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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否认网络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里，任何人也不会作出还有某些事物——包括我们的80后文学——与网络无关的结论。事实上是，“据去年下半年公布的《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中国互联网上网用户总数已突破1亿大关，达到1亿零300万。这无疑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想像的重要之维。一个似乎全球化的、技术化的网络平台，由于中国化的存在和力量，也不能不在一定的界域内成为一个‘网络中国’的所在。”[1]在这种背景下，不容置疑，也有理由充分相信，网络与80后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在80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网络能够发挥而且也发挥了种种影响，“在80后的写作资源中，网络起着重要的作用”。[2]一般说来，这种论断并无不确。需要注意的也许仅仅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网络在为80后文学提供了诸多便利的同时，是不是也同样为80后文学带来了相关的负面影响？无可讳言，现有评论对这些负面影响是分析乏力的。问题还有，这些负面影响对80后文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自身危机的产生？以及我们是不是因为对这些负面影响估计不足而作出了某些错误的判断？这些问题就正是本文所要着力解决的。 一 网络对80后文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体现在发表机制上，这一点很少为人所察觉。的确，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它尤其为80后写作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实现了所谓“零进入门槛”。“‘ 零进入门槛’包括五个方面：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形式。任何人想进入文学领域，只要会上网，会文字写作，无需按照传统程序，便可以达到发表作品的目的。文学传播开始发生从大教堂式到集体模式的根本转变。文体的边界、道德的规范、观念的限制随之松动。80后文学获得了远高于传统纸质文学的自由度。”[3]只是问题在于，这种自由度的获得，在很多时候与不少场合，并不总是意味着自主和进步性，也并非总是意味着发表的光环。从好的方面来理解，的确可以解释为80后文学——应该说是所有文学爱好者——获得了脱离传统藩篱的可能与机遇，摆脱了或者有可能摆脱旧有发表模式与审美规范的制约，随心所欲的，在网络这个传统文坛鞭长莫及的地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从坏处来说，情况就比较悲观了。发表渠道的放开与几乎没有限制，等于直接取消了发表的准入资格。无论艺术水准如何，格调是否向上，大量风格各异与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先后以80后文学的名义出现在网络，这对于80后文学本身来说，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这使得80后文学就整体意义而言，将难以避免类似于作品质量欠佳与良莠不齐的指责，80后文学就此获得社会各界承认与进入文学史研究视野的难度也就更大。已经有论者指出了，“‘80后写作’是从网络上走出来的。这样的另类和边缘的生存方式非常容易让主流批评家视而不见。”[4]80后文学是否是从网络中走出，暂且不论，主流批评家对80后文学的视而不见却所言不虚。至少可以说是不甚重视。80后文学还因此而遭到了一些不太客观的揣测与有欠公允的批评。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对80后文学作品的指责，尤其集中在道德失范与质量欠佳方面，一直是不绝于耳。 十分显然，因为网络的出现与迅速兴起，而取消了或者至少说是削弱了纸质媒介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地位。80后文学由此而遭遇着一次十分严峻的挑战。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发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那么，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消解了发表本身的意义。发表不再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崇高性被取消，文本的意义遭到怀疑与肢解。这一切都深刻影响到了读者的接受习惯及心理。这不仅表现为接受方式由纸质阅读到网络浏览的变化，更体现为某些接受心理的不再与下移。80后文学的作品于是更多的被当作了——或者说是被误解为——消遣娱乐的工具，而不再是升华精神与提高素养的必需。这种打击是沉重的。这不但导致了外界对80后文学的广泛质疑，也使80后文学的内部自轻自贱，彼此不尊重，看不起，无法构建团队和形成合力。《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就是这种自轻的产物与明证。当然这种现象有更为深广的时代背景。“‘全球化’和‘资本化’的写作摇头丸，将年轻的写作者搅得心迷神醉，春心荡漾，于是，他们刚刚浮出水面就开始相互撕咬了。