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修《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将存目图书计算在内,“基本囊括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有关区域文化的主要著作。” 《四库全书》能辑入如此多的区域文化典籍，是得益于四库开馆前期历时6年的全国搜访图书工作。河南省也不例外，按照朝廷访求图书务求全备无遗的要求，派专人向本地书商、藏书家、名人之后及知情者逐一查核、访求，对志乘、书目未载之书也广为搜罗。据此征集进献的图书，称为河南四库采进本，简称河南采进本。在图书征集阶段，河南前后七次共采进113种书籍，经四库馆臣在皇帝“圣意”的指示下，以“应刻书籍”、“应抄书籍”、“应存书籍”、“应毁书籍”四类标准分之。其中被《四库全书》著录12种，《总目》中存目55种，客观上对保存河南的地方文献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以河南地域为视角来研究“四库学”的，据笔者所见，仅有纂修《四库全书》时河南进呈的《违碍书目》和《四库全书豫人著作书目辑录（一）（二）》 。由此可见，关于河南区域的“四库学”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笔者不揣浅陋，针对清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河南采进本的情况做个案研究，以弥补“四库学”区域研究中河南的弱势状况。 一、河南采进本之进呈 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是《四库全书》编纂初期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它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迄于四十三年（1778），而以三十八（1773）、三十九年（1774）间为最高潮。这些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图书，被称为“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这些图书一旦被采用，著录时候则给予注明，从而与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通行本区分开来，共同构成了《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的六个来源。 河南采进本是指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属于河南官员通过购买、钞誊及收集私人藏书家藏书等方法征集进献的图书。在征书过程中，河南购获遗书种数据河南巡抚何煟奏称共收过四百七十三种。 各省进呈书目的记载，有《水曹清暇录》、《各省进呈书目》、《四库采进书目》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水曹清暇录》笔者未曾见，据黄爱平先生研究，河南呈进的图书数目，《水曹清暇录》记载有113种 。《四库采进书目》所收系当时进呈的书籍清单，本来是附在河南巡抚给乾隆的奏折之后的，惜《档案》中所缺；而《档案》中河南巡抚的奏折则可补《四库采进书目》中所缺的每次进呈时间及其它。 《四库采进书目》显示，河南省呈送书籍共108种 。每次进呈的书籍种数及进呈时间在《档案》中可以找到记载：第一次，18种，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次，35种，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第三次，33种，三十八年五月初二日；第四次，22种，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五次，5种，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五次均为河南巡抚何煟经手办理。 这5次进书，按《档案》记载，应为113种，与《水曹清暇录》记载113种暗合，且可在《档案》第一八七条找到印证：“查豫省设局购办遗书，共收过四百七十三种，除节次奏送过一百一十三种外，尚余拣存之书三百六十种”。而《档案》第130条，同样是河南巡抚何煟的奏折，却称112种。“豫省原奏书籍共一百二十四部，扣除重复一十二部，应解送遗书一百一十二部，共计九百六十本”。 这些奏进书籍，《总目》著录且注明为“河南巡抚采进本”的有12种，存目55种。但是《总目》记载的某些书籍种数、名称又与《档案》和《四库采进书目》记载的不一致。笔者仅做了下面的几个推测：一是因为《总目》与《四库采进书目》关于书籍种数的著录并不一致。如：《总目》将曹端的《太极图说述解》一卷、《西铭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一卷以一种计，而《四库采进书目》则分为《太极图说述解》、《西铭述解》为一种计，《通书述解》为一种计。又如《总目》著录清 冉觐祖《性理纂要》8卷，以一种计，而《四库采进书目》则分为《性理纂要附训》四卷和《性理纂要附评》四卷两种。再如《四库采进书目》将《易经详说》、《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五种书籍著录为《五经详说》，以一种计，而在《总目》中则分为《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四种。二是有可能《总目》出现误录的情况，把其它来源的书籍当成“河南巡抚采进本”来著录。如会不会把明支允坚《异林》十卷（《四库采进本书目?河南》无收录）当成明 朱睦楔《异林》而著为“河南巡抚采进本”呢？