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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典籍编纂史上,有些重要典籍编纂年代的考定,往往涉及到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年代断限。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总集或丛编,由于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而且纷杂,对其编纂年代的考订往往涉及更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年代断限。刊行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选集《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便是其中一例。 《词林一枝》全称《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四卷,内封题“海内时尚滚调”、“刻词林第一枝”,卷一正文首页署“古临玄明黄文华选辑”,卷末书牌署“万历新岁孟冬月叶志元绣梓”。原书日本内阁文库藏,《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据之影印①。 《八能奏锦》全称《鼎雕崑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六卷,残存卷一、卷五、卷六,卷一正文首页分行署“汝川黄文华精选”、“书林蔡正河绣梓”,卷末书牌署“皇明万历新岁爱日堂蔡正河梓行”。原书日本内阁文库藏,《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据之影印。 问题是:这两部书戏曲选集的书牌都署题“万历新岁”,是否即万历元年(1573)刊行?以往的戏曲史家大多持这一看法,《明清传奇综录》也沿袭此说。 黄文华另选辑《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五卷,残存卷一,正文首页分行署“汝川黄文华选辑”、“书林余绍崖绣梓”,卷首载《乐府玉树英》(即书序),末署“皇明万历己亥岁季秋穀旦上浣之吉书于青云馆”、“古临玄明壮夫言”。“万历己亥”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古临玄明壮夫”,证之以《词林一枝》所署“古临玄明黄文华”,可知即黄文华的别署。原书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据之影印②。 两相比照,如果“万历新岁”即万历元年,那么《词林一枝》与《八能奏锦》的编梓,相距《乐府玉树英》的编梓竟长达二十六年,这是可能的吗?李平《流落欧洲的三种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的发现》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③。 早在1988年,汪效倚就从《词林一枝》收录滚调的情况着眼,通过该书与万历中后期刊刻的戏曲选集《群音类选》、《玉谷新簧》的比较,考证《词林一枝》的刊刻时间决不是万历元年,而只能介于《群音类选》与《玉谷新簧》之间,即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八年(1593—1610)之间④。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词林一枝》和《八能奏锦》的编纂年代做进一步的考证。 二、戏曲作品创作年代考 文献自身的内证是确定文献问世年代最基本的依据之一,这是重要的文献考证原则。为了确证《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的编纂年代,我们首先可以一一考察这两部戏曲选集所收作品的创作年代。戏曲选集的编纂年代肯定在它所收录的戏曲作品问世之后,因此,《词林一枝》、《八能奏锦》所收戏曲作品的创作年代最晚止于何时(下限),则这两部戏曲选集的编纂年代即不可能早于这一时间段(上限)。 《词林一枝》内封下栏中段题曰: 千家摘锦,坊刻颇多,选者俱用古套,悉未见其妙耳。予特去故增新,得京传时乐新曲数折,载于篇首,知音律者幸鉴之。书林叶志元梓。 这里所说的“京传时乐新曲”,盖指当时在南京、北京二都流传演出的戏曲新作。这些“载于篇首”的“京传时乐新曲”的创作年代,可以作为我们考证《词林一枝》编纂年代上限的基本依据。 查《词林一枝》“载于篇首”的剧目,可以称得上是“京传时乐新曲”的有如下几种: (一)《词林一枝》卷一上收录张凤翼《红拂记》的《红拂私奔》一出,《灌园记》的《齐王被难》(有目无文)、《辱骂齐王》二出。按,《八能奏锦》卷五上亦收录《红拂记》的《红拂私奔》、《姐妹伤春》二出(有目无文)。 (二)《词林一枝》卷二上收录屠隆《昙花记》的《关羽显圣》一出。 (三)《词林一枝》卷一上收录汪廷讷《狮吼记》的《夫妻闹祠》一出。按,《八能奏锦》卷一下亦收录《狮吼记》的《陈慥惧内顶灯》一出,卷四下收录《狮吼记》的《陈慥变羊复形》一出(有目无文),及汪廷讷《投桃记》的《黄裳元旦家庆》、《小姐拒父不嫁》二出(有目无文)。 