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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认可，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阶段的，也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探讨。按理说文学应该是一个普惠大众读者的媒介方式，何必非要单独提出一个“女性文学”的专有概念呢?这自然有它的说法和缘由。广泛可以接受的理解是:“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反映特定时期女性生活、女性意识以及女性思想的文学作品。在近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中国涌现了众多知名的女性作家及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并形成了其独有的发展脉络，也显示了一些写作缺陷。探析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写作缺陷，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知晓和了解女性自我个性解放的阶段与过程，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女性内心深层意识的萌动与延展，更好地预测和推知女性未来人生发展的目标与机遇。 1“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 1．1 20世纪20—50年代前后:关注于女性思想独立解放 分析中国女性文学的发端和起源，应是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和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那个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自由的思想风潮、创新的文学形式给女性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长期遭受封建社会压抑的女性对于文学的本性爱好和深层思考顷刻间得到了顺其自然式的爆发和流露，涌现了一批知名女性作家，如庐隐、石评梅、苏雪林、凌叔华、冰心、丁玲、张爱玲等。这些星斗灿烂的作家及其优秀作品，即使今天以最苛刻挑刺的文学批评眼光来看，也遮挡不住她们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时代魅力和成就辉煌。 早期的女性文学作品，大多是以反对封建压迫、追求思想解放为根本题材的，这种起源和发端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对自我意识的悄然觉醒和客观需求，又如何能在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体现独有的特征呢?与传统的男性文学不同，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细腻婉约的心理描写、典雅温醇的写作笔调、清新格致的书写风格、玲珑剔透的文字用语、情感鲜明的个性表达等等，尽管其可能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狭隘的闺秀题材、单一的描写视角、封闭的思维偏向等等。但是，以意识觉醒为主流的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明确表现出了中国女性起初的个性意识，在为新时期女性获得个性解放、倡导人生价值、追求纯真爱情等方面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第一声”，也在文学创作艺术上体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多样化文体形式和艺术风格，并且兼顾了社会意识与女性意识双重并举的形态格局，逐渐形成了自有的风格特征。 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通过描写莎菲内心对追求“灵肉”同感的爱情心理的巨大失望和落寞，通过描写她被迫发出的令人震慑的“叛逆的绝叫”，力求将中国传统的女性封建意识打碎打破，向一切束缚女性思想自由发展的陈规陋习发出挑战，写法上可谓用心良苦［1］;比如冰心的《两个家庭》，借助婚姻爱情题材，通过发掘女主人公在男性世界和家庭中如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表达了女性应该建立起自己独特个性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写法上可谓独到匠心;比如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文字表达幽邃冷俏，渗透着一种让人难以忍耐的悲凉，但用笔之处细微精妙，描画传神，以其深厚精湛的古典文学修养将女性特有的敏感内心世界展示的淋漓尽致，恰如傅雷先生的经典评论:“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显示了超人的水准，其也因此成为这个时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革命斗争热潮的此起彼伏，一些女性作家由于个人特殊的经历，不再仅仅采用原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单纯描写女性孤苦忧愁的内心世界或者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而是将笔触伸向了更为广阔的劳动大众的解放斗争之中，表现一种坚忍不拔、努力抗争、无畏不惧的贫苦工农群众和革命者形象，文笔描写已经超出了女性的温柔感，粗犷豪放、壮烈雄浑，比如萧红的《生死场》就是围绕这个时期的主题而展开的。 1．2 20世纪50年代前后至今:关注于女性自我价值追求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女性文学在新中国一次次伟大的建设过程中曲折发展，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这个时期，真正涌现的知名女性作家和知名女性文学作品是乏善可陈的。尽管如此，一些作家依然为中国读者奉献了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比如茹志娟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等。细腻温软的艺术作品围绕着一种“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题徐徐展开，赋予了这些文学作品蕴含的深层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怀［2］。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吹响了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洪亮号角。女作家们摆脱了以往的观念束缚，开始从自我切身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将“人”的命运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敢于正视妇女面临的尖锐问题和复杂心态，也能够将女性的痛楚与不安、快乐与欢愉散落在家庭与社会的整体氛围当中思考描绘。