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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对于整个俄国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东正教特别推崇圣母玛利亚，以母爱的至高无上为出发点，认为圣母的地位高于基督，这是其他西方宗教所没有的。东正教精神培养了俄国人的道德观念和理性意识，这种道德观念和理性意识大致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博爱与人道，宽恕与忍让，富于理性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修养等等。集中体现东正教这种圣母精神内涵的，是俄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 一、俄国宗教的圣母情结 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的折射。俄国文化的本原是融合了多神教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在东正教里，对基督的信仰和对圣母的崇拜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对圣母的爱和崇拜是东正教笃信精神的灵魂，这种爱与崇拜通过神人类体现出“神人类，即通过圣灵得以实现的生物的神，意味着人与神的联”，缘此，俄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圣化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直接把人生提升至神境，融入天国，体现出东正教理想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使神境贴近大地，进入人世，引发出对大地母亲（神圣俄国母亲）的深挚感情，并体现出万物神秘统一的观念。“通过神秘体验和直觉观照，特别是爱的体验，实现与永恒女性的融合，成为俄国思想家和诗人们的美好理想，而文学正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最佳途径”。俄国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女性笃信上帝，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带有一种宗教禁欲主义的崇高圣洁之美。自古以来在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中圣母玛丽亚占有及其重要、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东正教认为，圣母使圣子生成肉身，圣子与圣母是不可分的，在崇拜基督的人性的时候，是通过圣母来崇拜的，因为基督是从圣母那里接受人性的，圣母就代表了全人类，就是人类本身。在东正教徒心目中玛利亚是全人类之母，是为人类祈祷和说情的人，她为世界的罪孽而伤痛，以自己的祈求庇护世界，上帝将整个基督教人类交给圣母庇护，因此，在各种场合，无论危险将至，还是灾难临头，人们都会不断地向圣母祈祷，呼唤她，请求她的帮助，赞美她的无私，歌颂她的伟大，感激她给予的恩赐，这种热情是与圣母的人性相联系的，也是和女性因素相联系的，这种因素存在于圣母身上，并通过圣母而存在于笃信行为中。 二、“圣母”式的女性群体形象 对于女性的“圣母式崇拜”导致了俄国文学中一系列优美女性形象的产生，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普希金的达吉娅娜，被称为“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的女性形象，如《贵族之家》中的丽莎、《活尸》中的露凯丽娅等，以及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等，她们无一例外地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富于各种优良品质，具有理想化的人格力量。她们善良、温柔、博爱、富于基督教圣母精神。 1.普希金的达吉娅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达吉娅娜，是这种圣母人道主义的艺术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中，把达吉亚娜称作“俄国妇女的圣像”。达吉娅娜是一个乡村贵族少女，爱上了京城来的贵族青年奥涅金，她勇敢地向他表白，却被拒绝了，奥涅金离开后，达吉娅娜为了安慰母亲，带着无奈和厌恶的心情进入宗教文化控制的上流社会，嫁给了彼得堡的一位老将军，三年后，浪游归来的奥涅金，狂热地爱上了上流社会端庄的贵妇达吉娅娜，而仍然爱着奥涅金的达吉娅娜，再一次向奥涅金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她还爱着他，但她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因此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忠于传统婚姻道德：“我爱您（何必对您说谎? ），但现在我已经嫁给了别人，我将要一辈子对他忠贞”。达吉娅娜这一形象特质就是爱、牺牲、同情、包容。对于她来说，爱就是全部生活，而牺牲就是爱，除了爱与牺牲，达吉娅娜更有一付悲悯心肠和无限的包容心。她爱自己的乳母，爱朴素的乡村风光，爱幽静的乡间小道，爱奥涅金勇于追求而又十分孤独的灵魂;但在达吉娅娜这里，更可贵的是她的包容与同情，她同情自己愚陋而善良的父母及乡邻，她包容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扰嚷，包容奥涅金对她的反复无常，包容自己没有爱情的婚姻。爱与包容，构成了达吉娅娜灵魂的两个支柱，所以，她就是一个圣母玛利亚式的女性。 2.屠格涅夫的姑娘们。一如托尔斯泰所说，俄国人为了灵魂而真诚地生活，并铭记着上帝。屠格涅夫的小说《活尸》中的露凯丽娅，这一屠格涅夫笔下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回忆着上帝神圣的功绩，基督让她博爱，让她没有恨，非但不恨离她而去的男友，反而祝他生活美满幸福;不恨曾经剥削压迫过她的地主，临近生命枯萎之时仍惦记着本村的乡亲，寄望于地主的高利贷利息有所减低。正是在这篇小说中展示了普通民众基督“圣母”精神的美与博大。整部小说贯穿着一条——那就是人需有博爱之心，尽意地爱着你的上帝，就能得到上帝的亲近，容忍宽容，爱一切人，甚至是爱仇敌，才能达到博爱的最高境界——爱人如己。