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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评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因此，“每种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的环境，满足社会的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2]。如果用丹纳的这一观点来观照明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大致也是吻合的。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繁荣、辉煌的时代，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大奇书”，它们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和最高成就的体现。然而，这“四大奇书”在写作年代、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各有其自身的风格和特点，并且有一定的创作规律可循。在此，本文从“四大奇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嬗变这一视角切入，结合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潮等“气候”条件，找寻其演进的轨迹，剖析其嬗变的原因。 一 毋庸讳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以男性为主角的长篇章回小说，充满了阳刚之气和英雄之概，但它们也写到了女性，通过那些为数不多的与男性有瓜葛的女性形象的描写，来展示社会的百态和作品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色彩颇为浓烈。 《三国演义》在描写女性时，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女性形象几乎被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所消融。作者往往将女性的道德意识与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情感欲望对立起来，似乎她们只知为伦理纲常而生，不知感情为何物。母子之间、夫妇之间只有伦理道德、政治利害的关系，而没有任何感情可言。如曹操为胁迫徐庶来归，将徐母囚禁。徐庶出于母子之情，辞别刘备，日夜兼程赶到许昌面见其母。不料徐母见到儿子，非但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宽慰，反而勃然大怒，当即严厉训斥儿子，并且为了让曹操死心，竟自缢而死。糜夫人在长坂坡一战中与刘备走散，在刘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观念里，她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当赵云冒死前来相救时，她考虑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刘备的骨肉阿斗，并言辞恳切地嘱托赵云：“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最后她以“投枯井而死”的代价为刘备留下血脉，实践其夫为妻纲的道德理念。 我们看到在徐母和糜夫人这些女性身上，伦理道德观念尤其是忠义观念已经植根于她们的心灵深处，压倒了母子、夫妇之情，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和不可怀疑的律条，而她们自己的生命、情感欲望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其二，《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大多只是作为一种点缀镶嵌在小说的情节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并成为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和作品意蕴的某种附庸，其工具性特征非常明显。像“何太后、董太后、唐妃、貂蝉、董贵妃、甘夫人、吴太夫人、孙夫人、伏皇后诸人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她们的价值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作为政治的依附，她们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很难有自身的主体性。何太后、唐妃、董贵妃、伏皇后虽然贵为太后、妃子，但是在政治动乱和权力更替中却自身难保”[3]。貂蝉也许是小说中塑造得最为让人瞩目的一个女性形象，但是她作为政治工具的特征也最鲜明。她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是合格的，也表现了她政治周旋的能力，但由此却掩盖了她更加真实的欲望和感情世界。她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除了因为政治需要而强颜欢笑或涕泪涟涟外，“她真正爱什么？恨什么？她的精神和情感怎样波动，怎样选择？她的爱和痛苦怎样，真正爱什么，恨什么？她的爱和痛苦怎样折磨她，困扰她，甚至怎样改变她？我们一概不得而知，作为个体，她的形象是模糊的、暧昧的”[4]。她只是被养父王允当作“美人连环计”中的一枚关键棋子来巧妙使用，她的个性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刻画，她的情感也没有予以真情的流露。 至于《水浒传》，其描写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这样的男性化了的女性，她们不是长得五大三粗，就是喜爱舞枪弄棒，言辞粗俗，行为鲁莽，在她们身上没有丝毫的女人味，既没有女性应有的温柔和含情脉脉，也没有女性必备的细腻、含蓄，是被异化了的女性。 另一类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氏等女性，作者把她们一概写成“淫妇”，似乎她们天生就淫贱。小说作者把英雄与美色对立起来，强调绿林好汉是好酒不好色的，他们潜意识中最敏感最要逃避的就是女色。以武松为例，他的一系列行为和观念表明：景阳冈上的老虎固然可怕，而他心中的老虎更可怕。他把潘金莲的色相当作他心中的老虎。最终，他不仅降伏了山中的老虎，还降伏了自己心中的老虎，他这才被人们认可是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水浒传》用英雄代替了政治，把一个政治的世界变成一个英雄的世界，它倒是直面了女性的性爱和情欲，但是却带着鄙视和贬斥的态度，是将其放在高度赞扬的英雄品质的对立面来加以丑化的，因而它比任何一部通俗小说都表现出强烈的厌女意识。作者赞赏的是那些没有女性情欲而如男性英雄一般威武和勇敢的女性，而极端厌恶那些有性爱和情欲的女性。 因此，《水浒传》将情与理相对立，它描写了李逵与老母的母子之情，林冲与娘子的夫妇之情等，但这些描写是限定在理学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之内的，并符合孝悌贞节的要求。而一旦触及男女之情，它则持一种鲜明的否定态度。宋江之与阎婆惜、武松之与潘金莲、杨雄之与潘巧云、卢俊义之与贾氏等，无不如此。这些女子虽然花容月貌，但生性淫荡，心如毒蝎，是祸水，是灾难。作者完全不去顾及宋江、武松、杨雄、卢俊义这些男子“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造成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氏这些情感、欲望比较强烈的女性独守空房，最终红杏出墙这一客观事实，却将她们施以身首异处的最严厉的处罚，说到底还是其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在作怪。 