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边缘化”与“扩大化” 格非:当代文学的发展受市场和当下文化环境的影响很大,我们今天的对谈,是不是可以从市场、文学和社会的基本状况切入? 张柠:好的。说到当下的文学,我们觉得很矛盾,一方面有人说“文学边缘化”,说年轻一代不关心文学,另一方面,通过一些调查数据得知,网络阅读中除了新闻最多就是文学,创作队伍也非常庞大。文学究竟是边缘化了还是很热门呢?或许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文学是有传统的,比如文学史传统、形式史传统、“新文化”传统等。我们在这个传统之中讨论文学的演变、文学的状况、文学的趋向,讨论文学与当代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对文学的期待。而流行“文学”或许更关注故事的可读性和文字的漂亮,由此直接抵达作为一种文字消费品的功能。比如,解决某一时刻的心理困扰,读起来很舒服,使人忘掉了现实中的伤害,有人称之为“治愈系”,文学作品成“药物”了。 又比如,有些流行文学读物文字很“美”,但这种“美”是一种远离历史场景或生活现场的文字,甚至直接就“穿越”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学”这一概念越来越宽泛了,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大文学”概念。与传统的“文学”概念相比,“大文学”通过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不同环节之间的不同策略,使得“文学场”内部更为复杂多元。 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一转变,就会导致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的脱节。有一种趋向已经很明显,许多普通读者并不关心大陆作家的作品,而是喜欢港台作家的作品。我很好奇,为什么呢?我也问过一些人,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说大陆作家的语言像翻译语言,很绕。港台作家的语言很中国。“欧化”语言曾经受到过批判,但它的确成了一种新传统,或者说一种知识传统,可是普通读者并不接受。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敏感,并非来自批评界,而是来自普通读者,值得我们深思。 格非:我觉得你观察得很细致,这几年我没有对当代文学做过系统的了解。但却是如你所说,文学发展到今天特别复杂。一方面大家都在哀叹文学的死亡、边缘化,另一方面,文学作为写作和阅读在互联网和大众生活当中地位却越来越重要。在这当中我个人的判断是,文学的普世化、民主化,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变革必然会导致的结局。 古代文学是精英和所谓士大夫做的,跟普通人没关系,从文学生产方式上来讲,基本是被供养,或者说是做官人的闲情逸致,不索取任何商业利润,同时也没有特别大的消费性。但18世纪以后,文学被推向市场,所有问题跟着出现。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文学都具有消费性。文学固然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可以为金钱所卖出。我们现在受到消费文化和粉丝文化的巨大冲击,所以文学如今又面对一个重大转折:一方面,因为民主化,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写作,构成一个内循环。比如,很多社区和许多小网站,里面都设有文学创作板块,你说的“治愈”或者某种情绪的发生,或者说抒发一点情感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这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文学重新因为网络出现更加便捷,民主化程度更加深入。 第二,传统意义上文学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功能,在今天必然会遭遇到尴尬的状况,我曾经有一个判断,真正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可能重新回到业余化,回到18世纪前的老路上。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作家可能一生就写两本书,他在生活之余很负责任写点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可能对市场、对名声、对商业报酬没那么看重,我认为这样是正常的,文学真要有这样的变化也是好事。过去没有特别通俗的群体写作,虽然也有民间创作,但规模很小,是民间口口相传再加上文人的整理加工。在今天,中产阶级、小资情调,占据了整个社会的中心,因此,我觉得需要新的对于文学的判断,仅仅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讨论还很不够。 整体性的破灭与重建 张柠:你所说的问题很有意思,文学也许可以重新回到业余化,而不是一项专门的、属于少数人的所谓“事业”。任何人都有精神表达或者经验交流的诉求,这就是文学审美和文学消费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价值混乱问题导致的叙事碎片化。如你前面所说,18世纪西方文学市场化或者职业化,但它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着,就是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统一性。当时著名作家的创作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很多读者包括中产阶级主妇追着看,的确很市场化,但当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总体价值观念没有疑问,即使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也是如此。 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技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没有价值上的“总体性”,缺少对人和世界整体理解的确定性,价值观念极其混乱,以至于能不能对事物给出判断,这一重要的事情变得不重要了。