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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言用《丰乳肥臀》和《红高梁》等极端暴露女性身体吸引读者和观众眼球时，香妃、小燕子们的矫情的嘻闹则早已吊起了亿万少男少女的胃口，将一群半大不小的名角儿弃之于后。毫无疑义，以上看点都是“女性主义”的，其审美的客体是女性的身体裸露或行为任性，审美主体当然是男人，然“对象化”之后，男女受众心中的“原型”(荣格语)都被激活、放大，并从其心中神秘之处游离出来，下意识地拥抱丰大之乳与肥硕之臀，并体验“性”的大欢喜与大悲怆。而作者和表演者们则尽享被人宠、被人妒、被人爱的妙趣与至境，在“大男人”撑起的“绝对”空间和小男人递上的玫瑰花中幸福(或者痛苦，在小燕子们看来，幸福或痛苦其实是一个意思，关键不在情境而在语境)得“要死”(小燕子原话)。 旧时的“女儿家家”们——或者说作家或观众的审美客体，经典的是闺中之女。她们怨天、怨地、怨男人、怨自己，还写什么“闺怨诗”。古代的女性，本质上是“怨”，其行色为媚。“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宫影来”，“悔教夫婿揽封侯”，“白发宫女，犹忆玄宗”。所谓“举案齐眉”，“画眉深浅入时乎？”——皆为妇为悦己者容之谓也。小鸟依人之态，勤勉怡人之状，可怜兮兮，可爱兮兮，为的是求国人欣赏和爱怜，否则就怨怪，就使小女人性子，所谓“悔”、“思”、“忆”都是女人之媚，无男人赏识，或者是不能长久将“妩媚”保持下去，因而有了“红颜易老”、“朝华不再”的怨艾。然真实、恰当、适时亦适性。“女人再美也逃不出男人的眼光”，在男人绝对统治的世界，女人们的真实况味就是这样，我们无权苛责古代美人和女人们。 老大帝国走向了没落，男人们在丧失了雄霸之气和世界理性(汉唐气象是有世界包容性的)之后，忽然变得对女人和美女们暴戾起来。先是伦理暴力，《水浒传》从头至末，宋江杀惜，武松杀嫂，石秀杀淫乱的朋友之妻。贞操伦理屠刀之下，整个地尽女皆杀。有人考证，其作者本能地对年青女性有一种敌视情绪和必杀之而后快的变态情绪。那位草莽杀手黑旋风李逵，每次战斗都舞动两把大斧，不管妇孺都一路砍将下去，简直就是个“变态狂”——其被称为英雄，正好暗寓着中国男人的嗜杀与暴虐，尤其是对女性的残暴和狠毒。接着是政治暴力，革命党杀反革命，正义者杀背叛者，好人杀坏份子。20世纪最后几年，银幕上频频上演国内战争的宏大场面，胜利者昂首阔步，春风满面地从死人堆和血流中趟过，场面音乐张扬的是杀戮的快感和战胜的荣耀。没有对战争苦难的沉思，没有对生命(特别是女性生命)的怜惜，“在书写暴力上表现出同样的贪婪，可以说是无耻的贪婪”[1]。有一部写敌我斗争的影片，我方一男一女两侦察员，一路过关斩将，两小时放录过程中，总共击杀女敌九人，且每次毙敌必放大其玉面、酥胸、玉肌被子弹洞穿的特写，以展示痛快淋漓地杀戮和被坏女性身体的穿透快感。“你由此类文字间，觉察了作为大众文化男性的对暴力、暴行的嗜好，弱者的隐蔽着的暴力倾向。嗜杀也即嗜血。在这类书的作者，似乎惟血色方可作为那一时代的标记，也惟血色才足以作为士人激情的符号。[2] 这种野蛮的施“虐”行径的演示和夸张，被人以神圣和崇高的名义标示并露骨地播扬。如果说宋江、武松之流的残虐妇女，是以露妇女之淫，以为其杀人的理由；政治暴力是露妇人之恶(政治之恶)，以为其杀人的理由；到了性暴力的时代，张艺谋、陈忠实、于华、莫言们则是为了露妇女之阴(性隐秘)，以博受众人一看或一瞥。《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被强奸情节的诗意渲染，《白鹿原》对男主角致命的性功能的津津乐道，《许三观买血》对男女性器官交媾的粗暴展示，“在尚未对暴力文学进行深刻反省的前提下，书写暴力重新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作家们的时尚。”