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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祯(1901——1982)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明清史学研究以及明清史料文献的整理，成果累累，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为史学界所敬仰。而他的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谢国祯的史学成就是根植在他广博坚实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考察谢国祯在文献学方面的活动和贡献，必然成为理解其史学成就的重要基础。
1主要文献学成果
1.1 专类、专题解题目录辑纂 在谢国祯的文献学成就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晚明史籍考》为主的专科、专题解题目录的辑纂。这部著作始于他师从梁启超先生，完成于北平图书馆。“凡历公私藏书之所约十数处，费时四年，而初稿始成”[1]。该书稿完成后，在当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促成下，于1933年由北平图书馆正式出版[2]。朱希祖对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此编之作，既自开辟门径，亦以灌溉朋挤，……岂得以目录之学少之哉！亦岂得以目录之学限之哉！”[3]当代有学者认为，《晚明史籍考》是通过实践对于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发扬，在20世纪30年代，它具有影响深远的从理论总结到实践的突破和示范意义[4]。 20世纪50年代末，谢国祯开始对《晚明史籍考》加以增订，增订后共著录了有关明清之际的史籍1140余种，未见史籍620余种，篇幅增加了约1/3。有学者认为这部增订后的著作解决了种类繁多的晚明野史分类、目录、版本上的困难，认为这部书“确为晚明史料的指南，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5]。 谢国祯的其他较重要的专类解题目录有《清初三藩史籍考》和《清开国史料考》。《清开国史料考》著录了已知和未见的清开国史料约230种，这部著作为此后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廓定了基本的资料范围。 1.2 丛书整理 1927年，谢国祯由梁启超推荐，进入北平图书馆编纂部，参加馆藏丛书目录的编辑。在此期间，他仿照朱彝尊《经义考》的体例，为1500余种丛书撰写了解题，并采录原书叙跋，写出了《丛书考》稿。1942年，他根据自己的这部书稿写成《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6]。《丛书考》一直没有得到出版。20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编辑《中国丛书综录》，谢国祯就把这部旧稿寄给顾廷龙，供其参考[7]。 1938年，谢国祯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孙洪芬指派，回北平典守北图文献[4]。他参加了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资助且组织的、由当时北平学者参与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撰工作，谢国祯撰写了大量提要，其中丛书所占的比重很大。但《续修四库提要》一稿尘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书库30余年，该馆古籍部于1980年着手对该《提要》进行整理，历时16年，于199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稿本的影印本。谢国祯所撰写的提要见于该稿本的第29册、第30册、第31册和第37册[8]。 1.3 专题史料汇辑 建国初期的几年内，谢国祯辑纂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等专题史料集。这些专题史料集，主要是他利用自己长年在阅读史籍过程中摘抄累积下来的笔记资料加以分类而成，其中以《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最为重要。该书共65万字，所收资料涵盖农业、手工业、工艺美术、科技发明、商品经济、工商业政策、阶级分化等方面。为编纂这部资料集，谢国祯从500余种明代史籍中披捡摘录，这本书对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后则被收入《明清笔记谈丛》。 1.4 繤写解题 建国后，谢国祯开始利用余暇阅读自己收藏的明清笔记，摘抄其中的重要资料，并撰写解题，介绍作者生平和原书内容。他将其中的40余种重要笔记汇集起来，集结为《明清笔记谈丛》一书，交付上海中华书局于1960年出版。该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自出版以来，颇为海内外学人、读者所注意”，起到了引导学者关注和利用笔记材料研究学术问题的作用[8]。 1.5 文献整理利用的经验总结 晚年，谢国祯集自己一生搜采、研究明清史籍的经验，撰文阐述了他对明清史籍的认识。在《对于研究明清史的一点体会》一文中，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如下阐述：“我研究历史，侧重于明清交替之际，并着眼于古代文献和社会经济这一方面，而搜辑史实，研究问题，想从人所不甚注意的野史笔记当中寻找滋补的材料”[9]。他还撰写了《<明清笔记谈丛>重版说明》和《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等文，揭示明清笔记的源流、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类型划分，为此类资料的利用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线索。 1.6 善本及史料丛书的整理出版 谢国祯一生编辑善本、史料丛书数种，对明清史籍的保存与流传以及明清史专题研究做出了贡献。