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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当代女性文学，除了人们十分熟悉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这些词以外，还应该也可以有新的话题。例如：当代女性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提出这一话题，无疑是深入研究“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的必要。同时，揭示当代女作家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解放与文学突围的激情，对于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民族品格，显然也很有意义。 女性的历史 在当代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女作家的成就值得注意：凌力的《星星草》、《少年天子》、《倾城倾国》、《暮鼓晨钟》、《梦断关河》都是有名的作品；霍达的《补天裂》也饮誉一时。这些作品在讴歌那些历史上的英雄好汉、浓墨重彩还原历史的厚重本色方面，毫不逊色于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那样的男作家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名篇。然而，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历史英雄大多是男人，这一现象也耐人寻味。一直要到赵玫写出唐宫故事《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才使得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武则天几度成为文学家聚焦的历史人物——剧作家田汉写过《武则天》，宋之的也写过《武则天》，郭沫若也写过《武则天》。到了世纪末，文学界和影视界再度形成“武则天热”——小说家赵玫出版了长篇小说《武则天》、苏童发表了长篇小说《紫檀马球》，刘晓庆主演了电视连续剧《武则天》，而由陈红、归亚蕾、周迅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更以华美的风格饮誉一时，荣膺了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这一现象也许纯属偶然？然而，也不妨将这一现象放到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大背景下去看，至少是可以看出现代人对历史上聚讼纷纭的那位女皇的重新认识的。而其中，赵玫的《武则天》又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上述文学作品的作者中，只有她是女性。那么，她的《武则天》显示了怎样的“当代性”呢？ 看得出来，赵玫是带着鲜明的个性去写武则天的。她说“：我急于接近着这样的一个女人，接近着她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女人的毕生，接近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处心灵的角落，接近着她苦心营造的那武周的王朝。在接近的途中我想看清她。看清她生存、发展的伎俩，看清她与男人周旋的手腕，看清她女人的领悟与谋略，还有，她将芸芸众生操纵于股掌之中的胆魄与艺术。”在完成了“唐宫故事三部曲”以后，赵玫又说：“记得那年从酷夏到深秋。当满街的落叶卷起，我完成了由我来解释的女皇武则天。我在写作中竭力挣脱历史的禁锢，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她在天命和人性的深渊中苦苦挣扎，以及她登基后的波澜壮阔。当生命垂危，大权无可避免地旁落，女皇终于失去了她一生的最爱。然后动笔的是《高阳公主》。高阳，一个为了爱而最终被自己的皇帝兄长赐死的大唐公主。爱的故事发生在巍峨壮美的宫殿和那本应清冷幽远的佛家寺院中。在那里，人性之爱冲决重重禁忌而上演了一幕凄美的悲剧。宁静的佛家空门中竟有着美丽的大唐公主与禁中浮屠欲望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死亡是同爱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男人和女人，于是爱与死亡，就都成为了宿命的永恒。