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为标准来塑造女性形象，将女性的道德意识与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情感欲望完全对立起来的这种写法，是与元末明初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气候”密切相关的。 面对元末的社会动乱和纲常礼教尽失的现实，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伊始便明确宣布了他的统治策略：“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堕于小人。”（黄佐：《南雍志》卷一）于是，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的程朱理学便被其定为官方哲学，成为明初的统治思想。他下令向全国臣民强行灌输程朱理学思想，并特别注意培养效忠于封建专制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指示中书省的大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要求全国各府、州、县都要设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卷六十九）。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成为其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被进一步加强，妇女的贞节观尤其得到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提法也在此时出现，在否定女子“才”的同时，十分重视女子之“德”，不仅各种启蒙读物、家训，理学著述中有对妇女“德”的具体要求，而且出现了被称为妇女紧箍咒的《女儿经》，这反映明代对妇女歧视的加重，礼教对妇女束缚、摧残的深化。 经济方面，明初士大夫在经济上的败落，是尽人皆知的。“元季扰攘，乡人角力，儒家子弟，率被戕灭”，侥幸逃亡者，亦如丧家之犬，至明初还乡时，“旧佃减获，十亡八九”（柯暹：《东冈集》卷七《宏冈阡表》）。因此，社会风尚淳厚。士大夫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文章、政事、行谊、气节，很少有人去关心田舍声利之事，更不用说去猎取声色犬马了。 在这种大的社会“气候”条件下，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两位小说作者，便通过朝代更替、英雄传奇故事的讲述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向读者极力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纲常思想，也就显得顺乎自然了。 二 《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魔类型的小说，但其中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小说中所涉及的女性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女妖。作者将妖界与尘世相衔接，女妖们的生活不仅不与世俗生活相隔绝，而且与世俗生活紧密关联。她们其实就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真中有幻，幻中有真。作者以“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的笔法，让他笔下的女妖们个个活色生香，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强烈的情感欲望。 《西游记》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大力渲染女性（女妖或女王）外表的美丽。二是丝毫不掩饰女性（女妖或女王）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情感、欲望。三是把女性（女妖或女王）的美色、诱惑置于佛的崇高与性的卑下的两极对立中扬此抑彼，为塑造唐僧这个圣僧形象作有力的铺垫，但作者在展开具体描写时，其创作心态是复杂的、矛盾的。 首先，《西游记》里的女妖们大多貌美如花，婀娜多姿。如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中的妖精“摇身一变，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说不尽那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第六十回中的玉面公主“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第八十回黑松林中的女妖“桃腮垂泪，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悲，有闭月羞花之貌”。 其次，小说中的女妖们情欲缠绵，风流多情。第五十四回，西梁国女王见唐僧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处，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恣恣。……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并“与长老倚香肩，偎并桃腮”。第五十九回中的罗刹女酒至数巡，“觉有半酣，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第八十二回中的女妖“把唐僧搀起来，和他携手挨背，交头接耳，你看他做出千般娇态，万种风情。……口里叫道：‘长老哥哥妙人，请一杯交欢酒儿。’”她们的情欲大多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作者在把女性（女妖或女王）的美色、诱惑置于佛的崇高与性的卑下的两极中描述时，他的心态是矛盾的。唐僧尽管一次次地拒绝女性美色的诱惑，竭力显现出他作为一个圣僧“六根清净”的神圣和庄严，但作者对他的描写却是概念化的，他的形象显得特别生硬，甚至让人有点讨厌。而作者对猪八戒的描写就是另外一副笔墨了，猪八戒世俗的欲望显得很强烈，经常“凡心”涌动，女妖们的美丽不能让唐僧动心，却往往在他这里获得意外的成功。他背着别人去毛遂自荐，还要把人家三个女儿一起“笑纳”；看见“白骨夫人”变的美人，“呆子就动了凡心，叫道‘女菩萨，往那里去？手里提着是甚么东西？’”他既经不起诱惑，也不去违心地抗拒扑面而来的诱惑，不管是吃的，还是女人，他的欲望是真实的，自然的。从唐僧和猪八戒对待女性和诱惑的不同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女性和情欲的态度是矛盾的，复杂的。 《西游记》对女性形象作这样的处理及创作心态上的这种矛盾，似乎也可以从明代中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气候”的变异中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明代社会发展到中叶，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与旧权威时代的结束，原来被奉若神明的程朱理学此时已经失去了它在官方的统治地位，王阳明的心学已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王学强调个人主观的合理性，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意识。 