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1集(收明代边防史乘十二种)、《清初史料四种》(清朝开国史料)、《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收明清笔记稗乘十种)。其中，《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是谢国祯从自己珍藏的明清笔记中择其精华汇辑而成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影印出版。“同他的史学论著比较起来，纂辑资料已是他治史的余事了”[10]。这些“余事”体现了谢国祯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为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提供了罕见的珍贵资料。 1.7 其他文献整理活动 谢国祯的文献学活动除上述与其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方面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文献整理工作。如朱启钤于1931年邀请谢国祯为营造学社编撰《营造书目》，他为了完成《晚明史籍考》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而未能应此约请[2]。但他仍参加了营造学社的有关学术活动，如1933年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了《〈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一文。叙述了《营造法式》一书迭经宋、明、清历代的著录和传刻情况[11]。 谢国祯还参与及关注地方文献的整理。他编纂有《河南通志稿·艺文志》和《黑龙江通志稿·艺文志》[12]。1961年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从<宛署杂记>等书谈到编印北京文献》一文，略叙历代重要的北京地方文献的轮廓，简要评述各自价值，并对北京地方文献的汇集、整理、出版提出了设想[11]。
2两次访书
谢国祯一生有过两次重要的访书活动。第一次是为完成《晚明史籍考》而进行的访书，具有明清之际史籍普查的意义。此前他已披览了北图馆藏，并经徐森玉之荐，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日庚款基金会所办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等处观书。1930年，为完成这部前所未有的晚明史籍文献的清理总结著作，谢国祯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访书活动——由傅增湘安排赴浙江一带观书。通过傅增湘、陈垣、冒广生等的引荐，他得以遍观了张元济私人藏书、涵芬楼所藏善本书、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藏书，后又赴刘承斡在上海的寓所——南得嘉业堂、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以及平湖葛嗣威传朴堂观其私人藏书。此次观书，谢国祯把所得均辑录到《晚明史籍考》中。在南浔嘉业堂，谢国祯还抄录了一些明代社会史料，如张溥《七录斋集》、朱为弼《为可堂集》等，在其随后撰述《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时即使用了这些资料。除此之外，他还北上沈阳，东渡日本、朝鲜，到辽宁故宫博物院和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等处查访明史稗乘等[11]。 谢国祯的第二次集中访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始启动。谢国祯以垂暮之年，负国家文物局之托，带领助手和学生远赴江浙、成都等地访书，对所见珍本秘册，均记于笔记。这次访书，叙录江浙地区所见书籍200余种，成都所见书籍近20种，约30万字。对于这些文字，谢国祯未及整理，但他已有意成书，并于1979年撰《江浙访书杂感》一文，略述所见各地藏书情况及访书观感[11]。随后他又撰写了《江、浙、成都访书观感》，较前文更加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各馆藏的历史和现状[13]，。谢国祯逝世后，有关江浙、成都访书的笔记，经三联书店整理，结为《江浙访书记》一册。
3促进谢国祯成就的三个原因
3.1 师友的提携扶持 谢国祯受业于梁启超，因此一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少年时代，谢国祯就崇拜梁氏[14]，投入梁门成为他一生学问之途的起点。梁启超在著述之余，或茶余饭后，即为他的学生们讲授古今名著，讲研究历史的方法及明末清初史迹。谢国祯晚年回忆这段时光时说：“祯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皆由先生启迪之”[15]。 谢国祯在毕业之初，曾作为梁启超的助手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当时一同参与此事的还有吴其昌、梁廷灿、姚名达等同学[15]。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乃梁启超向北平图书馆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实因清华研究院之生徒数人热心整理国故，先生亦感兴味，故相约共同工作”。谢国祯等人先将梁氏饮冰室藏书编撰目录作为实验，原计划二年内完成该编纂工作，并由馆中出版。1927年梁氏辞去北平图书馆馆长一职，一年后，该计划由梁启超提议中止，并将已完成的成果交给北平图书馆[16]。这部大型辞书虽最终未能完成，但它无疑有助于培养谢国祯对史籍文献的兴趣，训练了他收集整理文献的方法，为他随后编纂《晚明史籍考》打下了基础。 在梁启超的启发下，而且通过遍阅梁启超的个人藏书，谢国祯萌发了系统整理明清之际史籍的设想。他的设想得到了梁启超先生的支持，并安排他进入北平图书馆，使其有条件完成研究计划。 除梁氏以外，他早年还受惠于当时几位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经梁启超引荐，使他得以阅读朱希祖、伦明、傅增湘、马廉等的个人藏书。