《活尸》闪耀着的是对人生基督式接受的光芒，因为露凯丽娅梦中的基督是信仰的象征，人性中最光辉一面的体现，而露凯丽娅是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塑造出的最具基督教“圣母”精神内涵的女性形象之一。 屠格涅夫的另一位少女丽莎因爱而不成带着痛苦和赎罪的心情步入修道院了此一生。《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美丽、纯真和善良，是虔诚的基督徒，周身上下充满了一种责任感，生怕让任何一个人伤心，怀着那颗善良的心，她一无例外地爱所有的人，她狂喜地、胆怯地、柔情地爱着上帝，对她来说，上帝主宰一切，幸福也是上帝赐予的，抗争是无效和有罪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丽莎得知自己所爱的人妻子并没有死时，陷入了痛苦之中。她极为矛盾，一方是她深爱的活生生的人，一方是她信奉的虚无的上帝，选择前者，虽然他的家庭早已名存实亡，但自己仍是有罪之人;追随后者，注定要牺牲自己的青春和一世的幸福。最终宗教的力量占了上风，丽莎亲手埋葬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幸福走入修道院，丽莎决定进修道院的那一刻，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地收拾房间，料理笔记和信札，是那么沉着和镇静，显示强大的宗教意志力量，但是在这一行为的背后也隐藏着宗教的欺骗和麻痹性，它是统治阶级手中无形的皮鞭，维护了社会伪道德，便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丽莎悲剧的制造者正是宗教。 3.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一出场就是个和平的天使，她是为了调解哥嫂纠纷而来莫斯科的，这场嫂嫂认为无法挽回的夫妻反目，却让安娜以温柔、同情、娴雅及其无比温柔的回顾，使怨恨奇迹般地化为乌有。过着呆板乏味的家庭生活的安娜遇见渥伦斯基后，被压抑的生气一下释放出来，她再也不想回到从前，再也不要面对冷漠得如同机器般的丈夫。安娜要求离婚，要求获得属于自己的权利，这无疑违反了宗教教义，触犯了上流社会的法律。宗教规定：婚姻是神圣的，是上帝的意旨，男女双方一旦结合就不能分开，当时的俄国法律也禁止离婚。安娜无论是对卡列渥伦斯基还是上流社会的其他人，自始至终都是忠诚的，襟怀坦白。依照俄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与安娜对上帝信仰的虔诚态度密切相关。在自己生命的危难时刻，她所想到的首先是上帝，是教会。在安娜生孩子出现生命危险时，她不断地向卡列宁诉说自己的过错，并且想起了乳母曾经给她讲过的圣殉难者的故事。安娜已经记不得她的名字了，但记得她犯了多么严重的罪以殉教成为圣者的故事。她想以这个圣殉难者为榜样到罗马的荒野里去苦修。在安娜决定一死了之以后，她来到了铁轨旁，站在那里“划了个十字”，她像圣徒那样跪倒铁轨上，向上帝忏悔着结束了尘世的生命。可见，安娜记忆中最美好的感情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她是在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信仰深深地根植于她的灵魂之中，规范着她的心理和行为举止，使她有真诚、高尚的人格。 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尼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强调俄国虔诚、纯洁的民族气质，认为这一性格乃是民族自救，甚至拯救世界的根基——这一性格气质与宗教密切相关，而其宗教意象则是圣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而这气息明显是女性化了的。《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世同情心、博爱思想的表达者，在这个底层小人物身上，读出基督之名，不过与其说她是基督的象征，不如说她更带有圣母意味。这一形象最明显的特质是她代表的苦难：面对酗酒的父亲，有肺病又歇斯底里的继母，以及完全没有生存能力的弟妹，这个虔诚、纯洁的少女不得不以妓女生涯来维持全家生计。她的另一特点是虔诚：生活几乎要把她逼入地狱，她却仍信仰上帝，信仰至善。苦难与信仰铸就了索尼娅崇高的灵魂，这个在世俗眼光中卑微、柔弱的女人，用自我牺牲避免一家人流落街头，用质朴的虔诚引导拉斯科尔尼柯大一步步向善。拉斯科尔尼柯夫杀人后不肯忏悔服罪，索尼娅给她读《圣经》，正是在索尼娅的信仰力量和《圣经》的感召下，骄傲的拉斯科尔尼柯夫终于感到自己并没有权力杀人，而去投案自首，索尼娅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就是一个慈悲的拯救者，一个美丽的圣母。 5.冈察洛夫的奥尔迦。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热情开朗、朴实自信、坚强勇敢的奥尔迦却爱上了那个整日睡觉、缺乏行动、意志薄弱、慵懒怠惰的奥勃洛摩夫，这似乎不合常理，但毕竟是真实地发生了。当奥勃洛摩夫第一次和奥尔迦相识时，他的庸懒和不幸引起了她好奇的关注，并认定这是上天派给她的任务，自信地认为能创造出改变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奇迹。改造奥勃洛摩夫的爱情生活使奥尔迦充实起来，她随着自己感情的成长，在道德和精神上迅速成长起来，她兴奋地不知疲倦地当起了奥勃洛摩夫的生活导师，希望用爱的力量去拯救他，给他以幸福，还热切地盼望嫁给他，用自己继承的财产资助他的生活。奥尔迦是“俄国艺术家在俄国现代生活中，仅仅能找到的最高理想”。在爱情生活中，奥尔迦时刻准备付出，而不是通过对爱的追求，获得别人的拯救，得到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迦灵魂更加高尚，行为更具有自我牺牲精神。 参考文献： [1] Б.А.Рыбаков.Язычестводревнихславян. [M].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81. [2]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3] H.O.洛斯基.俄国哲学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4] С.С.Авернцев.София-Логос[M ].Киев：ДухиЛитера， 2001. 原载：《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