[3] 最为可悲的不是男性对女性的施虐和对女性被虐的展示与快感，而是女性通过被强化了的被虐心态，进行自我虐待来展示对现存男性霸权世界的认同和反抗。如果说“女性具有天生的自虐的本能”[4]是由长期男性虐待女性文化的导引所致，那么女性的自戕与自残，则完全是被扭曲了的变态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而“人造美女”则把这种自虐行为发挥到了极至，新新女人类把前者叫做“扮酷”，把后者叫做“玩命”。正常的女性自虐表现为宁愿忍受痛苦也要戴上耳环、割双眼皮、修饰眉毛——据说这来源于最古老的原始的审美遗习，是为了美丽不怕痛苦，为了被男人欣赏忽略被伤害。发展到为了让男人欣赏，让自己永远的感受被男人欣赏的快乐与幸福，甘愿冒死的危险和变得更丑之虞，要把自己变成“人造美女”，变成与某某女明星或者某某女大腕的美人模样，让美丽改变自己的命运，说白了就是让男人主宰的世界欣赏自己，并且让男人们和男人们称霸的世界，给自己多掏出一些钱来，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更多的鲜花、掌声和喝彩，活得更滋润些。也许，当代女性们不会像我们这样进行理性的批判和价值分析。但女性是感觉的动物，五彩缤纷、纸醉金迷的世界实在太诱人、太优遇美女(包括人造美女)，太刻薄长相一般的女人了。“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空洞的眼神或者放电的目光”不仅可以一下子迷倒满堂的情男痴女，赢得闪光灯乱照，在银幕或银屏上花枝招展，还可以一夜成名，赚得金银满箱，万人倾慕。看看舞台上或者墙面上那些皓齿明眸、神采飞扬的“作秀女”，人家一笑千金，再看看大街上摆地摊或者帮着丈夫推着板车的丑妇人们，她们的人生境界判如天壤，简直是公主与乞丐女。 怪不得天下女性趋之若鹜的争着挤着要把自己变成美女了，女性迎合男性的审美眼光，媒体就来迎合女性的这种迎合男性的审美趣味。2004年几乎全国各省的名牌医院都推出了向社会征集丑女，并将她们造成“人造美女”的风景线，上半年的媒体为之很热闹了一阵子[5]。 但现代女性们的“扮酷”则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她们逆反男性对自己的审美标准，通过轰毁和摧残自己的男性们习惯欣赏的形态和韵致，一反女性们原来对男人性的吸引和性的迷惑，通过“自虐”来调动男人的好奇心，让男人们从自己的女儿身上发现“非女人”的形态和情愫，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和“看的欲望”，十几岁的女孩子把头发染黄或者染绿，架着蛤蟆眼镜，挂着骷髅耳环，这是“扮小酷”，是七分像人三分像鬼；脸上贴着鬼怪画，纹着妖魔背，穿吊背牛皮马夹(配有刀枪剑)，超短裙配着高腿马靴，化僵尸妆，厉鬼眉眼，真个是白天看见人吓死，晚上看见吓死人，这是“扮大酷”。虽然美的成份荡然无存，再没有女性的灵性与妩媚，但只要有人看(当然也主要是男人看)就意味着有人注目自己，就意味着自己感觉到了自我的存在与价值，再进一步就可能有人来买单，拿她们的“酷”来诱动更多想让人注目，想让人为自己买单，想让人对自己羡慕和嫉妒的女人来为自己买单。街道上到处都走满了奇形怪状、啮牙咧嘴的各类酷女，舞台上的“黄发女”组合用她们古怪的歌声和反叛的动作，用这种自虐的“扮酷”扬起了一面看起来好像是颠覆男性霸权的反叛旗帜，但实际上依然不过是通过“自虐”从另一个反面来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进而得到他们的掌声和喝彩，让他们通过欣赏自己的“自虐”、“自酷”，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给自己受用。 因此，女性永远是终极的失败者，因为她们除了“被宠”与“被虐”，至今为止好像没有找出更好的办法来拯救自己，拯救男人，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另一种女性文学时尚隆重推出，闪亮登场。