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写作其实并非某一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包括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文学、文学回忆录、纪实性散文等在内的多种文体类型的集合,是一个与虚构文学并列的文学族群。 在现代中国,女性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承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谢冰莹、丁玲、陈学昭等左翼女作家创作了《新行军日记》、《田保霖》和《延安访问记》等非虚构文学作品,表现出关注社会、关注底层、关注中国的写作倾向和文化态度。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写作成为突出现象,黄宗英、柯岩、陈祖芬、孟晓云、戴晴、李玲修、霍达、涵逸、杨绛等人的《中国的小皇帝》、《大雁情》、《船长》、《祖国高于一切》等作品影响深远。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写作在《人民文学》杂志的高调倡导下又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界,一批女性作家的作品成为文坛的时尚话题,彰显出近年来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的鲜明印记。 “我在改变”:多维与多义 与上世纪90年代一些女性作家痴迷于私人化欲望写作或身体写作有所不同的是,近年来的女性非虚构文学作家并没有将其写作引向“性”和“欲”的极端化宣泄,也没有极力凸显女性的性别本位意识,而是更倾向于选择刚性话语,使之成为文学介入社会、“私语”转变成公共话语的一种方式,以此来表达和证明女性观察、参与社会的超性别主体意识。 这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话语扩张,它旨在突破女性写作的单一性和狭隘性,从关注自我和内心,走向关注社会与人生。 这首先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的聚焦、描述与思考,其中又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最为引人注目。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作者深入自己家乡所做的一次田野调查,作品对当下农村的教育缺失、村级组织的困境、留守妇女的“性福”危机、老年人养老、孝道与美德缺失等问题进行了生动再现,反思工业化和市场化给农村传统秩序和文化带来的种种冲击和畸变,表达出浓烈的“归乡”之情和寻求精神家园的深刻主题。 冷梦的《高西沟调查》针对农村生态保持,董江爱与魏荣汉合作的《昂贵的选票》、朱凌的《灰村纪事》描述农村基层选举和村民自治,阮梅的《世纪之痛》直击农村留守儿童困境等,都从不同维度全方位揭示出当代至关重要的“三农”问题。 而梅洁的《大江北去》、长江的《矿难如麻》和《你,“澳抗阳性”吗？》、阮梅的《中国式拆迁》则分别揭示了移民、矿难、乙肝歧视和拆迁等重大社会问题。 其二是对重大事件的再现。朱玉、裘山山描述汶川大地震的《天堂上的云朵》、《巨灾对阵中国》、《亲历五月》和《重兵汶川》,孙晶岩再现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五环旗下的中国》和《珍藏世博》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三是以今人视点观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纪实。诸如王旭峰描述宁波四大家族变迁的《家国书》,舒云揭秘林彪事件的《噩梦“九一三”》等。 其四是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经历的写实。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李娟的《羊道·春牧场》、董夏青青的《胆小人日记》、谷雪儿的《纳西人最后的殉情》等展现了多彩的民族风情与风俗,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池莉的《来吧孩子》和秦春的《两地书·母子情》倾力关注个体生命和亲情,曲兰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和刘茵的《砸车奇遇》“以小见大”地书写日常生活。 这四个层面所构筑的话语空间,既表现出富有男性写作气质的刚性与锐利、宽阔与宏大,使之有别于同时代的女性小说和诗歌等虚构文体的话语,成为一贯以男性为主体的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独特风景;同时也没有放弃女性写作的细致与感性,甚至还表露出关注弱势女性的立场,如《中国在梁庄》中对农村留守女性性压抑和遭遇性骚扰的同情,《西部在倾诉》中对西部贫困地区女性生存现状和女童教育缺失的焦虑等,体现出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话语空间的多元性。 “我在现场”:见证与写实 作为近年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书写姿态,“见证与写实”强调的是创作主体表现客观对象时的切入视角和写作方式。“见证”指的是类似田野调查式的第一手材料的获取,“写实”则是指处理见证材料的基本规则和态度,二者的结合使非虚构文学的“非虚构性”得以充分实现。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既在“写实”、“纪实”或“非虚构”上与女性小说和诗歌等虚构写作相区别,又以其行动性、田野性和亲历性，与局限于书斋写作的一般女性散文相区别。 总体而言,在“见证与写实”这一问题上,女性作家似乎与男性作家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其原因首先在于文学本身的现实主义传统,也许还在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比虚构更精彩,局限于虚幻、玄怪、穿越、无厘头的写作已使人产生审美疲劳。 近年来,女性作家们正以多种多样的“见证与写实”的方式,践行着她们对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理想、文学与人生的基本信念。这其中既有冷梦那样与农民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写出反映当代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高西沟调查》,也有李娟受资助深入生活,梅洁、梁鸿回到自己家乡进行田野调查,池莉、张雅文、章诒和、秦春、曲兰根据个人或亲朋好友的经历纪实。以非书斋写作的亲历性与直击性捕捉第一手资讯,在目击、见证、亲历中收获巨大的情感冲击与思想震撼,并由此产生揭示真相、还原本真的强烈的纪实内驱力,这使得女性非虚构文学在对现实热点问题、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再现上占据独特优势,创造出为许多虚构文学所难以企及的文学效应和社会反响。 实践证明,包括中国女性作家在内的中外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家,其集现实性、艺术性和文献性于一身的优秀文本的创造,都不可能离开他们“见证与写实”的深入与成功。 “我思故我在”:反思与建构 无论是热点社会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纪实,还是回望历史、记录生命个体与民族风情,近年来女性非虚构文学文本叙述的着力点不在猎奇与炒作、自恋与作秀,而是大多倾向于反思与建构的文化表达。这是一种策略,即在网络化和商业化时代不求依靠速度的新闻层面上的领先,而力争在趋于深度的文化表达上取胜。这同时也契合知识分子写作所蕴含的反思内省、忧患意识、社会责任、道义良知和人类关怀等基本特质。 与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非虚构文学强化阶级视点的叙述策略有所不同的是,近年来女作家们的叙述力点在于文化反思,即从人的主体自由这一终极关怀出发,特别关注和警醒中国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中所出现的危机与隐忧,以及中国人在面临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与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 《中国在梁庄》对于乡村在“被现代化”之中丧失传统文化窘状的喟叹,《矿难如麻》对中国“矿难猛于虎”粗放型产业文化的揭露,《中国式拆迁》对“一半是暴力,一半是暴利”的中国特色城市拆迁文化的愤懑,《昂贵的选票》以“选村官”个案对乡村选举文化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透视。 当然,反思的最终目的不在解构、否定和摧毁,而在于建构、肯定与推进。《巨灾对阵中国》在揭示重大自然灾难侵袭惨状的同时,更着力探讨的是如何科学应对巨灾的公共性问题。《小岗村的故事》讲述的是使农民脱贫致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村”的传奇。《高西沟调查》记录了一个西部山村怎样坚持改善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新世纪新农村建设典范的过程。《家国书》由叙述家族变迁折射60年中国巨变。《季羡林:大儒无声》则在称颂心系家国、宽人严己的伟大而又朴实的人格。 “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民族。我们需要的,是沉淀下来经验和认识,为亲人,为民族,也为这片亲爱的土地。”朱玉在《巨灾对阵中国》中的这番感言,正是艺术地传达出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致力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民主公正、法制健全、社会和谐的新文化建构的拳拳之心。 这样的反思与建构的文化表达,使女性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写作成为必然。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教育学、历史学、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内容在文本里交织,小说、诗歌、影视剧本、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等语言体式在文本中借用或兼容,使女性非虚构文学文本在闪耀文学光辉的同时,更具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7月18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