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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邓如冰著，即将出版 秦兆阳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发表过一篇文学论文，题目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当时我读了颇受感动，至今认为是在那时读到的一篇很好的文学论文，现在我将它的副标题移用于女性文学研究上。 一个文化领域的兴起，都是在与旧有的文化传统对立的意义上被自觉提倡的。女性文学也是在与男性文学对立的意义上发展起来的。这几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但当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已经建立起来，它与固有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意义就基本消失了，至少是淡化了。我认为，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研究路向的变化问题。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生成与发展，是与反叛固有的男性文化传统有直接关联的。女性进入社会，成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那时的女性文学，还没有较为清醒的独立意识，是作为以男性文学为主体的文学整体的一个组成成分意识自己的，其基本的形态与李清照之与宋代文学有相似之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是在世界女性文学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之后于上世纪下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起来的。在这时，它才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形态，是将世界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它以反抗男权文化的统治为指归，以张扬女性的社会权利为旗帜，标志着女性文学已经从男权文化的笼罩下独立出来。这种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传入中国大陆，刺激了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成长和发展。我主观认为，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是两大研究领域，其一是比较文学研究，其二就是女性文学研究。 当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个短暂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期，在那时走进中国大陆文化领域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化大革命”后回到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总体上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可以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并没有遇到中国大陆男性文化的正面狙击，很快就在中国大陆扎下根来，并有了一个不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和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 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同新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样，具有后发性，是在西方同样一种文学研究形态得到较长期的发展之后发展起来的，并且直接借鉴了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的研究领域，一般在开始之后就具有更为猛烈的发展势头，但在得到最初的发展之后也常常沾滞于固有理论的本质主义规定而走上自我异化的道路。我认为，在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现实社会的口头承认并拥有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有限文化空间的条件下，将其理性的本质主义规定放到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给以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和了解，是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防止自身异化的根本途径。 一、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提出的只是女性的权力与女性的文学的问题，但其最终的指向目标却是一种新的人类文化观。只要从这种整体的人类文化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在其整体的意义上是超于男女两性的简单对立的，它既不等同于自然主义的男性观和在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历史上形成的男权文化观，也不等同于自然主义的女性观和在以女权为中心的意识中建立起来的女权文化观，而是一种在过往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的“第三性”观。这是它的社会性，也是它的超越性，试想，假若没有这种超越性，假若它仅仅局限于为女性自身争取绝对的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它又以什么样的力量获得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呢？ 二、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遗余力地攻击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历史的男权主义性质，但在其根本的意义上它们仍然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它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于通过自身的生成与发展而改变人类文化发展的固有方向，而不是为了否定过往人类文化历史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有它们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它们就有改变人类文化固有发展方向的功能和意义；没有它们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即使它们批倒了过往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和文学，它们仍然无法实现自身的追求目标，因而也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 三、尽管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的权力是漠视的、排斥的，但这种文化却并不是建立在全体人类的全部愿望和要求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也不是建立在全部男性社会成员的全部愿望和要求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也就有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历史进行分析性考察的可能。在这里，人们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意识，即越是接近依靠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维系的集体生活的领域，其男权主义的性质就越加浓厚，而越是靠近不需要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维系的私人化的生活空间，其男权主义的性质则越加薄弱。这使我们没有权利将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过往人类文化男权主义性质的判断带入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私人化生活空间之中去。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牛郎不是一个男权主义者，织女也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依照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 四、谈到文学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文学的特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判断。首先，在过往的人类文化中，只有文学是更加逼近个体人内心独立愿望和要求的人类文化成果，只有文学是更加远离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权力而更加逼近私人化生活空间的文体形式。试想，如果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打倒的都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而重新捧起来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趋时媚俗的低劣作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呢？其次，在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家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具有更加强大的对象化能力。也就是说，文学家不仅要善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观察、了解、感受外部的世界，也要善于站在对象的立场上观察、了解、感受到自己。正是这种对象化的能力，使那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尽管自身是男性，但在对女性心理的感受和了解上，也是超于当时的多数人的，其中也包括那个时期的多数女性。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这里，我谈一下鲁迅。 鲁迅是个男性作家，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将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和文学视为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文化与文学，我们用这样的标准研究鲁迅作品，并在鲁迅作品中发现了诸多男权主义的特征，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做出了整体性否定的同时，鲁迅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做出了自己的否定，他所否定的根据何在呢？ 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 1卷，P217，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这种对过往文化的整体否定形式反映的正是一种文化重建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这种文化重建的愿望和要求实际是与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基本相同的，并且鲁迅也特别提出了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亦即女性权力问题。 