三是有可能《四库采进书目》著录有误，或《四库采进书目》所据底本有误，或四库馆臣著录有误。如明高拱著的《绥广纪事》、《靖夷纪事》两种书籍，清 阿思喀主持编修的《续河南通志》，明 李嵊慈著的《濂溪志》，明 吕维祺著的《音韵日月灯》共五种书籍在《四库采进书目》中没有记载，而在《总目》中却有明确的记载。如果《四库采进书目》中的108种书籍加上这5种书籍，也应为113种。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河南共进献113种书籍是比较准确的。 在整个征集图书的数量中，河南采进本排全国第八位 ，甚至远不及江浙一带私人进献本一家之多，这对于素有文化之邦的河南来讲，是很不相称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南藏书情况以及河南本土人士对乾隆征书活动的一种态度。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上世纪二十年代，学者丁文江曾对二十四史立有列传的历史人物一一进行籍贯考证，列出5700多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表，其中河南高居榜首。 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河南的历史地位也在逐渐的下移，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遗留下来的古籍仍彰显着魅力。在征集图书的过程中，河南的官员应该说是不敢怠慢的，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或自行购进，或借本钞誊，或“入归德、洛阳、怀庆、南阳、汝宁诸旧家” ，搜寻历代孤本、抄本，但总数也仅有113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河南在经历了多次战火后，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许多藏书家珍藏的书籍或焚于战火，或被洗劫一空，或因家破人亡而散佚无存。清初到乾隆时期，河南藏书家近16家 ，其中不乏富有藏书者，如周亮工（1612—1672），藏书处名“赖古堂”，收有福建谢在杭于明万历间抄自宫中的唐宋秘本数百种。周在浚，亮工长子，搜书勤力，家藏甚富。朱彝尊称他“藏书累叶，手泽犹新。玉籍缥缃，不减李邺侯之架；御书炳焕，何殊孙长孺之楼”。张伯行（1651—1718），有“正谊堂”藏书数千卷。宋筠（1681—1760），家有“青纶馆”，藏书甚富，汲古阁秘本多为其所得，著有《青纶馆藏书目录》一卷。吕公溥，家藏万卷，筑室“赐书楼”。 可惜的是，这么多的藏书家，翻检《档案》、《四库采进书目》和《总目》时，却很少见河南藏书家的名字载入其中，仅有宋筠之子宋瑞金进献家藏抄本旧书九种 。这恐怕与河南藏书家害怕因书惹祸的心理有关，不敢将自己的名字随书刊行。 二、采进本之著录与存目 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来的这些图书，占据了《四库全书》全部著录、存目书籍的绝大部分，是《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河南采进的113种图书，经过四库馆臣的甄别、校阅、辨伪、考证，收录在《四库全书》中12种，约为总数的10%以上，在《总目》中存目55种，约为总数的48%以上。若书籍中有所谓“违碍悖逆”，则被禁毁。现将著录与存目情况分别列表如下。（《总目》中，把宋朝王明清、明朝曹端、清朝汤斌所著系列书籍各作为一种载录，故共有12种遗书著录。） 综合表中所列，著录12部计332卷。著作涉及史、子、集三部中的地理类、目录类、儒家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别集类7个门类。从所录著作的作者年代看，宋朝4人，元朝1人，明朝5人，清朝2人。作者籍贯中9人为河南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综合表中所列可知，存目55部计819卷（无卷数按1卷计算）。著作涉及了经、史、子、集四部中的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杂史类、传记类、地理类、儒家类、术数类、杂家类、小说家类、别集类18个门类。明朝作者14人，存目18部，其中高拱有5种著述存目，薛侃有2种著述存目。清朝作者18人，存目35 部，其中张沐有6种著述存目，潘咸有3种著述存目，冉觐祖有7种著述存目，刘青芝有2种著述存目，张伯行有4种著述存目。不著作者2 部。作者中除了9人籍贯未详外，有16人为河南人。 三、“著”“存”标准之分析 对“著录”与“存目”之间的界限，综合乾隆帝上谕及《四库全书?凡例》，再参核《总目》写给各书的提要，发现存目之书皆依以下标准： 其一，强烈的“崇汉抑宋”倾向，将所谓的“离经叛道”、“非圣非法”的著作列入了“存目”。关于四库馆以及《总目》在汉宋之争中扮演的角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 虽然梁任公论断过于武断，但翻检存目之书，处处洋溢着“崇汉抑宋”的倾向。针对《孝经详说》，认为作者所书“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觐祖顾深取之何耶”。 在《周礼质疑》中表现更为明确：“是书摘《周礼》旧注及前人经训，相互参证，间亦取后代之事以引申其义，颇于郑、贾为难。然臆断多而考证少。宋儒事事排汉儒，独三礼注疏不敢轻诋，知礼不可以空言说也，青芝视之太易矣”。 对 《学礼阙疑》引用汉儒旧说，阐挥汉学思想，颇多赞赏。基于这种十分明确的倾向，关于宋明理学的著述就自然而然的被大幅度汰入《存目》。另一方面，对著述“离经畔（叛）道，颠倒是非，掊击必严”，《尚书天地图说》最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是书虽借《尚书》为名，以《尧典》经文冠前五卷之首，以《禹贡》经文冠末一卷之首，而实则支离曼衍，自抒其说，与经义渺无所涉”。