就文学叙事而言,价值观的混乱导致叙事“总体性”的缺席,对作品中的人和世界的理解没有确定性,全是问号,也就是常说的“赞成与反对”的问题的缺席。作品仅仅靠对经验碎片的描摹和拼贴,导致接受者不知道接受什么,找不到阅读的必要性。如果读者不知道从阅读中接受什么,为什么要读你的小说,仅仅是为了阅读消费吗?那我还不如去读畅销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对叙事结构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没有价值体系的支撑,它就很容易变成一堆经验的碎片。短篇乃至中篇问题还不太大,碎片就碎片,长篇那么长的篇幅,一堆让人纠结的经验碎片,谁也受不了。 这个问题有其历史渊源,20世纪中国文学遭遇了很大的变故,就是结构长篇叙事文体总体性的消失。古典长篇叙事文学没问题,尽管也有怀疑和批判,但对家国结构的总体性没有疑问。现代文学就不一样,小说叙事中涉及到个人的时候,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化身,都是分裂人格。高觉慧们、蒋纯祖们都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后这些人干什么呢?流浪(街道)?革命(战场)?什么地方可以收留这些孤魂野鬼?支撑古典世界统一性的家国结构的破灭,也就是支撑着叙事的总体性的破灭。收留他们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新“家”。五六十年代的叙事就是为建造这个“新家”服务(如赵树理、柳青等),遥远的理想是乌托邦,近期理想是人民公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又开始了离家出走(如路遥),走到现在,依然是一群漂泊者、流浪者。支撑整个文学叙事背后,旧的总体性毁坏,新的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混乱状况,导致许多读者不知道文学与精神生活、价值体系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关系,这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格非:你说的非常对。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导致价值观的混乱,恐怕还有一个文学制度的原因。 西方现代文学的高涨时期很快过去,福楼拜、托尔斯泰这些人出现以后,开始对整个的社会制度提出质疑,个人解放的信心开始破产,这个过程很快就结束了。到20世纪初,我们通常意义说的“纯文学”,实际上是依靠两个制度的支撑:一个是大学制度,大量的纯文学是大学推动的,大学是最后的堡垒,大学、研究中心——我把它称之为专家评论制度,专家根本不管市场上流行什么,我只推出我的作品,我有大量的学生在做研究,它的话语覆盖面非常有力量。但现在的大学已经不能承担这个功能,因为大学的影响力在显著下降,尤其是人文学科,它不能再承担这个角色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不是说大学不关注纯文学了,因为纯文学本身地位的下降,关心也没用,它在社会中占的份额太小了。 第二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价值系统经历过统一过程,但被打破后,没有建立相对稳定的、趋向性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家在思想上空前混乱,我认为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在社会道德,在如何做人、做事等问题上都产生了非常大的混乱。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些重大问题,从社会、国家的层面上没解决,比如道德问题、是非问题,这就导致随之而来的很多价值系统判断有问题,文学不过只是混乱的其中之一,但可能表现得更典型。 如何来面对这个状况呢?一方面,学界谈得比较多的是来重建专家批评的严肃性,我认为,这不是惟一的办法,也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必须有好的作品、好的作家来面对我们当下的复杂状况,逐步建立内在的统一性,建立新的价值取向,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 文学的境界取决于作家理解社会的深度 张柠:作家必须要有巨大的勇气,面对中国现代问题的复杂性。除了一般意义的现实关怀之外,还有一种属于文学自身的建构性的东西,它是未完成的现代美育的核心。文学创作中有两个取向,一种是复古,写闲情逸趣,不管是历史故事还是日常生活,写得漂亮,能吻合一部分读者对所谓的“纯文学”的需求。另一种就是批判性,秉承了现代文化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这是现代文化一百多年来的新传统。尽管这个做法本身在当下文学体制之内会有问题,但它确实显示了部分当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勇气和怯懦。与此同时,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也出现了。现实批判的、非虚构的写作中,的确包含着作家的良知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社会关怀,因此有很好的传播效果。但它也搅乱了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界限,使得读者以为这就是文学。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以载道”的当代变种和回响。文学除了现实关怀,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养一种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审美趣味。100年来,培育现代审美趣味的任务并未完成,甚至在倒退,倒退到一种恶俗的趣味之中去。 我们可以发现,对内容的关注是批判性的,对形式和审美的关注是古典士大夫的,这就是当代文学生产和接受中的“精神分裂症”。