他们将自己分为‘偶像派’与‘实力派’，像港台歌坛一样。”[5] 同样与网络的迅速普及有关。“‘80后’写作作为一种大众写作能在短时期内形成空前的流行热潮，应该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网络作为最新型的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广延性、互动性与即时性。”[6]由于网络在后来，愈来愈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根据地与坚强堡垒，成为了庸俗思潮与娱乐主义的大本营，80后文学在遭受其浸染后，在审美取向上，也渐渐显现出了与大众文化的紧密联系及审美趋向不断下滑的走势。换一句话说，这种与大众文化的紧密联系和审美趋向的下滑走势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韩寒出道初期，倚重的是思考的深邃与批判的犀利，对现存教育体制的抨击不遗余力，仍然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精英主义气息。而自郭敬明始，情况虽然发生了些许变化，注意到了特殊读者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期待与自我包装的必须，但是故作感伤的忧郁与华美绚丽的文辞仍然被放在了首位，艺术上的追求与良苦用心是不待自言的。但是越到后来，伴随网络在青少年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与网络如影随形的诸多负面因素开始对80后文学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当下的大众文化的市场环境下，大众文化是以通俗、新奇、脱俗、轰动、同步、非理性等原则来组织文化和消费群体。”[7]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原则在后来也同样适用于80后文学。80后文学与网络、与大众文化不断靠拢的结果，是使80后文学逐步削弱了原本就十分孱弱的审美品质。一般认为，“网络媒介特质渗透到‘80后’创作中，更加加强了其文本即时消费的快餐文学特点。表现在‘80后’文本中的思维跳跃化，结构块状化，文字口语化，宣泄化，叙述快节奏，文体界限模糊等，都是网络介质带来的特点，而这些都使‘80后’的文本成为读者眼中好看好玩的消费品。”[6]这些情况影响到了80后文学后来的发展倾向，包括被学界广泛引用的“格局嫌小”、“用意漂浮”和“局部精彩,整体贫弱”的问题，[8]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背景是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就网络与80后文学的关系而言，80后文学在获得了网络所带来的些许益处的同时，也为此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网络之于80后文学的意义更多的是一场危机。这场危机是巨大的。从发表机制、接受习惯及心理与审美取向等方面，把80后文学拉进了庸俗文化与娱乐主义的泥淖，而严重影响了80后文学自身正常的发展与不易为人们所理解与承认。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撼动80后文学的根基的话，那么，在网络背景下80后文学自身危机的产生，就值得我们更为关注了。 二 80后文学的自身危机主要体现为80后写作者创作理念的逐渐变更。这种变更向下而非向上，导致了危机的产生与负面因素的持续增加。这种自身危机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作家身份的拒斥。韩寒曾经明确表示，“我从来就没有打算以写作为生，没有打算做什么作家之类。”[9]如果说这种看法还只是一时意气用事，或者说带有戏谑成分的话，那么，郭敬明在后来的直白就很有代表性了。作为80后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郭敬明对此有过较为深入的阐释，“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我是想写就写。我并没有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达到多么高的思想性，或者要展示什么写作技巧。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在写日记一样，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必要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谈。”[10]这种通过拒斥作家身份而主动推卸相应责任的做法，虽然遭到了来自于评论界的严肃批评，陈思和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不要以年龄来找借口”。[11]但是问题在于，当80后写作者连作家身份都拒绝接受，遑论承担作为作家与作者的责任时，这些批评意见是不是能够对他们产生实际效应，就很是问题了。而这些就正是文学评论与批评对象还尚未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根源。虽然80后文学始终得不到主流文坛的积极认可这一情况在80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把文学创作与娱乐等量齐观。这不仅表现为借鉴港台歌坛的偶像派与实力派的荒谬划分，更为重要的，还是以韩寒和郭敬明为代表的众多80后写手有意取消了文学创作与娱乐活动的各种界限，这种界限并不能说是可以放弃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把文学创作与娱乐几乎完全等同起来。