这些剧目之所以可以称得上“京传时乐新曲”,是因为张凤翼、屠隆、汪廷讷三位剧作家皆活动于隆庆、万历年间。 张凤翼、屠隆、汪廷讷三位剧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剧作创作年代大略可考,我们可以据此考证《词林一枝》的编纂年代。由已知求未知,这符合文献考证的基本原则。 按,张凤翼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卒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平事迹详见徐朔方《张凤翼年谱》⑤。张凤翼戏曲作品创作年代可考者,详见表一。  又,《群音类选》选录张凤翼的《红拂记》(卷六)、《窃符记》(卷一一)、《祝发记》、《虎符记》(均见卷一三)等剧散出⑦。按,《群音类选》约刻于万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593—1596)。据此,张凤翼的戏曲作品,除《红拂记》以外,其他几种都创作于万历年间。《词林一枝》收录《灌园记》,而该剧既然约作于万历十六年或十八年,那么,《词林一枝》的编纂年代就不可能早于此时⑧。 屠隆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生平事迹详见徐朔方《屠隆年谱》⑨。他的《昙花记》现存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屠隆自序武林天绘楼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该剧当作于是年或稍前,而刻于是年或稍后。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五月及九月,屠隆曾在杭州、嘉兴等地以家乐演出此剧⑩,亦可证此剧问世未久。 取《词林一枝》所收《昙花记》之《关羽显圣》一出,与武林天绘楼刻本、明崇祯间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以及明万历间戏曲选本《尧天乐》所收本仔细校勘(11),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字词存在异文以外,四个本子的关目基本一致。在这些版本的异文中,天绘楼本、《六十种曲》本基本一致,而《词林一枝》则多独异,而且讹误较多。比如天绘楼刻本、《六十种曲》本皆作“照见”、“弃官”、“中路”、“困厄”,《词林一枝》本却分别作“观见”、“弃学”、“中途”、“困危”;天绘楼刻本、《六十种曲》本皆作“婴儿”、“玉带”、“雄概千古”、“黑云弥四野”、“逗引”、“黑土”、“太分别”,《词林一枝》本却分别作“英儿”、“王带”、“雄盖千人”、“黑云迷四野”、“逞引”、“黑上”、“大分别”,显然后者异文多为讹误所致。除此之外,《词林一枝》与其他本相比,还有个别脱文、衍文,益可见其刊刻之粗糙。 由此可见,《词林一枝》、《尧天乐》及《六十种曲》本之《昙花记》,都应源于武林天绘楼刻本这个祖本。因此,《词林一枝》绝不可能编纂刊刻于万历元年(1573),而只能编纂刊刻于武林天绘楼本问世之万历二十六年(1598)或稍后。同理,《尧天乐》一书亦只能刊刻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或稍后。 汪廷讷约生于隆庆三年(1569),卒于崇祯元年(1628)后,生平参见徐朔方《汪廷讷行实系年》(12)。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汪氏《投桃记》说:“作者犹未脱俗,惟守律甚严,不愧词隐高足。(13)”“词隐”即沈璟(1553—1610)的别署。按,沈璟于万历十七年(1589)以疾告归后,始致力于戏曲创作,汪廷讷既为“词隐高足”,则其从事戏曲创作活动当晚于沈璟。 按吕天成《曲品》卷下著录汪廷讷传奇戏曲作品,依次为:《高士》、《天书》、《长生》、《狮吼》、《投桃》、《二阁》、《同昇》、《三祝》、《种玉》(14)。其中创作年代可考者有:《长生记》传奇,作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明年又加修订,见《曲海总目提要》卷八引自序(15),并参见徐朔方《汪廷讷行实系年》(第525—526页);《三祝记》传奇,现存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氏环翠堂原刻本。《曲品》将《狮吼》、《投桃》二剧列于《长生记》之后、《三祝记》之前,据该书以作品撰作年代先后为序的编排体例(16),此二剧应作于万历三十三年至万历三十六年之间。《词林一枝》仅收录《狮吼记》,应编纂于万历三十三年或稍后;《八能奏锦》收录《狮吼记》及《投桃记》,其编纂年代应晚于《词林一枝》一二年。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另著录汪廷讷《威凤记》、《彩舟记》、《义烈记》、《飞鱼记》、《忠孝完节》等剧,则此五剧应作于《曲品》初稿完成之万历三十八年(1610)之后,吕天成《曲品》初稿未及收录,但增订本除《飞鱼记》外均已收录。又李郁尔等人选编《月露音》(17),收录汪廷讷《狮吼记》、《投桃记》、《三祝记》、《彩舟记》、《天书记》等传奇作品,《月露音》刻本卷首有《月露音序》,署“丙辰之花朝清余居士醉题于酒香山中”,“丙辰”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此选标称“尽罗新曲”(卷首静常斋主人《凡例》),这也可以作为汪剧创作年代的旁证。 