高等学校的文学教育中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学生要么迷恋古典文学,要么迷恋流行文学。对于一种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现代审美形式创造的文学,并不感兴趣。 格非:过去200年不出一个好作家很正常,我们现在10年就要求出大师,很不现实。如何面对当下文学状况,很多人都在研究,你说的状况有一点是好的,至少很多作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要把握复杂性,但复杂性不是简单的焊接:有点审美情趣,有点古典文学炼字炼句的功夫,有点批判性,有点普世价值的观察,以为一焊接,就能出好作品,这是不可能的。 我原来认为好作家恐怕要有经验层面的支撑,对社会观察,智慧,表现力,各方面都很重要,但最近我有新想法,文学能不能有新境界,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理解的深度,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假如没有文化自主的价值系统的引导,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我最近在研究明代中期以后的色情文学,我发现如果没有阳明学,文学所发生的变化基本是不能想象的,那些书可以公开质疑几千年来的道统,把所有“道德”都变成相对性的东西。就像张居正所说的,过去的善可以变成今天的恶。明代中期后的文学,实际上有一个思想方法的革命,最后才导致了对生活观察的革命。 这可以回应你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有,文学内在的审美情趣却丢失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不是通过焊接、组合就能完成的,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希望要把作品写得复杂些,但我认为方法上必须要对生活洞见,有洞见才能坚持自己的价值,“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有独断特殊的看法,也许目前不被大众所接受,但未来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文学上标志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资讯很发达,根据文学以往经验,组合一下就能写出好作品,这只是作家对过去作品的粗浅观察,我认为一个作家还是需要巨大的勇气来说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这需要通过思想方法上的变革才可以做到。 文学是具有冒犯性的异己力量 张柠:我觉得,大作家能够通过直觉的力量穿透文明史,并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前不久读废名,我觉得他具备了大作家的精神格局,除了对文学形式史的敏感,他对文化史的走向和时代精神困境的处理方式,都有着非常自觉的观念。遗憾的是,他过早终结了创作。面对废名的创作,你没办法用现有的知识体系、话语逻辑来涵盖,你必须重新建立一套东西来阐释他石破天惊的创作,我觉得他具有对整个中国人的文明史和人心的高度洞察力。我建议读者耐心读一读他关于“莫须有”的两个长篇。还有张爱玲的小说,也不要老是盯着她小说中的一些爱情格言不放。她笔下的人物和主题,都是现代启蒙文学主流中的重要支脉。 说到文学阅读,现在大家都这么忙,我为什么要拿出一个礼拜时间读一个长篇小说,尤其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因为你的文字好、故事精彩吗?那我不如去读《红楼梦》,读地球上任何一个大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一定要读你的?你一定要有那些经典作家不可替代的东西,或者说,你的创作要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相关。我想要从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阅读中,获得对重大精神现象问题不同程度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期待故事的精彩、语言的精美,后面这种作品,对我而言读不读都无所谓。 现在经常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些所谓“新”作家,生物学意义上的年轻,成了他们的文学通行证。在文学史权威和市场权力的双重压力,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力量。他们只是填补了一些功成名就的作家被生活磨灭掉的锋芒,而他们作品的基本叙事功能没变,变化的是装饰性东西,不是本质,没给文学带来真正有意义的元素。我说的还不是那些纯市场化的文学,而是所谓纯文学创作中的情况。我的意思是,文学创造不是造反,仅靠胆量是不够的。 格非: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很难得。废名是不是一个大师?文学史各有各的看法。废名这个人是一个怪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没有怪人,这很可怕。大家都被规训的东西弄得灰头土脸,没有异己者、他者的力量,文学是他者的东西,是跟社会异质的东西,文学需要独断的、冒犯性的东西出现,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格,就不要指望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化的意识形态,包括流行文化,吞噬的力量巨大,恐怕我们还是要重建专家批评,构成某种最低限度的支撑和循环系统。本雅明当年写作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他死后布莱希特立刻评价说“这是德国纳粹首次给我们造成真正损失”,很多人不知道他为何对这个无名之辈做出那么高的评价。可以想见,当时的批评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我们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文学批评的权威。