接下来……为上官婉儿的命运忙碌。婉儿的故事始终让我心驰神往。与其女诗人的成就相比，倒是她在政治漩涡中周旋的能力更让人钦佩。那可能才是婉儿真正的价值。在复杂而残酷的朝廷中权倾天下。痴迷于婉儿独有的生存方式，与各种男人恩恩怨怨的纠葛，还有她对政治的病态的迷恋以及她对身体的智慧的运用……”①在这些思绪中，充满了当代女性对历史女性的理解与敬佩，而“政治”、“爱情”则似乎成了作家刻画她心目中历史人物的主要聚焦点。 是的，在赵玫笔下，武则天“绝不喜欢孔子的道德”，“不喜欢过平平淡淡、相安无事的生活。她是个积极进取的、张扬的、不肯安定的女人，她的生活不可一日无波澜。她认为人生在世，切不可活得苟且，而是要不断地创造奇迹。那才可以算做是真正活过，青史留名、永垂千古。“”她要做到和做好一切她此生想做的事情。她会不遗余力地去做，直到那所有的成功堆积如山，直到她自己彻底满意为止。她不能为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在大起大落之中承受极端屈辱而又不动声色的能力。后宫的超常之苦造就了武曌的艰忍，同时也造就了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意志与精神。”她“也许是个报复心很重的女人。但是她所追求的也许是对女人的某种尊重，或者还有人的平等和自由。于是武曌我行我素。她不再有恻隐之心。”她懂得自己“手中的那件最有力的武器，女色的诱惑。那才是决定一切的。”甚至连“怀孕也是战斗”“，她生命所最最需要的就是男人。”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心计、权谋征服了皇帝；她甚至不惜用自己女儿短暂的生命去击败情敌，换来皇后的宝座。她“不仅对事情判断准确，而且办事迅速果断”，为此敢于败坏纲常，悄悄买通皇帝的侍从，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密探。“她有着任何人都无法揣度的心计，她永远不会轻易受任何人左右。”善于玩欲擒故纵、一箭双雕的把戏，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对威胁到自己利益的亲姐姐、亲外甥女也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她可以在毫不留情地除掉自己的敌人的同时又十分慷慨地大兴崇佛之风，并推行改革。“武曌逐渐开始实行她的一系列革新政策。她划时代地提出了独特的治国主张，譬如她要求人民多种田多纺线，大大发展生产力；而政府则需积极减少苛捐杂税。再譬如，她提出对内对外要少打仗，而是以道德感化天下，以求国泰民安。武曌的这些大政方针，无疑是充满了一种温和的女性色彩的，但同时又是战斗的，是对传统的一种英勇的宣战与反叛。”“武曌从来就是个说干就干、行动精神很强的女人。她此生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士大夫们的祟尚清谈、坐而论道了。”……在这样的描写中，不是明显可以感受到当代女权主义者的精神气息么？——奋力拼搏，不屈不挠，向着自己的梦想与利益挺进，为了自己的个性与激情，不计别人的非议。为此，作家常常把自己的情感带入了故事中，赞叹“这个非凡的女人有着多么卓越的情和欲。她竟然不曾感到岁月的无情，而只是任凭着生命耽溺于无尽的激情中。“”她是暴虐的凶恶的狠毒的，但又是杰出的伟大的青史留名的；但就在同时，她可能还是痛苦的无奈的绝望的而且是可怜的。”正是这些激情飞扬的议论，使赵玫的历史小说赋有了明显不同于姚雪垠的《李自成》、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等历史小说的风格。比起这些具有油画般质感和“全景图”气势的历史小说，《武则天》显然写得飘逸、空灵、随心所欲了一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示出了作家的某些个性——借古人之事，抒今人之情。 由赵玫对武则天的欣赏，足以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思考：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绝非仅仅来自西方女权主义的东渐，而是早就深深植根在中国传统的女杰文化中了——从卓文君争取爱情自由、武则天取得政治成功、李清照成为文学大家到秋瑾成为革命英雄，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花木兰、穆桂英驰骋沙场的动人故事……不错，中国固然有“男尊女卑”的习俗，但也涌现了许多“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她们以自己的光辉业绩挑战了男权社会的权威，为后来的女性解放开辟了道路。 