综上所述,《词林一枝》收录张凤翼《灌园记》,其编纂年代不应早于万历十六年(1588)或十八年(1590);《词林一枝》收录屠隆《昙花记》,其编纂年代应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或稍后;《词林一枝》收录汪廷讷《狮吼记》,其编纂年代应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或稍后,因为此剧最早创作于是年或稍后。而《八能奏锦》复收录汪廷讷《投桃记》,该剧作于《狮吼记》之后,则其编纂年代应稍后于《词林一枝》一二年。又,《词林一枝》、《八能奏锦》均未收汪廷讷刊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三祝记》,因此这两部曲选的编纂年代似不应晚于是年。 又按,《词林一枝》卷四中收录郑之珍(1518—1595)《劝善记》的《尼姑下山》一出,该剧现存明万历十一年(1583)高石山房原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词林一枝》所收《尼姑下山》,见该本卷上第十四出。这也可以作为《词林一枝》决非刊刻于万历元年的确凿旁证。 三、戏曲插图刻工情况考 为了确证《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的编纂年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二书戏曲作品插图的刻工情况加以考察。 在《词林一枝》一书中,《荆钗记》(卷之二下)、《金印记》、《千金记》(均见卷之四下)三剧选出的插图,均题“聘洲镌”或“陈聘洲镌”。按,“聘洲”当即明末金陵名刻工陈聘洲(18)。关于陈聘洲镌绘的戏曲插图,现今所能考实的还有: (一)明万历间汪廷讷刻本《环翠堂乐府西厢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第十三出插图题“陈聘洲镌”。 (二)明万历间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鼎锲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上海图书馆藏,第四出插图题“聘洲刻”,第十三出插图题“陈聘洲刻”。 (三)明宝珠堂刻本《丹桂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三十一出《夜晤》插图题“聘洲笔”。 另外,周芜《金陵古版画》中指出,明天启年间刊本《新刻洒洒编》为蔡冲寰绘图,刘素明、陈聘洲、凤洲镌图(19)。但周心慧认为建阳本中并未见蔡冲寰、陈聘洲刊署,或周芜所见另有金陵版别本。(20) 从现存汪廷讷所刻之书来看,其刻书活动大约始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左右。汪廷讷所作《环翠堂乐府》之一《三祝记》传奇,现存环翠堂万历三十六年(1608)原刻本。《环翠堂乐府》诸刻本版式基本一致,其刊刻时间理应不会相去甚远。依此推测,《环翠堂乐府西厢记》的刊刻时间当亦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前后数年。 关于师俭堂萧腾鸿刻本《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蒋星煜《西厢记考证》中指出,其刊刻年代一般均定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前后(21)。 宝珠堂刊本《丹桂记》,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正文首页分行署“云间眉公陈继儒批评”、“柘浦敷庄徐肃颖删润”、“富沙儆韦萧鸣盛校阅”,卷首载《叙丹桂记》,署“太原王稺登撰”。《丹桂记》系徐肃颖根据周朝俊的《红梅记》传奇删润而成,实为《红梅记》之翻刻本。《红梅记》当作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稍前(22),而《丹桂记》卷首署王稺登之《叙丹桂记》与王稺登《叙红梅记》字句全同,眉栏评语亦大多与明末刊《玉茗堂批评红梅记》相同,惟出末评语多异,据此可知,此剧刊刻年代应稍晚于《玉茗堂批评红梅记》(23)。徐肃颖删润翻刻之剧,尚有《玉茗堂丹青记》二卷、《异梦记》二卷、《玉合记》二卷,均刊于明天启(1621—1627)年间或稍后(24),《丹桂记》亦当刊刻于天启年间。 由上可知,刻工陈聘洲镌刻戏曲插图,大致集中在万历三十六年至天启七年(1608—1627)之间,跨度约二十年,再往前后各推十年,那么以常情论,他一生的刻书活动应在万历二十六年至崇祯十年(1598—1637)之间。 为了补充说明陈聘洲镌刻活动的年代,我们不妨进一步考察与陈氏有合作关系的师俭堂、刘素明和蔡元勋的情况。 萧腾鸿的师俭堂,是明代后期建阳地区著名的书肆。据建阳《萧氏族谱》记载,萧腾鸿,字庆云,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其叔萧鸣盛,字儆韦,生于万历三年(1575),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徐肃颖删润诸剧,均署“潭阳萧儆韦鸣盛校阅”或“富沙儆韦萧鸣盛校阅”,当即为师俭堂刊刻,而“宝珠堂”或即师俭堂的别称。 