韩寒做过车手，有拍过MTV的经历。而郭敬明在这方面则走得更远。2005年郭敬明除了主打的图书市场外，还活跃于娱乐文化圈。郭敬明尤其看重2005年7月策划并隆重推出的“音乐小说”《迷藏》。他不仅卖力地宣传到位，而且还试唱《九月摩天轮》。一副忘情的音乐制作人和流行歌手的样子，让人无语。在浅薄与庸俗的娱乐文化不断甚嚣尘上的今天，把文学创作与娱乐活动混为一谈的结果，只能是使得文学创作在娱乐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下，日益挣扎于空虚与俗气的尴尬边缘。 第三，十分鲜明而纯粹的功利思想。其实，出名要趁早，倒也还没有什么。问题是至少不能背叛公认的准则与直接触犯道德的底线。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与庄羽的《圈里圈外》有太多人物的相似与情节的雷同，被指抄袭，实属应该。这起事件使社会各界对80后文学的质疑迅速升级。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文化评论家张柠分析得比较透彻，“‘偶像派’更注重个人外在形象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实力派’更注重表演技巧，最终目的都是市场回报。文化消费市场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不能说只有‘实力派’才有代表性。因此，无论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都是商品社会消费逻辑内部的问题。在这一逻辑前提下，生产者（偶像派与实力派）不是创造者，而是劳动力（一种商品）。”[5]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网络的的推波助澜不能分开的。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思想日益强势的今天，网络的即时性与互动的特点拒绝了必要的沉潜与仔细的打磨，而注重的是高效率与高点击。80后写手因为耐不住寂寞而纷纷急于出手，把文学创作当作博取功名利益的手段，从而完全不再像以往作家那样，视文学创作这一过程本身为初始目的，把文本尊崇为唯一。因而也就失去了对于创作的最为基本的虔诚与敬意。 在网络背景下，80后文学的这种危机，包括道德的失范、娱乐活动对文学创作的压抑、功利性色彩的过于显露与自我的贬低，日益显现，还很有可能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判断与外界对80后文学的看法由对写作者年龄的阵阵惊叹到对作品艺术水准不断质疑的转变有关。这种情况是让人比较忧虑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在80后文学尤其是在80后文学与网络的关系方面，作出一些错误判断。从而遮蔽了80后文学的生发过程与原始本质。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一些失误与错判的。 三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80后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和网络的兴起紧密相关，也不能轻易作出如下错误的判断，“80后作家是与以往的写作者们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步入青春，甚至有人戏言‘他们是在键盘上努力和网友聊天时学会把玩文字的’。互联网正对这一代作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网络文化成为80后文学崛起的重要文化背景”，[3]即使产生这种看法并不为奇。一般说来，80后文学的诞生与1999年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功举办有关。而这一年，也是网络开始逐步走向寻常百姓家的重要一年。这也就是说，80后文学的浮出水面与网络的迅猛发展，曾经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而我们的80后写手，也的确有一种通过网络而获取成功的想法。也有一些人的确似乎成功了。但是务必谨记，网络本身并没有在太大程度上改变80后写手的写作思维与行文风格，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完全是因为网络而奠基了自己的文学地位。更多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延续的是旧有的创作路向与凭借纸和钢笔，再把作品在电脑上敲打出来，做一些复制与粘贴的劳动活。80后文学里面凡成名者，无论韩寒，亦或是郭敬明，都是通过纸张质媒介而走向成功的。他们的文字作品，都带有某种情绪的发泄与氛围的渲染，或激愤不平，或阴柔华美，行文冗长而丝毫没有考虑是不是应该吝惜笔墨。这对于纯网络化写作来说是一种大忌。网民并没有太多兴趣在长篇累牍中耗费时间。“为了吸引人们点击网页的瞬间，眼球经济的效应被无限夸大着——即便对纯文字信息（如小说）也是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语言被逐渐淘汰，而平板干瘪、却又是最直接的话语及其形式则存活了下来。”[12]十分显然，这对于80后文学——应该说对于整个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利好消息。把网络当作80后文学得以兴起的条件与必选项是相当荒谬的。 所以最多只能如此表述：网络把包括80后写手在内的众多作家与文学爱好者裹胁到了一个网络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兴的、更为有效的传播媒介。