《还珠格格》、《皇宫宝贝》一反暴虐女性以为美的传统，津津有味、沾沾自喜地向都市里渴望成为宠儿的俊男靓女们炫耀被宠的尊荣与高贵，在银幕上和现实生活中搅起了一股炫示被宠的荣耀的风潮。最充裕的物质供应(皇上买单)，最高规格的精神待遇(万众昂首，齐呼格格吉祥或格格千岁千千岁)，最理想的感情慰藉(以王子或贵族之子为男友，且对之惟惟诺诺，有言必应)，这是极度的被宠的快乐和被宠的炫耀，其行为也极度的夸张与矫情——“你真是世上最好最好最好(有时还要加省略号……)的皇阿玛(其实不过是特许小燕子们出宫炫耀)。”“你好伟大、好伟大、好伟大哦(略带广东腔，其实不过是心仪她的俊美男子举手之劳为之拣回一块手帕)。”“我真恨不得把×××杀了，对了，再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做咬牙切齿状，其实不过是妒嫉她们被宠而自己未被宠上的女人们偶尔像她们一样在皇上皇太后那儿打了个小报告)。总之用十足的矫情来张扬被宠的美妙与优雅。不仅如此，小燕子们还要通过惩治敢于嫉妒、破坏、挑衅自己被宠的比自己地位低劣的对手来强化这种被宠的荣耀和尊贵，通过借助皇权、男权和身份权，将自己抬升到云蒸霞蔚、祥光笼罩的境界，被人宠着真是好啊！ 被伦理、政治和性暴露剢伤了性功能的中国男性，完全忽略了男女性欢爱与男女交媾的互相协作、共享快乐的基调。完全以被扭曲的灵魂和被扭曲的目光审视性、误读性和仇视或欣赏性。于是崇高的生命被疏淡了，而性本身被放大并被展示，成了满足“伪道士”道义尊严和“窃视癖”变态视角与空虚心灵的材料。[6]在这里，女性的生命和性，无论被戮杀还是被欣赏，都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除了满足“看客”的无意识的参与与无聊的谈资)，展示者要的是“展示”的效果——掌声、喝彩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而看客只是为了要看：“我们中国现在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7] 从这一点看，以展示对女性施暴而成名的文学有福了，因为它们展示的对女性的暴虐，在中国有足够多的受众。 但写受宠女人的文学比他们更为有幸。两个乡野村姑，一不小心成了皇宫宠儿，从此风风光光，潇潇洒洒，被人宠得蜜儿似的。这将挑动多少梦想一夜成名、梦想白马王子的少女们的野心啊。相应地，多少想宠着妻室之外的乖女人的男人野心被放大了呀！这就是小燕子银屏上一亮相，一下子洛阳纸贵、万人空巷的原因。 并不是不能写性暴力，也不是一概地要反对写被宠的柔情。关键是为什么写，怎么写。遭了暴虐的白毛女和被宠到极致的虞姬，就是让古今男人们的热血沸腾，慷慨激扬，也让女人们回肠荡气，柔肠百结的典型，但绝无半点戾气与矫情。为什么？因为作者是尊重生命，尊重女人的。而以写性暴虐和性宠儿为能是的人们，根本没有这份德性。 注释： [1][2]摩罗：《不死的火焰》之《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249、250页。 [3]赵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9页。 [4]陈玉琼：《树立正常的价值观、走出青春期误区——中学生青春期问题的调查与分析》，《中国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45页。 [5]陈晓晔：《“选丑女”与“人造美女”》，《南方周未》2004年2月28日第2版。 [6]余杰：《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评论》2003年第1期，第16页。 [7]《鲁迅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