比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首先对“有爱无爱”必须“从一而终”的观念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缺乏爱情的婚姻不仅只是给一方，而且可能是给双方，甚至第三者都会带来难以言尽的心灵痛苦;比如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将当代女性在自我价值追求和现实痛楚难题之间的矛盾心态演绎得出神入化，作者过于张扬的感情触角和稍带超现实主义的精细描写，将一个女性在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时包括的强悍与韧劲、软弱与孤独表现得极其到位;比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塑造的融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与新时期知识女性伟大品质于一身的形象，展示了时代女性于淡泊宁静的个性中蕴涵的坚强果毅，自我价值集中体现为在民主平等作风中对美好生活理想的孜孜追求［3］。其它的女性文学作品还有铁凝的《麦积垛》、陈染的《私人空间》、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尽管可能在表述女性观念与经验的具体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是都能够将女性置于非常具体的男欢女爱的实际场景中，表现出女性对日常行为和生命欲望的强烈感受，关注于女性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进行的这种探索和尝试对20世纪90年代及其之后的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当代女性作家们的创作已经相当多元化和个性化，她们或者采用抒情的写法，或者采用现实的写法，已经完全可以大胆、自信、无畏地充分表达出自己对个性价值的追求了［4］，以至于出现了“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等术语。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人的“身体写作”是引起批评界的极大关注，最有争议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则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女性自恋、同性恋描写上，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羽蛇》等;像王安忆的《小城之恋》率真且十分泼辣地直笔描写男女性爱，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与消解男性的女性书写不同的，还有一种就是“消费”男性、视男性为物化工具的女性文学。随着市场经济新价值理念的兴起，在女性事业中，男性的价值开始由对男子汉阳刚美的欣赏转化为金钱权势的欲望化占有。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拒绝真心爱她的人，而是嫁给了代表金钱权势的他者，表明女性在改变存在境遇之后依然处于自我的迷失状态之中;林白是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的代表，她对女性内心隐秘世界的细微而又唯美的叙述是充满诗意化的叙事，而《万物花开》则又呈现出新的变化，即采用了一些新奇的意象来传达女性心理的体验感受。当下的女性作家如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姊妹》，鲁敏的《墙上的父亲》，姚鄂梅的《大路朝天》等等，她们不是站在女性立场对男性进行“矮化”，而是更多的正面继承了“五四”以来第3期农迎春等: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脉络与写作缺陷的社会问题小说的理性发展［5］。 2“女性文学”的写作缺陷 尽管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其仍然无法避免如下的带有焦躁矛盾心理的弊病:具有过强的自我中心意识，缺乏深邃的思想陈述坦白，没有整体的全局思维观念，运用泛滥的艺术描述技巧等等。由于女性独有的个性特征，加之她们自己背负的东西相当沉重，而心灵深处又驱使她们尽快得到一种心理依托而出现了无妨先抓住一根稻草再说的想法，因此某些女性作家通过文字表达的内心感受可能往往要胜过现实当中实际发生的行为，某些女性文学作品的内容表达还存在一些富有争议的地方，还有待读者细致入微的甄别和鉴定。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分析，平心而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本身确实处于弱势当中苦苦挣扎，尚未形成稳定、健康而成熟的发展平衡期，但是这也绝对不能成为其随意进行文学表达的一个借口。 女性文学特征中存在的这种焦躁矛盾心理，可能一方面来自于传统情境下男性文学话语霸权占据的绝对优势，一方面来自于女性文学试图挑战男性文学话语霸权的渴望心理。众多女性作家具有的这种迫不急待的焦虑感，使她们在文学表达上存在故意突出女性个体特征的用意，其表现为对女性的性意识有时进行极度的夸张描写，从而最大可能地满足了读者窥视的心理欲望，扩大了女性文学作品阅读和传播的范围。但是，这种堪称为“女性文学快乐大本营”的发展模式动态，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构成了一种极大障碍，是对广大关心和热爱女性文学作品的读者的重大误导，是与女性作家的女性文学作品的良性发展背道而驰的，应当引起人们的些许沉思。青年女评论家梁鸿指出“从身体写作实际发展的脉络来看，从卫慧、棉棉到周洁茹、金仁顺们，再到新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木子美的性爱创作，具有复杂意义的身体已经被简化为肉体，欲望被描述为性，自由与个性成了滥交的保护伞，‘欲望化写作’取代了‘身体写作’，成为当代文学上最富暴力色彩的写作美学。”［6］朱小如也指出:市场因素一旦将女性书写定格在“被看”的处境里，而“身体写作”又没有了“民族解放”、“阶级觉悟”、“思想启蒙”等革命性光环的笼罩，女性书写的前景自然堪忧［5］。 ［参考文献］ ［1］李娟．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的爱欲书写与女性意识的流变［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69-73． ［2］唐晴川．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人道主义情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24-26． ［3］段金花．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与女性解放［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3):45-47． ［4］颜燕．试析我国当代女性文学［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1):15-19． ［5］梁鸿．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J］．山花，2009(7):117． ［6］朱小如，张丽军．女性还是女权?——关于女性文学的对话［EB/OL］［2009-04-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 fe46d0100gnaa．html．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