哪怕只有几个这样的人,中国文学就不是现在这样。我倒不担心没有大作家,担心的是文化自身的恶性循环,比谁更肤浅、更庸俗、更孤陋,还以此为荣,这对整个文化艰难的积累是很不利的。好的东西从来是很罕见的,它需要被人发现、讨论、评价,作为一个新的因素,进入文学结构并产生影响。我觉得批评应该承担这样的功能。 张柠:批评和创作的环境都重要,它保护特别独立的一些人,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肯定是不随波逐流的,也肯定是被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家发现的,整个社会文化机制里应该鼓励和保护与众不同的东西,创造性的东西。传统的意识形态制度和正在流行的意识形态制度都在鼓励重复的、流行的、程式化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迅速更新换代的速死的东西。鼓励和发现特异的独立的作家和批评家,特别是年轻一代,是优化文学环境的重要工作。 格非:刚才说到很多年轻人的缺点,我们也应该说说年轻人的优点,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还是很不错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他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比我们更直率、直接,倒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今天迫切需要重新寻找自己。我们其实更多因袭了庸俗和世故,更缺乏勇气。我们不用替别人担心未来,过若干年也许可能有很好的作品出现。我在网络上得到很多的教益,网络上表达观点不加掩饰,哪怕错得离谱、很可笑,但也比集体沉默、掩耳无心要好得多。 中国文学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不管是批评家还是作家都要反省,大家都陷于沉默,有些是政治原因,有些是市场原因,比如不愿意得罪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旋涡,把本来具有特异性的人给磨掉,这个很危险,我经常对朋友讲不要要求小孩如何勇敢,我们自己应当先勇敢起来。 张柠:我同意你说的,勇气和担当这种品质的缺乏,是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巨大障碍。但这与文学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尽管我非常尊重他,但他的作品永远也达不到一流作家的水准,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真正的大勇气在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比如冒着被某一个“短时段”的时代宣判为死刑的危险,比如冒着被一个拉帮结伙的群体所抛弃的危险。回到年轻一代的创作上来。 今天,年轻一代整个创作势头、水准,丝毫不会比你们“先锋小说家”80年代中后期出道时水平差。你们出道时,遇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文学还是公众兴奋的焦点,现在公众关注重心不再是文学了,而是新奇的东西、新奇的商品和文字,文学自身创作性探索和表达不受关注。我们最近在做一件推荐年轻作家的活动,叫“中国文学现场”。尽管在年龄上有一些限制,也就是40岁以下的,但在选择的时候,主要还是要看作品自身在形式上的探索性,看他们对当代经验的表达是否有出人意料的地方,看他们通过文学形式传递出来的精神格局是否完备。 目前,市场和出版传播,主要还是追捧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因为这很安全,不会有什么闪失。只有安全和稳妥才有市场。这就好比一个人一生研究文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作品太棒了!文学研究、批评,还有编辑出版,要力求避免成为名作家身上的“寄生蟹”。 保护文学与批评的独立空间 格非:我觉得文学批评或者大学体制,或者文学帮助制度,需要给文学一个起码的空间,哪怕再小,这个空间也要存在,一个人写出好的作品,需要有人发现和鼓励,作品的某种价值应该得到某种认同。文学是寻求认同的艰辛工作,如果不提供起码的空间,你很难想象他能坚持下去,文学需要重建良性循环,不需要提到多高、多热闹,需要建立起码的空间。 张柠:文学的良性循环一个基本起点,就是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文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它那不可取代的东西。文学存在的核心理由,不是他的道德正确、政治正确、逻辑严谨、市场效果好,等等,而是哲学、政治、经济、道德无法取代的部分。文学研究和批评,要关注的正是这一部分,也就是经验表达史、文学形式史,以及它在一个时代文学变迁史之中的合法性,或者叫“文学自身的道德”。 格非:我们有时会碍于情面,对明明不怎么好的作家表示赞扬,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我所要求的一流批评家,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这会造成引导混乱,让读者产生疑虑,文学奖也是如此。把文学奖颁给一个不好的作品,对文学伤害很大,比没有文学奖的伤害还大。 张柠:对,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文学生态的混乱。权威的文学评价,必须建立在对文学自身的独立判断上,它是文学评价中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的高度合一的结果。还有一种评价方式,就是认为直观的阅读感觉是惟一的尺度,好作品就是感到震撼、流泪。这在文学批评史中已经是一个古老的谬误了。必须要培养对既定的东西的怀疑精神。试想,如果没有那种对既定的东西的怀疑精神,怎么发现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不能发现创造性作品的价值并予以鼓励,他们怎么进入文学总体评价体系之中?这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重复扼杀创造,大家都在原地踏步走,这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发育是非常有害的。 