此外，明代社会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一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比如，正德、嘉靖以后社会的变化就现象而论，与此前相比就有四大不同之处：“一是逐利，二是纵欲，三是僭越，四是不守妇道。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特征，所谓逐利，便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纵欲则是对于传统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叛；僭越说明传统的等级标志失去了旧有的价值，金钱开始发挥作用；妇女活动的增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传统礼法的破坏。如此种种，其实都是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的表现，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进步”[5]。 当然，导致明代社会转型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这一前提。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几乎是完全同步的。明朝的经济文化状况在成化后为之一变，正德、嘉靖后为之再变，万历后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一代风气，而且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 《西游记》成书的年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代，因此它带有王学思想的鲜明印记，“在中国长期以来消灭个性、神化主宰者的现实生活中，王学的主观唯心论强调个人主观的合理性，实际也就起到了鼓励个性的作用”[6]。因此，《西游记》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意识，通过西天取经故事阐述“事上磨炼”的功夫，表达“求放心”的题旨，从而超越了以往所有以取经故事为素材的文学作品。按照王学的主张，磨炼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既要息除念虑，专注于内心，又要“事上磨炼”，在心体上下功夫，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九九八十一难的描写似乎更注重于“事上磨炼”，它以各种艰难困苦（包括女性的美色和诱惑）来考验取经者的诚心，来说明“求放心”之艰难。这就是作者在对待女性及其美色和诱惑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和困惑之所在。 因此，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性相比，《西游记》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她们的情感欲望比较强烈，形象特征也较鲜明。她们不再是一组模糊不清的符号和可有可无的摆设。 三 《金瓶梅》对女性的关注是空前的，这可以从它的书名是由三个女性的名字组成（即潘金莲的“金”字，李瓶儿的“瓶”字，庞春梅的“梅”字）见出一斑。女性在这部小说中已成为主角和重点刻画的对象，她们是作者演绎故事情节和表达创作主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金瓶梅》中，“政治和英雄两大图腾倒塌了，女性的身体开始拥有自身的价值，性爱成为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女性、身体、性爱从对外在的异样的存在物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开始具有独立的、本体的意义，开始以自身的存在为存在”[7]。 《金瓶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女性形象大量涌现，人数众多，且大多个性鲜明，呼之欲出。比如潘金莲，她既有妒忌、狠毒、刁钻、淫荡的一面，又有聪明伶俐、心直口快、倔强好胜的一面，性格错综复杂。其他如李瓶儿、春梅、宋蕙莲、孟玉楼、孙雪娥等女性也都个性突出，形象鲜明。 二是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描写了女性的情欲本能。如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对待西门庆，前后的态度和脾气截然相反，主要是她的情欲在作怪。就连吴月娘，作者也能正视她的情欲和性爱，并被潘金莲和孟玉楼拿来当作嘲讽的谈资。其余如孟玉楼、庞春梅、林太太、宋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韩爱姐、李桂姐、郑爱月儿等人的情欲和性爱，在小说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描写。作者已意识到性爱和情欲是一种超越阶级属性而为人类所共有的基本属性。 与此同时，小说“在真实地描写女性的情欲性爱的同时，超越了单纯的情欲性爱描写，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完整地、具体地、深入地描写人物命运和痛苦的发生发展，从人物命运和痛苦的发生发展中描写出人物深沉而复杂的感情，使人物获得了以往的小说所不能产生的感动力”[8]。比如潘金莲，她可以说是个“性欲狂”，整天就想着如何来满足自己欲壑难填的情欲。但她原先却是个被侮辱者和损害者，在被人转卖、遭人奸污后，她不幸成为武大的妻子。可她偏偏不愿乖乖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勾引武松失败后，她便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并做出了谋杀亲夫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受害者一变而为杀人犯。而她真正的堕落，则是从她成为西门庆的第五房妻妾开始的。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和得到西门庆的宠幸，性格里的嫉妒、刻薄、淫荡的因素得到了恶性发展，为了一己之情欲，她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去伤害别人，报复异己，把“情场”当“战场”，而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及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惨死在武松的刀下。平心而论，潘金莲的狠毒和淫荡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更加让人痛恨的是那个制造她人生悲剧的封建专制社会和“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婚姻制度。 三是小说擅长围绕着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来展示她们的个性特征。小说以西门庆的家庭为中心，通过西门庆众多妻妾及妻妾与仆妇之间相互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来描写她们的一举一动，展现她们的喜怒哀乐。比如潘金莲，她为了与李瓶儿争夺西门庆的宠幸，便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她驯养“雪狮子”猫，将官哥吓死，又指桑骂槐将李瓶儿活活气死。她拉拢吴月娘，激打孙雪娥。她得知西门庆和仆妇宋蕙莲勾搭在一起，对自己的“专宠”构成威胁和侵犯，便由妒生恨，痛下杀心，设计陷害宋夫来旺，把他递解徐州，导致宋蕙莲含羞自尽。