但是必须明确，网络并非80后与80后文学的专利与为其所独有，它作用于社会整体。也就是说，80后写手从网络社会得到的好处一般不比前辈作家更多。换句话说，抽取出有关网络的相关背景，80后文学仍然存在登上文坛的可能与契机，甚至还有可能要比眼下更好。领头人物韩寒的出道与声名鹊起就与网络无关。2000年也不是一个网络完全普及的时代。当时为韩寒不断造势的，是《萌芽》杂志社与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是作家出版社的力推与新闻媒体的跟风。应当充分注意，这个新闻媒体是指纸质媒介，当时的网络媒介还远未取得它今天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而郭敬明，也是因为《幻城》发表于《萌芽》2002年第10期以后引发网上热烈讨论，才迅速走向文坛的。而绝非某些论者所说的，“郭敬明的《幻城》原本是发表在网络上的一个短篇小说，在网上拥有超高人气，之后在出版商的策划下，郭敬明将其发展成一个长篇出版。”[6]事实上是，把网络真正当作写作过程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物件，并且直接影响了写作理念、叙事节奏、行文风格与语言特点的，是以蔡智恒、慕容雪村等为代表的一批网络写作者。他们才象征了网络文学的兴起与体现了网络文学的全部特征。80后写手相对于他们，无论是人生态度，还是行文特点，都是有很大差距的。他们的代表性文本，包括《第一次亲密接触》与《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那种流行性元素的运用与语言的简洁，拒绝铺叙，反对冗长，以一种干净明了的方式揭示隐藏于人类灵魂深处的美好与罪恶，的确非传统写作所能够涵盖。这是题外话了。 现在更进一步。如果允许大胆假设，剥离80后文学的网络背景，我们应该可以得出如下判断：80后文学在很大程度与最大可能上，仍然可以证明自身。韩寒与郭敬明等代表人物的不通过网络的出道，即为明证。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这个时代的网络背景凸显出了它之于80后文学的弊大于利。事实上是，在相关方面与各种角度，网络一直对80后文学保持有一种反作用与负面影响，而且因为多种原因，使80后文学承担了本不应该由它承担至少是不应该由80后文学单独承担的相应负面结果，“使我们对依赖网络成长的80后写手的内心充实与精神高度有所疑惑”。[2]我们只能说，这种状况的存在对80后文学来说是很不公平的。80后文学研究者应该在这个方面对80后文学有适当的理解与保持足够的清醒，而不是继续纠缠于时代的网络背景与网络的影响作出错误判断。 四、结语 80后文学是近年来的一个新鲜事物，网络也是。把二者统一起来作捆绑分析，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学术是始终要讲究尊重事实的，不能开口就错。目前学术界对80后文学与网络关系的失误判断，错误描述，在网络对80后文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方面，估计不足，悖逆了最为基本的事实，也显示出了批评界的乏力与批评家的不愿意深入现象内部，仍然对80后文学与80后写作者，持轻视的态度与简单的处理。这是不正常的。由此看来，80后文学与所谓主流文坛的对峙的消除，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未民．关于“新性情写作”——有关“80后”等文学写作倾向的试解读[J]．文艺争鸣，2006，（3）． [2]江冰．论80后文学的“实力派”写作[J]．文艺评论，2005，（3）． [3]刘永涛．青春的奔突——论80后文学[J]．理论与创作，2005，（5）． [4]马相武．被主流冷落的“80后写作”[J]．艺术评论，2005，（12）． [5]张柠．“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J]．南风窗，2004，（11）． [6]喻晓薇．消费时代的写作：“80后写作”的文化意义[J]．学习与实践，2006，（6）． [7]郑亚捷．试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大众庸常价值取向[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6）． [8]白烨、冯昭．“80后”：徘徊在市场与文学、追捧与冷落之间[J]．中国图书评论，2005，（1）． [9]侯桂新．“80后”与市场化写作[J]．中关村，2005，（1）． [10]黄兆辉、廖文芳．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N]．南方都市报，2004-03-09． [11]单晓琳．“80后”，你为什么写作？[N]．华东新闻，2004-07-16． [12]于若冰．时代与文学习惯的产儿——试论“80后”小说创作的整体问题[J]．作家，2005，（4）．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学生科研资助基金项目“80后文学研究”。 备注：作者简介：帅泽兵(1983～)，男，湖南南县人，甘肃省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系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创作与批评。 刘洁(1949～)，女，河北省河间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电子信箱：shuaizebing@tom.com; 博客：http://shuaizebing.blog.tianya.cn/ 原载：《社科纵横》2007年第09期 原载：《社科纵横》2007年第0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