刘素明是明末著名的刻工,约出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卒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和陈聘洲等陈氏名工有密切的合作关系(25)。 蔡元勋,字汝佐,一作名汝佐,字元勋,号冲寰,新安人,工画,亦善镌版。 陈聘洲、刘素明、蔡元勋三人都与师俭堂关系密切,在明万历年间有相互合作刊刻戏曲作品插图的经历。详见表二。   除了上述合作刻书以外,我们可以再分别考察蔡冲寰和刘素明的其他绘刻活动。 明杨尔曾编木版画集《图绘宗彝》八卷,蔡冲寰绘,黄德宠刻,现存万历三十五年(1607)夷白堂刊本(26)。此书又有万历间金陵文林阁刊本,卷首序末亦署“新安蔡冲寰汝佐绘,玉林黄德宠镌”。按,黄德宠字玉林,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系明代著名的徽州虬村黄姓刻工之一,还刻有《仙媛纪事》,有万历三十年(1602)草玄居刊本。又,徽州黄凤池辑《集雅斋画谱》,始刊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完成于天启元年(1621),蔡冲寰为该书绘过图。据此可知,蔡冲寰的书籍插图绘镌活动主要集中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后。 刘素明不仅善刻,亦善绘,为当时名家。他绘镌的版画作品很多,戏曲有:《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万历年间)、朱墨套印本《硃订西厢记》(天启年间)、《硃订琵琶记》(天启年间)、《王季重先生批点牡丹亭》(1623年)、《新刻魏仲雪批点西厢记》(崇祯年间);小说有:《李卓吾先生评点三国志演义》、《警世通言》(1624年)、《禅真逸史》(1624年)、《古今小说》(天启年间)等。另外还有《新刻洒洒篇》(天启年间)和不明梓行地点及时间的作品《有图山海经》、《注释评点古今名将传》等(27)。可知他主要的戏曲小说作品插图绘镌活动,也是从万历后期开始的。 仔细比较陈聘洲所绘镌的戏曲插图,《词林一枝》插图粗阔疏朗,相对质朴,而汪廷讷刊本《环翠堂乐府西厢记》、师俭堂刊本《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宝珠堂刊本《丹桂记》插图则相对细密工整,精丽典雅,属于徽派版画的风格。甚至就连陈聘洲自己的题署,后面几种中的题署也比《词林一枝》中的题署风格纤丽。一般认为,徽派版画较建安、金陵两派版画后出。晚明徽派工丽风格大一统时期,正是建安的质朴风格、金陵的雄劲风格日趋衰微之时。(28)绘镌大家刘素明早期作品风格近建安派,后期作品风格则近徽派。这也许能证明《词林一枝》的刊刻年代略早于《环翠堂乐府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和《丹桂记》的刊刻年代。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则《词林一枝》的刊刻年代应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稍前。 综上所述,陈聘洲与师俭堂萧氏叔侄合作,当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之后;而陈聘洲与师俭堂萧氏叔侄、蔡冲寰、刘素明合作,则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之后。 因此,根据刻工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断定,《词林一枝》的刊刻年代应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598—1608)之间。这与上节所考《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二书刊刻年代的下限是一致的。 四、结论 根据以上考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的编纂年代,当在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605—1608)之间。 (二)《词林一枝》的刊刻年代大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或三十五年(1607);《八能奏锦》的编纂年代略晚于《词林一枝》一二年,其刊刻年代大约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或三十六年(1608)。 (三)这两部戏曲选集书牌上所谓“万历新岁”或“皇明万历新岁”,当指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中之某一年,而决不是万历元年。 《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编纂年代的考定,不仅可以澄清以“滚调”作为重要标志的青阳腔盛行的时间,而且还可借以考定这两部戏曲选集收录的许多无名氏传奇作品的成书年代,这对明代戏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 ②③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首,第29页。 ④汪效倚:《关于〈词林一枝〉的成书年代——兼谈“滚调”盛行的时间》,载《中华戏曲》1988年第4期,总第八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86页。 ⑤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一《苏州卷·张凤翼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252页。 ⑥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⑦胡文焕:《群音类选》,中华书局1980年据明刊本影印。该书卷六收录《红拂记》二十出,卷一一收录《窃符记》十二出、卷一三收录《虎符记》七出、《祝发记》十三出。 ⑧《灌园记》现存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明崇祯间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所收本,二本均不见《辱骂齐王》一出,《词林一枝》所收盖为另一版本,是否即原刻本,尚不可知。 ⑨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二《浙江卷·屠隆年谱》,第309—394页。 ⑩参见徐朔方《屠隆年谱》第384—385页,引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九《日记》壬寅闰四月二十六日及九月初十二条,邹迪光《郁仪楼集》卷二三《五月二日载酒要屠长卿……赋诗四首》。 (11)明殷启圣编《尧天乐》,现存明万历间福建书林熊稔寰刻本,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据之影印。 (12)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三《皖赣卷·汪廷讷行实系年》,第505—545页。 (13)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14)此据《曲品》初稿本,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第235—236页。后出增订本剧目增至十三,排序亦有参差,见吴书荫《曲品校注》,第260—273页。 (15)董康等:《曲海总目提要》卷八《长生记》,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1928年大东书局本,第332页。 (16)吕天成《曲品》卷下“新传奇品”下注云:“每一人以所作先后为次,非有甲乙也。”《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第228页。 (17)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影印本,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 (18)按,张振铎《明代刻工名录》,载《津图学刊》总第22—27期(1989—1990),文中302条著录为陈聘渊,同文418条著录为刘聘州,皆误。又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明刻本》,297条著录为陈聘渊(索引作陈聘洲),413条著录为刘聘州,并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第192页。参见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第458页。 (19)周芜:《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20)(25)(27)周心慧:《晚明的版刻巨匠刘素明》,收入《中国版画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第68—70页,第67—73页。 (21)参见蒋星煜《陈眉公评本〈西厢记〉的学术价值》,载《西厢记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2)(23)(24)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289页,第453页,第452—453页。 (26)参见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178页。周心慧文中认为《仙媛纪事》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草玄居刊本,参见周心慧《中国古代戏曲版画考略》,载《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28)参见周心慧《中国古代戏曲版画考略》,载《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第79页,第81页。 原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