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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时代汉语文学的命运 ——“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李建中/肖慧君 参加讨论

    当代社会的技术化和全球化走向,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文艺学研究者面前;建立在汉语的符号特性基础上的汉语文学的文学性,能否在技术理性时代形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内涵?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6月5日至8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湖北师院、黄冈师院、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协办的“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对这一兼具挑战性与前沿性的学术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
     当“文学”遭遇“技术”
    西方学者选择了以人文精神为内涵的文学艺术来对抗技术理性片面发展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这一点也影响到了中国学者。实际上,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和演变注定了在两者语境下表现出的相互关系是有所区别的。以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诗性与逻辑性的辩证统一作为基本出发点来把握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更加契合中国的文化语境。
    与会学者对时下盛行的以文艺的审美性对抗技术理性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技术理性与传统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可以被视为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错位。技术理性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挤压,并非表现在对人的感性欲求的剥夺,反而体现为以技术手段膨化人的感性欲望,并使之胀破人文精神和道德域限的临界或底线。当文学以审美方式来对抗技术理性时,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就会造成感性欲望的过度膨胀。因此,他们从“文学是入学”这一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念出发,强调只有充分发挥文艺活动中人作为主体的人文理性精神,同时利用科技的便利条件,才有可能在技术化社会实现人性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视作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器”与“道”的关系:技术理性强调逻辑性和物性,人文精神主张感情和审美;虽然技术无时无处不在的时空展示向度和互动特征已经渗透出挑战文学陈规陋习的锋芒,但是若用技术理性代替审美来改变文学、废弃人文精神,人性就会异化为“器”。文学在本质上是人文精神的,文学应当超越技术理性,保持和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
    当“文学”遭遇“技术”,二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互体互渗:技术给文学插上高飞之羽翼,文学赋予技术以清峻之风骨,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中国没有经历充分的人性时代就进入了物性时代,文学不应该完全逃避而应该穿越物性。要正确看待技术化时代技术对文艺的影响问题,就必须多层面、多维度地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文艺审美价值体系。
     文学性的逃逸或者皈依
    在技术理性时代,“文学性”是否已经逃逸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限定而弥漫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等各个领域?对此,学者们各抒己见且褒贬不一。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泛化并未造成文学性的缺失,文学一步步走向自觉直到现代文学的独立。从现实来看,文学的泛化已突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开始自觉追求生活的诗意化,用充满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比如电子时代的网络文学,在促使“返魅”之时亦打造着自身的“电子诗意性”。因此,保持独立的文学发展态势,同时促进文学与各种技术化、世俗化因素融合,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较之古代,当下的泛文学化更充分地凸显了文学的人文品质,扩大了文学自身的影响。
    有学者则对文学性扩张一说提出质疑,主张文学是以审美为最高本质的语言艺术,作为精神向度的情感及审美评价和作为媒介的语言是两个重要的纬度。文学性是从经典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意义上产生的,“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是最本真的文学性。现代社会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中,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虽然被摧毁,文艺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虽然有所消解,但文学的审美意义在其淡出社会审美文化中心舞台之后,反而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众说纷纭的文学性界定带来了对文艺学学科研究本身的反思。有学者认为,文学是“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特征的语言艺术”这一论断应该辩证看待。横向看来,关注文艺的国内外学者知识结构不同,对文艺研究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纵向看来,在黑格尔时代,文艺研究的哲学基础是最根本的思想资源;而在当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的思想资源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学术研究除了注意到文艺学思想资源转换的同时,也不应该疏忽文艺美感问题,文艺学对文学的研究在现实性上总有一定的角度,总是关于一定文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应围绕其所确立的特定文学对象展开,以保持自身观点的一贯性。
     汉语文学:回到诗意的栖所
    民族审美心理中那些富有本民族文化情感的内容难以转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汉语亦然。汉语文学以具象语言符号进行具象性思维,由此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其它语言文学的独特美学品质。
    一般说来,音位辨义的文字通过指称物的概念来间接指称物体,而汉字则是通过字形变成物的图画来直接指称物体。字形状物是汉语的意义生产、表述的突出特征,它在实践中力图把意境和音韵注入感物和咏物之中。汉语文学的这种文学性对于恢复人对物质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有着独特的功效;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超验意义和诵读意义的不足。汉字的构成,或象形或指事,其能指总是与具体的物或事紧密相联;而汉字的释义,或基本型的意象或扩张式的象征,其所指总是隐喻化的。隐喻的本质就是诗就是文学。比如先秦的哲学言说即具有鲜明的思与诗相谐和、理性精神与诗性隐喻相统一的特征。同为诗性隐喻,《周易》是以象喻为主,《老子》以物喻见长,《庄子》以事喻居多。思之诗功莫大焉。
    与印欧语系相比,汉语的话语实践在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意象性,文学性在汉语话语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也最能适应读图时代的视像性诉求。汉语文学的文学性就在语言的诗性层面上,对这一层面的关注能导致我们走向真正的文学本体研究。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0722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072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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