到了《高阳公主》中，赵玫更以高亢的激情赞美了高阳公主与和尚浮屠辩机冲破了层层障碍的爱情故事：“这是多么地了不起。爱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爱却还要跨越障碍。”作家特别强调指出：“性是高阳公主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高阳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较为开放的性的意识使她这种女人天然就拥有了一重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权的观念。她在生活中注重性，注重性的体验，她可能认为性是女人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能够从性的交往中获得快乐与幸福，这一切都说明她是个并不保守的女人。”“而高阳的悲哀却在于她除了纯粹的欲望之外还有着很深的情感。她若是只把性当作生命中的游戏，她就不会和禁忌中的和尚相爱得那么长久，也就不会对杀死她情人的父亲怀有那么强烈的仇恨了。”② 在这样的叹喟中，作家已经赋予了高阳公主以“不自知的女权主义者”的当代感。另一方面，小说中通过高阳的一番话（“我很坏。我一点也不善良。我欺侮别人，甚至欺侮那些爱我的人……我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让人讨厌。我从来就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感情，我已经是一个很恶的女人了。……我总是任着性子去做那些我明明知道是很不好的事情，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我已经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也相当深刻地写出了个性开放、随心所欲的另一面：那开放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乃至自责、忏悔的基础之上的。高阳惊世骇俗的性开放与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结果（她不仅在阴差阳错中将自己的情人送上了刑场，而且在报复她始乱终弃的房遗直的同时也阴差阳错引火烧身，最终死于非命）足以使人想到历史上那些“红颜祸水”的故事，还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时常以伤风败俗的劣迹惊世骇俗的女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测：作家在《高阳公主》中其实也寄予了对女权主义命运的反思…… 最后，是《上官婉儿》中的追问：这个“视政治为生命的女人”，“她何以能够在宦海中沉浮？又能够久久不被淹没？”在作家看来，“她的骨子里却天然生成了一种男子的气概”（如此说来，女权是否意味着性别气质的根本转换？）。她是“那种能够全方位使用她的灵魂和肉体来保护自己的女人”，在险恶的环境中，她不能不“清醒地去作恶”，“她当然知道自己没有道德良知，她更知道她的道德良知就是生存。……活着是这个女人的唯一。”她也有自己的爱情，但她又深深知道“爱情这种东西又是怎样地脆弱怎样地不堪一击。”（这一主题与《高阳公主》中“爱情至上”的主题构成了怎样的“二律背反”！）政治高于爱情，是多少女性政治家的人生信条。因此，《上官婉儿》呼应了《武则天》的政治主题：“婉儿还为提升女人的地位而竭尽全力……是则天称帝这事实本身，开了女性多问政治的先河，从此妇女们便拥有了施展她们政治才华的无限可能和广阔空间。……婉儿的时代，女人们不仅多问政事，而且拥有了她们自己的感情生活。那是一个女性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止于此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并且很难超越的女性权力的巅峰。”③至此，作家向往盛唐、甚至认为在妇女解放方面今不如唐的历史观也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样的历史观中，显然是寄寓了作家的现实焦虑的。联系到当代女权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退潮，④联系到一方面“阴盛阳衰”、一方面却是性别歧视继续流行、女生就业难的现实，是不能不令人感慨世道的。 于是，“盛唐皇室女性的历史”就与同时期流行的“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写作”分道扬镳了。