引自《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第17页。 ⑧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⑨周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⑩丹尼尔·霍夫曼编：《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11)程麻：《夏娃们的义旗》，《读书》，1992年第2期。 (12)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13)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1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