关于《伤逝》这篇小说，很多人认为，鲁迅之所以将男性涓生作为一个叙述者，起到的是将女性子君挡在了身后的作用，反映了鲁迅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男权意识。我认为，分析一篇小说，必须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和思想感受出发，不能仅从表面的形式特征出发。实际上，涓生在《伤逝》中，被鲁迅所用的是眼睛和心灵。这双眼睛看到的更是子君，而不是自己；这个心灵是一个忏悔者的心灵，而不是一个男性霸权主义的心灵，不是将所有的错误归于别人、而将所有的功劳归于自己的那种蛮悍、不讲理的心灵，他有反思自我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将子君这个女性的悲剧命运突出出来，只要联想到在《伤逝》之前已经发表过的《娜拉走后怎样》，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这篇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恰恰是子君，而不是涓生。在小说里，涓生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起到的其实是鲁迅的替身的作用，通过涓生这个人物，将鲁迅送到一个向往新生活，向往新思想的女性子君的身边，并在想象中经历了一段爱情——婚姻——离散的生活。在这里，他对这样一个女性及其命运有了彻心彻肺的感受和了解，对自己善恶交织的内在心灵也有了清醒的意识和体验。这恰恰是一个男性作者克服自身的局限性，通过想象而使自己具有进入女性心灵的对象化的努力。当然，即使像鲁迅这样的男性作家，也无法代替女性自身的创作，更不属于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男性作家的作品，至少可以为男性读者感受、理解和接受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疏通了道路。女性文学研究者没有必要将这样的文学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鲁迅一生不仅推出了自己的作品，还推出了像萧红这样的女性作家，鲁迅不是女性文学的敌人，而是女性文学的同道和战友。 五、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仅具有反思男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更有反思自身并在反思自身过程中求取成长与发展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绝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女性天然地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任何一个女性的思想观念天然地就属于女性主义的文化观念。不断地寻找通向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上做出符合自己心愿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发展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有效途径。 综合这五点，我认为，尽管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建立在与过往人类文化的整体对立之上，都将过往人类文化视为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却不能仅仅将这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直接用于对象，因为在这种本质主义的规定中是有十分复杂的内容和无限生发的新的内涵的。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重生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却富有生气。1987年，上海钱虹编了一本《卢隐集外集》，让我写篇序言，我写了《谈女性文学》。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西方有一种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是就印象谈印象而已。到了上世纪 90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多有翻译和介绍。我认为，即使从鲁迅文艺思想出发，我们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是能够接受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女性一直被排斥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文化之外，这是一个事实，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杜撰出来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观念上已经承认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但决定整个中国社会命运的，仍然是在男性与男性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文化的斗争一直围绕着这种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进行，在其内部运行的不能不是男性的权力原则。社会教育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女性大量进入中国社会，但她们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却找不到仅仅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得到中国女性的重视，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在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从事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大都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也大都重视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这就使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开始阶段始终有一种方向感。我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也大都是有这种方向感的。但到了21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繁荣起来，但也与女权主义文化理论脱了钩，对于中国女性整体社会命运的关注变得极为淡漠，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却成了一个更广大的文学空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便越来越走向了自我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只要我们关注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命运和文化处境，甚至连我这个男性社会成员也是感到触目惊心的。从 70 年代末开始的大量拐卖妇女的事件，流行至今的溺婴事件，城市底层青年妇女和进城农村青年女性的性工具化，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在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都是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却越来越走向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上世纪 30 年代最有成就的女性作家都集中在左翼）、“五四”新文学（中国的女性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特别是鲁迅（鲁迅把一个女性——女娲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创世神）。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都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女性研究者如何逐渐走向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己、走向一个中国女性对中国文学的感受和体验中来。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实践的问题。 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的博士研究生中女性逐渐多了起来，她们中的很多人愿意选择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的题目，但我这个男教师即使能够感觉到女性文学研究中一些问题，其切入点仍然常常停留在男性的视野之中，其思考方式也是男性更加擅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直入方式。邓如冰是我2003年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选题的时候，提出了这部书的题目。当时我着实一愣，好像眼前突然亮了起来：女性主义文学，不就是由女性创作出来的任何男性也不可能创作出来的文学吗？女性文学研究不就是女性研究者所进行的任何男性都不可能做出的研究吗？在发展至今的人类文明中，不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女重衣，男重食，不是一个亘古未变的事实吗？女性对衣服的直感感受和心灵体验、男性对食物的直感感受与心灵体验不都是很难被异性所代替的吗？尽管我这个男性教师很难断定从这个入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将会发现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但这个题目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文学的研究题目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我肯定了邓如冰的这个选题。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润色而成的。 我认为，这个论题，是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的。在当前，文学研究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像我们这一代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已经不适应当前文学研究的现状，要有专家式的学者，在整体了解的背景上专注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并将这一个角度的研究推向整体，推向深入，推入到自己的审美感觉和精神感受之中去，从而达到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高度，并为整个文学研究做出一个女性研究者才能做出的独立的贡献。张爱玲小说的服饰描写值得研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男性作家）的衣饰描写也需要研究。我相信，只要深入研究下去，从任何一个真正女性的角度都是可以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的。 原载：《博览群书》2010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