“身体写作”在展示女性生命欲望的同时难免媚俗之嫌，而赵玫的这“三部曲”则成为了一面镜子——一面女权主义借古喻今的镜子，一面在女权主义思潮正在消沉时呼唤女性不断追求解放的镜子。 继承古典文学遗风的女作家们 在当今文坛上，有一批“60 后”和“70 后”女作家不约而同地对古典文学发生了不一般的兴趣，从古典文学中汲取文学创新的灵感，写出了不少清新、典雅、为人称道的作品。这一股思潮不应被忽略。 “60 后”作家迟子建就写过一篇《小说的气味》。其中写道“：我喜欢有气味的小说……有气味的小说，总是携带着浪漫的因子……我喜欢《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喜欢《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终时口中衔米致使七星不坠、敌方不敢贸然出兵的描写，喜欢《西游记》中那个能够上天入地的孙悟空。”⑤在“60 后”作家中，迟子建以绚丽多彩、富有浪漫色彩的笔触描绘故乡风情见长。她继承了古典小说的“浪漫的因子”，并写出了新的境界。在迟子建的笔下，“阳光也是有力气的，原先呆在叶片上挺饱满的一颗大露珠，经阳光轻轻一推，它就坠到地上了。草丛里的虫子正睡得美，这一下让坠落的露珠给砸醒了，虫子一睁眼睛，原来天已大亮了！”（《五丈寺庙会》）灵魂也是不灭的，像《白雪的墓园》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母亲……的左眼里仍然嵌有圆圆的一点红色，就像一颗红豆似的，那是父亲咽气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突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我总觉得那是父亲的灵魂，父亲真会找地方。父亲的灵魂是红色的，我确信他如今栖息在母亲的眼睛里。”……这样的描写当然是作家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的确奇幻、空灵，给人以美好的联想。与“人死如灯灭”的唯物主义观念相比，“灵魂不死”的生命信念也许能给人更多的安慰和希望。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自然是那么地美丽、神奇：“在我眼中，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季节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天则是银白色的。我爱它们。它们跟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性格和体态。”还有：“在我眼中，向阳山坡上除了茂盛的树木外，还生长着一种热烈的植物，那就是阳光。”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什么叫万物有灵，还有什么是大自然的神韵，什么是感觉的神奇。而这一切显然是与迟子建从古典文学中获得的启迪分不开的。 另一位“60 后”作家文夕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野兰花》、《罂粟花》、《海棠花》则颇得张爱玲小说的遗风：写今人的世俗生活，那笔触和风韵却很典雅。例如《野兰花》中写人的一段文字：“瓜子脸儿，一双柳叶眉画得弯弯的，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杏眼半开半闭地垂着……长长的唇儿，像香菱般微微扬着……最让人诧异的是那白亮的肤色，凝脂赛荔，飘香四溢……”就颇得古典小说描写美人的神韵。再看颇得古典诗词意境的一段写景的文字：“静穆穆的湖面如翠墨，红鲤轻摇微波涟漪，犹似美人的浅笑；远处夕照的青山里，偶然传来一两声禅院钟声。一个个下午，一个个黄昏就在龙井飘香中逝去。”还有《罂粟花》中写情的句子：“不明的天，不住的雨，相思的苦，情愁的恨，都侵袭着霜儿脆弱的灵魂。”也相当典雅。甚至连写股民被套心情的句子也于古朴中透出调侃与无奈的气息：“回首再望进仓点，已是：八千里路金和银，百万千万尘与土！也有个别意志刚烈的勇士，唱起了大风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唱着唱着就从楼顶上跳了下去……”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文夕的古典文学修养之一斑。 “70 后”作家魏微亦然。在《写作十年》一文中，她多次谈到了自己喜欢翻来覆去地读《红楼梦》、《牡丹亭》、唐诗宋词和明清小品文的体验：“完全因为喜欢”，“抛弃功利性的一面，主要还是为了趣味，追求文字给予身心的熨贴和抚慰。”