并且书中将“地图之末，附以元刘秉忠《玉尺经》，盛谈相地之术，尤为不经，列之经部，实为不伦”。 对明支允坚所撰《异林》中的可贵思想也进行压制，批判该书“论飞燕合德无损于汉，妲己、妹喜皆不白之冤，殊为偏僻”。 [翻检《总目》，大多著述因此原因而遭贬斥。 其二，查抄明末清初的图籍，是存目的重点。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二十三日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主要目的是防止宣传民族思想，泯除汉人反清之心。此外，民间野史记载宫闱传闻甚多，引起清廷忌讳，由此而扩展，对明清两代书籍查考特严。再加上为了控制编纂规模，加快速度，清政府采取了“贵远贱近”的标准，对时代较早的图书从宽收录，时代较近的著述从严遴选。《四库全书》总裁官于敏中曾致函总纂官陆锡熊：“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 这条建议虽没有写进《凡例》，但始终是馆臣们遵守的重要原则。又因为编书时多尊官书而抑私撰，致使明代存目书共4433卷，清130年间存目书共2705卷，皆为历代存目书之冠。河南采进本的55种存目书中，除了不著人名的2部外，明朝18部，清朝35部，足以说明此原则的贯彻实施。 其三，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将四库馆臣们认为“寻常”、“琐屑”、“考之未审”的著作摒斥在外。我国学术发展到乾隆时期，考据学已成一代风气，群起而趋之，盖有不期然而然者。乾嘉朴学运动的兴起沿袭而来的实证法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学术致思的倾向，更是《总目》开展学术批评的一项重要评价标准。治经忌空谈，治史更不能忽视实证，所谓小说一类文献难以发现事实，故而不足采用。据笔者考证55种存目著作中至少有26种归入此类，现列表详论之。 表三：存目中对“考之未审”著作的评说 书名 《总目》对其评价 周易象义 穿凿而不当理。 诗经详说 考之古说，皆无所依据也。 学诗阙疑 是编，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为说者，往往推求于字句之间。 周礼质疑 臆断多而考证少。 礼记详说 考之未审。 学礼阙疑 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 春秋志 重复纠结，治丝而棼。 春秋详说 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 五经图 前后参错，多所不同，盖有有所窜乱矣。 律吕新书注 不究黄钟之真度……言之可听，而用之无当。 钟鼎字源 莫能考定是非。 音韵日月灯 今韵古韵之源流未能深考。 音韵源流 不知古书之存亡，故以意说之而已。 濂溪志 无所考证阐明。 学宫辑略 叙述颇为简略，盖四书人物考之类也。 中州杂俎 多取稗官家言，纯以小说之体，又事皆不著所出，人亦往往不著时代。 宝刻丛编 今以《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参核，其中改并地名，往往未能画一，即卷内所载与目录所题亦不尽相合。 二程语录 殆偶然笔误，刊版者失于校雠欤。 溯流史学钞 其二十卷，则游梁讲语也，……其曰史学，则是书实非史论。 性理正宗 未免失之驳而不纯，……未免主持稍过矣。 灵台秘苑 体例亦颇冗沓，盖方技之流杂钞占书为之耳。 却扫编 因欲史官博采异闻，则未免失之泛溢。 异林（支允坚） 时事漫记多载委巷之谈，轶语考镜掇拾饾饤。 异林（朱睦楔） 摘百家杂史中所载异事……颇为杂糅……而他书中稍僻者仍不无挂漏。 杞纪 所采之书凡四百余种……不几于叠床架屋乎？且又全录春秋经传及经传别解为四卷，不更赘乎。于遗书录夏小正，于人物收妲娥，其泛滥抑又甚矣。 名疑 间有讹误。 其四，原本版刻拙劣，或残缺漫漶过甚，或体例不纯，皆入存目。此类数量不多，但又不能并入他类。如《皇极经世书传》：“然则是书佐所续成也。又称畿有自序。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矣”。 《绿波楼诗集》：“旧版已毁。此本国朝康熙中新蔡知县吕民服所重锓也”。 《张浒东集》：“版久毁，此本为其后人重刊，其中如庆成宴，代巡、赠别诸作，本五言长律，而杂之古体中。题鹿鸣宴图，本七言古诗，而列之词内，编次颇为舛误”。 《孟云浦集》：“其集初刻于万历间，此本则康熙癸卯其后人所重刊也”，所续内容增多，而价值却少。针对一些体例不纯之书，也大加贬责。如对《灵台秘苑》提出批评：“体例亦颇冗沓，盖方技之流杂钞占书为之耳。” 认为《名疑》这样的类书：“体例亦颇冗杂”。 《中州杂俎》：“编次繁复，漫无体例，可谓劳而鲜功者矣”。 四、小结 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清修《四库全书》对河南这一特定区域文化的历史影响，进而提出“四库区域文化学”概念。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论述：其一，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在豫被禁毁著述及被禁毁的豫人著述，及采进、禁毁与纂修的关系及其对河南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二，《四库全书》中录存的豫人著述，及由此说明的河南籍学者的治学特点和风格；三，《四库全书》中所反映的河南历史文化区域特征。上文仅是简单介绍了清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河南采进本的情况，关于其它方面，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