格非:你说得很对,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实际提供了广泛的教育范本,基本是很客观的,现代文学历史讲述清晰。但对于中国历史的内在变化,中国现代文学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权威的普及型的读物。柄谷行人写过日本文学的起源,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人了解这个问题:日本现代文学是怎么产生的?中国缺乏一本这样的书,中国传统文学怎么过渡到现在的文学,跟殖民主义有什么关系?跟资本主义文化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跟民族解放、救亡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之后,应该怎么从总体上去描述这一过程?我们好像盲人摸象,抓住一块就开始大做文章,缺乏必要的理论包容性。中国文学混乱跟思想混乱是连在一起的。 张柠:思想混乱,形式也混乱,对形式的评价也混乱。比如有首经典诗歌《雨巷》,所有人都说好,好在哪里?缺乏有效的解释。你在雨巷中遇见一位姑娘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如果按照新文学传统中对“人的文学”的要求,我们应该注视她,描写她的表情、眼神、睫毛、嘴唇、身姿、衣裙,让她在诗歌的词语之中生动地活着。但是戴望舒一上来就将姑娘变成了一棵草或者一朵花(丁香)。还有许多诗人和读者,只有将活人变成植物(花草)、动物(小蜜蜂和小蝴蝶)、矿物(美玉和钻石)这些农耕文明中所熟悉的东西,这样才能被接受,这是新文学评价和传播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不是说这种“比兴”技巧不可以运用,而是说我们需要新的发现和新的技巧。我觉得现在的文学接受、包括大学的文学教育,都有很大的盲目性,认为经典是好的,不再深究,不讲究意象体系和词语的现代转性和精神变化。 格非:所以我觉得当代批评和理论建构,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作家也有问题。造成目前这个状况,你刚才所举的例子,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有传统意境当然可以理解,也有一定的现代趣味。但你把这些诗放在当时社会、思想、文学运动的层面来看,它的价值就变得很清晰。 张柠:文学批评方法的问题很大,不能客观地向接受者陈述它“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首先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比如,要向他们呈现《三里湾》里的人伦关系怎么变化,家庭之中的亲情、爱情、友情,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如何在叙事中发生变化的,为了什么目的发生变化(也就是小说叙事的动力学问题)。至于价值判断,可以交给学生自己去处理。对当下作品的分析也应该如此,首先,通过形式史分析,呈现它的符号系统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凭感觉下结论。我觉得文学批评、教育应该往后退一步,不要太急于介入总体判断,应该呈现出它的结构性的东西。 格非:20年前,我就认为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比做一个好的作家要难得多。作家可以有偏见,他无所谓。你刚才说的废名,就是一个很有偏见的人,但他还是个好作家。批评家不能光凭感情说话,你首先要有大量的阅读量,对文学史很精通,还要有包容性、有见解,还要有理性,各种东西都需要。你要有新的概念来命名新的东西,各方面修养都很重要,做文学史怎么能不了解艺术史?我觉得做好的批评家特别难,需要各方面才能,当然感觉也要很准确。 张柠:我们从80年代走来,内心有一股“弑父”的冲动,也是“超越性”的冲动。现在年轻人有两个瓶颈,一个是没有“弑父”冲动,他跟“父亲”是合谋关系,另外就是学术体制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读硕士、博士就要写带注释的论文。我们刚出道时写文章,尽量写自己的艺术感受,尽管有点狂妄,但创新的意识有了,注释总是好办的事情。现在没有创造性的意识,他们写的是新八股,千篇一律,上来就从古希腊、从先秦说起,搞批评这种反应速度太慢了。另一个就是他们不追踪,我们出道时一上来就追踪,《收获》《人民文学》,一本本追着看,先做作品论,然后是作家论,然后才是思潮论、文化研究等。现在他们上来就是做大文章,就是思潮论,大而无当。 格非:思潮这个东西很容易,又很过瘾。理论这把刀很快,很容易学,也很好用。但真正重要的,比如文化修养和扎实的文史基础,现在的评论者相对较差。我们今天的大学体制,尤其是文学的培养体制的确存在很大问题。客观地说,学生的压力也很大。我经常不知道学生做论文干吗,产生很大疑惑。对规范、格式和注释的严格要求也许是必要的,但假如学生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学位论文,这就使得他们的知识面很有限。坦率地说,有些人连起码的文学常识都不具备。但有时候你看互联网上,有些文章甚至跟帖让人吃惊,很多文章做得很深。有些讨论专题,比如做欧洲电影、做戈达尔新浪潮,或者做艺术史和音乐史研究的,专业水平倒是挺高。这些人不管学院制度,不管规范性,反而有许多很好的积累和见解。 张柠:但总的来说,我对当代文学创作充满期待,文学技术已经很纯熟,新的价值探索也有很好的势头。我们在这里谈的都是大问题,这些大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但只要我们有了这样的自觉和意识,很多问题就会在历史演进之中得到解决。 格非:对,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否定整个时代。最困难的时候,往往也是变革发生的时候。也许不如意,但不可能一无是处,肯定会有新的东西在酝酿、出现,我们所能做的,是建立一个空间,能让文学正常呼吸,有一个良性循环,能够一代人接一代人地提供自己的文学智慧。(格 非 张 柠) 原载:《文艺报》2012年09月10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9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