⑥她能写出散发着清新、温馨怀旧气息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微湖闸》（一名《流年》），与此显然有关。小说的背景是“文革”。但作家的笔墨却主要集中在描写“那些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那些在全民因为政治而疯狂的岁月里过着自然、朴素、闲适的日常生活的小镇上普通人。“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业社会的种种迹象，在那个年代已初显端倪。可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们还保留了从前的传统。这其中的空档被无限地拉大了。最活泼的思想，最古旧的生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揉合进了那个空虚的时代，竟然相得益彰，真是不可思议。”于是，一幅幅朴素的日常生活素描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在那静静的一瞬间里，我听到了时间的声音，非常含糊的，像雨打芭蕉的点滴的声音。…… 那是怎样温暖的日子呵，所有的情感都是舒展的，静静地发生着，还没来得及破碎。在一个小孩子的眼睛里，光与影折射着，一部分的世界在她眼前打开了，它是那样生动，活泼，具有局部的完整性。许多微妙的、像虫子一样的细节。许多时光慢慢地走过了。 ——虽然也有一些小小的波澜，有隐秘的婚前孕，有突如其来的私奔，有小朋友的不幸早夭，但大部分的时光是平淡的，波澜不兴的。读这样的小说，是很容易使人想到孙犁、汪曾祺、贾平凹那些以清新、淡雅、古朴的简练笔墨追忆往事的作品，想起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张岱和清代袁枚的《祭妹文》、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那些描写个人日常生活、怀旧悼亡的小品文的。另一方面，这部长篇小说的怀旧格调也显示了作家追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追忆如梦人生的沧桑情怀的努力。 怀旧，是心境澄净、超越浮躁的证明。怀旧，也是情感丰富、思想成熟的证明。这样的情怀迥然有别于那些或愤世嫉俗、或颓唐阴暗的某些“60 后”“、70 后”作品。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描写愤世嫉俗、颓唐放纵的“愤青”生活的小说中，也闪烁着古典诗意的光芒。这就奇了。 例如“70 后”作家盛可以，就很擅长此道。她描写网虫生活的小说《花飞的情网》开篇就是女主人公读《红楼梦》中的诗句的感受： 花飞，人倦，黄昏。她懒懒地合上书，思绪有几分飘渺，似乎有拥挤的黄昏在心底躁动不安。窗外一轮新月，使窗户显得空洞和苍白。本来，凭窗是最富有诗意，凭窗赏月是绝美的意境，窗口一剪影是最美的图画，但她没有动……这诗把她的身体托了起来，她像一片云有点洁美之傲。……她知道文字里隐匿的那无声的痛楚、快乐的绝望，使她骨碎。 后来，女主人公迷恋上了网络，那感觉是：“不知今夕何年，素不相识皆握手相问，以礼相待，言诗道词，出口成文；打情骂俏，竟也生动有趣，真是黄发垂髫皆怡然自乐。”在那个“红楼诗屋”聊天室里，她和一群痴男怨女“在诗词中迷醉”、在调情中忘忧。一直到一场虚拟的爱情游戏最终幻灭。已经有不少作家写下了网虫的奇特生活，但这篇《花飞的情网》仍然以善于用古典诗词或颇得古典韵味的描写点缀当代网虫空虚生活而显示出了特色。 还有“70 后”作家卫慧，她的《上海宝贝》就曾经是惊世骇俗的“身体写作”的代表作。但几年后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禅》就将“身体写作”与禅宗和古典诗意奇特地融合在了一起。小说一面继续讲述着“我”与一个日本男人的性爱体验，一面发现着“我”在 29 岁以后的精神之变：“我已经 29 岁了，而且住在了纽约，有一些东西似乎在悄悄地改变……我仿佛变成了唐朝盛世的一个柔娴女子，闲闲地斜倚在软绸卧榻上等待游人的归来。那一刻的温柔与怀旧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中国，让我在梦醒后久久不能忘怀。那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召唤，一种牵挂。”“于是我在纽约又开始读起在大学毕业后就扔掉的唐诗宋词。”“一个年轻躁动、寻寻觅觅的中国人曾被甲壳虫、性手枪、玛丽莲·梦露，艾伦·金斯堡，存在主义和查理·布高斯基这些文化符号所迷惑，但跑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最残酷的城市——纽约后，却因为邂逅爱情、希望与光，从一个日本男人那里开始学习中国 2000年前的古老修炼技法。