这些看似家庭琐事，却联系着整个社会和世风，表现出作者对人性、人欲的探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 正如黄吉昌所指出的那样：“《金瓶梅》其实是一部妇女的颂歌。笑笑生对妇女充满了同情、怜悯和赞美。他塑造的人物不是为了否定她们的思想、意志、情操，而是写出她们的人生奋斗轨迹。他用自己的作品向封建礼教发起了庄严而猛烈的挑战，他在为中国妇女上千年的不幸命运而呐喊，写出了他胸中的不平和愤激，对中国妇女的生活寄寓了同情与赞美。……他使用的方法不是简单的、主观的表情达意，表面看上去，好像是揭露与批判，实质上却是同情、怜悯与歌颂。作家创造人物的方法是抽象否定而具体肯定，他对书中的主要妇女形象，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9] 《金瓶梅》如此带有突破性地描写女性，展示女性的情欲和生存状态，也是与明代社会发展到中后期所产生的社会“气候”的变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明代中后期，从王阳明心学脱胎而来的王学左派思潮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潮。代表人物王艮从要求个体人格的平等、尊严和独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尊身立本”的思想。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从而陷入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风纲纪的风潮。 而继承了泰州学派反叛思想的李贽，在他的《焚书》中更是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他肯定人物质上的欲望，肯定了人性。他还说：“成佛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在这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人必有私”和顺应“民情之所欲”的主张，并认为最理想的社会便是随人所欲。 与思想界的反理学思潮相呼应，在文学创作上文人们也掀起了一股“写情”的热潮，其核心就是高扬人的个性，提倡率性自然。“如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性情’、‘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这一时期，晚明文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10]。 再从经济层面来看，晚明时代，经济繁荣，社会富庶，士大夫的经济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这对他们的文化生活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晚明社会是个吃喝风气盛行的社会。这种风气的盛行首先还是始于士大夫的追求与倡导。士大夫的颓放与茫然成为当时文化作品的主流，《金瓶梅》中对女性情欲的展示及露骨的性描写显然是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色情的猎奇心理。而《绣榻野史》、《肉蒲团》、《隔廉花影》之类的作品，则完全为表现性描写而作，是地道的淫秽小说。然而晚明士大夫对这些作品是颇为欣赏的。“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将《金瓶梅》列为“外典”，将其与《水浒传》相提并论，称：“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士大夫们对于这些作品中的淫秽描写不是批判，而是欣赏，这就使之完全失去了积极的意义，而成为社会放纵的教科书。 明代中后期又是一个纵欲的时代，皇帝们个个荒淫无荡，不是修斋建醮、书符咒水，就是声色犬马、贪婪荒淫。他们的荒唐行为，更是为这股淫靡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金瓶梅》中对女性情欲、淫荡的正面描写及赤裸裸的展示，实际上是晚明社会纵欲主义社会思潮的一种体现，它所展现的正是晚明社会中儒家价值观念渐渐消解，佛教、道教日益世俗化，贪婪趋利、纵欲荒淫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的众生相。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不仅有其自身演进的内在规律，而且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学术思潮的制约，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拿“四大奇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嬗变来说，明代前期，由于程朱理学思想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成为忠孝节义思想的注解，是帝王将相和英雄好汉们的陪衬和龙套，她们的个性及情感是被忽略和轻视的。到了明代中期，王守仁的心学逐渐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王学强调个人主观的合理性，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意识。此时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动向，在《西游记》中其突出表现就是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伦理道德与人的情感欲望相互对立，女性虽然仍没能逃脱被陪衬的命运，但她们的形象已不再模糊不清，她们的情感、欲望已有真情流露，她们追求感情归宿的愿望也愈加强烈。再到晚明时代，王学左派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人们的种种欲望得到了同情与肯定，另一方面情与理的矛盾也更为突出。以《金瓶梅》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来说，一方面她们成了小说的主角，予以正面描写，且个性鲜明；另一方面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描写了女性的情欲本能，并超越了单纯的情欲性爱描写，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完整地、具体地、深入地描写女性的命运和痛苦的发生发展，从女性命运和痛苦的发生发展中描写出她们深沉而复杂的感情。这是之前的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所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也为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2]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3][4][7][8]张勇《元明小说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3、194、194页。 [5][6]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7页。 [9]黄吉昌《〈金瓶梅〉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0]梅朝荣《读〈金瓶梅〉品明朝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SJB7500009）。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总第9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