朱希祖的《明季史料题跋》尤其对谢国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谢国祯首次江浙及海外访书时，他也得到了傅增湘、张元济、陈垣、冒广生等人的帮助[1]。 3.2 北平图书馆的学术环境 谢国祯前半生的学术生涯与北平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据以确立了在明清史学及明清史籍文献研究领域的地位的著作也基本上成于这一时期。在北平图书馆期间，他完成了《晚明史籍考》，并撰成《清开国史料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重要著作。《晚明史籍考》的完成与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几任馆长徐森玉、傅增湘和袁同礼的支持分不开。谢国祯在草拟《晚明史籍考》的同时，将有关明末党争和社盟的材料作了札记。1931年他自日本访书回国后，在北平图书馆完成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这部著作。谢国祯自言在这段时间“荒废了馆务”[2]。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明清史时，谢国祯对旧稿进行了修改，该著作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谢国祯同期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学者，有赵万里、王重民、刘国钧、孙楷第、胡文玉、向达、贺昌群、谭其骧和张秀民等，他们均在馆内埋首研究各自“喜爱的学问”。曾有人讥诮北平图书馆“养了一批吃闲饭的人”[16]。但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学者硕果累累，其著述至今仍是相关研究必备的参考工具，如王重民整理的《李慈铭读史记札记十一种》、《越缦堂文集》、《孙渊如外集》，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赵士炜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国史艺文志辑本》等[16]。谢国祯晚年曾回忆道：“是时同馆供职者，有赵万里……诸君，朝夕共处，以编纂之名义，而能各治其所学，在当时或以为旷职，而后各有所成，殆所谓百年树人者欤”[11]。谢国祯无限留恋在北平图书馆读书治学的时光：“那种幽静的光景，真是一个读书的最好所在”[11]。 3.3 终生勤搜博访 谢国祯一生爱书，辛勤搜访，乐此不疲。数十年的积累，使他所藏明清野史笔记、汉魏碑拓达数万册，其中有许多海内孤本和世间仅存的稿本。谢国祯在建国后的文献学著述和整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多年积累的庋藏。同时，其文献学成就，也源自他对书籍超乎寻常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搜读。顾廷龙评价说：“别人找不到的书，刚主往往能找到，他确是有他一套本事”。谭其骧认为，这是来自于“熟悉”，更源自于他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比他人多的缘故。谭其骧还评价道：“勤于搜集，是谢国祯先生一生学问的得力处， [17]。 这样一位毕生爱书如命、勤搜博览的学人，晚年无私地把个人一生所集的珍稀古籍全部无偿赠与国家[18]，此举无疑是谢国祯为毕生投入的史学和文献学事业写下的完满的一笔。
参考文献： [1]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初版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初版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见：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初版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黄镇伟.谢国祯事辑.文教资料，1988(1)：28 [5]赵守俨.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284 [6]谢国祯.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40—241 [7]顾廷龙.回忆瓜蒂盦主谢国祯教授.见：谢国祯.江浙访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1 [8]牛建强.广域的史料观念：谢国祯对明清笔记小说价值之认识.史学集刊，2003(4)：13—17 [9]谢国祯.对于研究明清史的—点体会.中国史研究，1979(3)：22 [10]何龄修.悼念谢国祯先生.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5辑)，1984.1—9 [11]谢国祯.瓜蒂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1—22，32，112—115，274，316—327 [12]黄镇伟.谢国祯著述目录.文教资料，1988(1)：49 [13]谢国祯.江浙访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3—20 [14]谢国祯.谢国祯自述.见：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381 [15]谢国祯.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0,282—283 [16]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345—1346，1249—1250 [17]谭其骧·记谢国祯先生二三事.文教资料，1988(1)：36 [18]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谢国祯.江浙访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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