让那些游荡的精灵重新回来，渗进血液里，渗进如夜鸟般无枝可依的灵魂中。”在这样的情感转变中，显示了“70 后”回归传统的行踪：他们是在饱尝了西方现代文化大餐以后忽然产生了回头欣赏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冲动的。在这方面，他们与知青出身的“寻根派”有所不同——“寻根派”是在上山下乡的经历中重新认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的。除了关于读唐诗宋词的描写，小说中有几章讲述了女主人公在普陀山拜佛访禅的体验，“对他人慈悲，更对自己慈悲”，“苦痛和不幸不是魔鬼，它们是有机的一部分。你只需转换它们并好好利用它们”。这样的禅理使女主人公能够以豁达、知足的心情去面对情感的波澜，去感恩命运：“所有爱我帮助我的人们，你们是我的 Buddha（佛）”。小说因此以时而狂欢时而清新的风格引人注目，也与《上海宝贝》单一的狂欢风格区别了开来。 2001 年以来，“60 后”作家阿袁（袁萍）因为发表了一系列描写高校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困惑与危机的小说而为人称道。而她的小说题目常常就来自古典文学——《长门赋》、《虞美人》、《锦绣》、《俞丽的江山》、《蝴蝶行》、《看红杏如何出墙》、《郑袖的梨园》、《汤梨的革命》和《鱼肠剑》……。她自道：自己最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是“张迷”。她像张爱玲一样，用比较古典的风格描写当代人生活，并说：“当我用比较古典的文字来表达当下事情的时候，当下的人、情感就会带有古典的气质。……因为现在文字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西化的倾向，还有就是过于网络化，过于俚俗。现在我们用的词越来越单调，形容一个女子漂亮都是‘靓’等等的词汇，用这种语言就很当下，回不到从前的感觉。如果我形容一个女孩子漂亮，我就会用‘如花似玉’之类的词汇。如果我形容男孩，我不会用‘酷’，我会用‘玉树临风’之类的词语。这样的词汇一出来，古典的气质就会出来。所以，那种气质，还有感受当下生活的反应都会不同。”⑦ 因此，她有了这样的追求：“《汤梨的革命》里的汤梨是件盛唐时代的百褶裙，艳丽，铺张，且花团锦簇，那褶下的花朵，是牡丹，还是洛阳的牡丹，丰满而又富丽的；《郑袖的梨园》里的郑袖呢，是晚唐或者北宋的风格，有绮丽有颜色，但那绮丽是流变了的绮丽，细寻味起来，其实已是绮靡了；那颜色，乍看之下，也是红也是绿，很热闹的气象，但《虞美人》里的虞美人，所有的百褶裙，都有这样的复杂和参差。”⑧例如“女人如寄的命千年不变，读尽万卷诗书也是枉然，容颜绝世倾国倾城也是枉然，赵明诚死了，李清照流寓江南，身如飞蓬；项羽亡命垓下，虞姬血溅鱼肠，‘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是女人的千古绝唱，杨杲的情书，在大学老师小米这里，说到底也不过是司马相如为陈阿娇写的一曲《长门赋》，女人如水水如愁，千般迂回，万般曲折，不过都是无奈，几时真由得女人自己?”“男人的诺言是女人永远的翅膀，女人一下子脱胎换骨、得道成仙，从此步下生云、鞋不沾尘、衣袂飘飘、翩若惊鸿。可结果呢，不过是飞入了月宫，做了虽长生不老却夜夜独守空房的嫦娥——空欢喜的。婚姻是杯雄黄酒，没喝之前，女人是如花似玉的白娘子，喝下之后，绫罗帐里一条蛇而已，青峰脚下修炼千年，也没有破了男人的法眼，雷锋塔也好，天上的月亮也好，不过都是汉武帝用来囚禁陈阿娇的长门宫。”（《长门赋》）“狐狸精要有狐狸精的气质，什么气质呢?俞丽不好说，总之是妖娆的，狐媚的，五月的花朵般的，十五之夜的烟花般的。读过书的男人不都有《聊斋》情结吗?不都有江南美人情结吗?要粉腮鸦鬓，踏月而来。要伊昔不梳头，秀发披两肩。要手提金缕鞋，偎向郎边颤。”（《俞丽的江山》）“明明知道所谓要过单身生活只是人家的绣花帘子，帘外是‘采菊东篱下’，帘内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帘外是《短歌行》，帘内是《牡丹亭》。”“汤梨那天是盛装而去——所谓盛装，是指态度而言，和珠光宝气无关，和姹紫嫣红无关。汤梨意义上的盛装，完全是陶渊明、王维的路数。表面看来，极其朴素，极其天真，其实呢，却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汤梨的革命》）“要说世上还有什么不是变数呢？沧海能桑田，六月能飞雪。可男人爱狐狸的习性却是不变，远是纣王迷妲己，玄宗迷杨妃，近呢，近就是虞美人的老公沈长安迷上了中文系绰号叫小蘑菇的妞儿。”（《虞美人》）在一个又一个关于知识女性之间争风吃醋、彼此厮杀的故事里，那些古典的意象、典故的化用就具有那么神奇的功能，使已经被许多作家翻来覆去讲过的爱情悲剧竟然平添了一层比较典雅的韵味，读来耐人寻味，而不似展示现实生活“原生态”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不妨将阿袁的小说在近年的蜚声文坛看作张爱玲传统在当代的复归，更可以将其看成文学界正在走出粗鄙化“原生态”叙事的一个标志。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典小说中其实也不乏“原生态”叙事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那些“淫书”就是证明。因此，这里的关键显然是“诗情画意”和“典故”——将凡俗生命的体验写出或感伤、或无奈的美感，让今天的烦恼与文史典故彼此相联，就可以超越“原生态”叙事。这样，不仅可以写出当代人与历史的微妙联系，而且可以写出某种知识分子感、文化感、典雅感。由此可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好几位“60后”和“70 后”女作家都在有意继承古典文学的风韵、努力营造故事的诗情画意方面有不俗的表现。在这一方面，她们的上述作品于冥冥中延续了现代以来文学中回归民族文化的传统——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萧红、张爱玲、林语堂到孙犁、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一脉相传下来的、或冲淡、或清新、或古朴、或典雅，又都充满诗情画意的那一脉传统。这一传统在与“欧化”的“新传统”彼此碰撞中，显示了绵长、顽强的生命力，在守护着传统文心的同时，也超越了因为“欧化”而不时失之晦涩或粗鄙的弊端。另一方面，上述女作家常常无意停留于回归传统。她们在自己的小说中展示当代一部分女性在世态炎凉中的体验，剖析女性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情感异化、心灵扭曲的种种难堪，同时又使那展示和剖析与“粗鄙化”的浪潮拉开了距离，从而写出了女性文学的新气象，写出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某种亮色。将这一现象放到更开阔的文化背景中去打量，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文学中这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美感与智慧的思潮，从一个侧面呼应了当代社会传统文化回归的潮流。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女性文学的新思潮时，就有了新的话题。 （作者单位：樊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雪 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赵玫《又见唐宫》，《重庆晚报》2007 年 4 月 28 日。 ② ③赵玫《关于那个女人》，《上官婉儿》，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5、8、12 页。 ④ 据钱满素《觉醒之后》介绍：“美国女权运动后，随着妇女就业率的上升，妇女的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妇女运动似乎最终解放了男人。”另据澳大利亚学者吉·格里厄的观察：女权主义者的干劲“经历了战后的经济紧缩，宽容的 20 年代以后的饰边、紧身胸衣和女子柔弱气质的重新流行以及 50 年代的性出卖，锐气已失，变得日益衰弱，越来越正经。传道狂般的热情渐渐消失，蜕变为古怪。”（《〈女阉人〉概论》）。二文均见《世界文学》1995 年第 2 期。） ⑤ ⑥引自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60 页，第 438、440 页。 ⑦ 新华网江西频道.专访江西青年女作家阿袁：文学是我永远的恋人（.2009 年 4 月 15 日），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2009 -04/15/content_16264525_2.htm. ⑧ 阿袁《灯下绣花记》，《小说选刊》2009 年第 11 期。 原载：文艺评论201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