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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新闻媒介对经典的大众化、产业化、娱乐化做足了文章,出版部门围绕编选对象与标准、权威性与代表性、经典文化产业链、市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精微的量化研究。特别是影视娱乐界,“戏说历史”、“改编名著”、“消费经典”等现象盛行不衰,使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矛盾愈演愈烈。随着“帝王系列”、“红色经典”、“大话文艺”的流行,文学经典在市场化、快餐化、通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话”与“戏说”之风已呈不可遏制之势。随着“沙家浜事件”、“Q版语文热”、“《论语》心得热”等消费经典现象频频引起轰动,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这一热点话题也得以持续升温。新近流行的网络“恶搞”戏法以及“红楼梦中人”的电视热和“博客秀”,使经典消费行为闯入了数字化快车道。“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在赛博空间展开了新的较量,到目前为止,这场来由已久的论争丝毫不见有消减或停歇的迹象。至此,“经典问题”已从个别“事件之争”和“概念之争”发展到关乎文学全局的“思潮之争”,可以说,当下关于网络时代文学经典及其所体现的技术主义、商业规则和娱乐趣味等问题的讨论,正在以理论所特有的方式悄然影响着当下文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 一 和大多数文学争鸣一样,有关文学经典的论争首先也是概念之争。近年来,学界对文学经典及其基本涵义的阐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为世人常用的名著。佛克马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黑格尔论及经典时曾有过这样的感叹——康德、斯宾诺沙和卢梭等人的著作始终适合于“教养”且永远保持着“声望”。显然,能否“常用”于教育,是作品“经典”与否的重要准则。 其次,经典是具有百读不厌且常读常新之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为未来一千年写过文学备忘录的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卡氏将经典的魅力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第三,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而产生世界性影响。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把“经典”定义为:“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真正的经典必然是能够代表民族文学精华而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典范之作,经典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并不是阻碍它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族群壁垒和疆域界限。如《诗经》、《神曲》、《哈姆雷特》、《百年孤独》《一千零一夜》等等。 第四,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涤荡,是检验文本能否称得上经典的重要标尺。超时间性是一切经典的最基本涵义。艾略特认为,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与否,要由历史评判。美国学者米勒说,“艺术和文学从来生不逢时”,因为,“就艺术的终极目标而言,艺术属于,而且永远属于过去”。这句话是针对一般文学艺术所说的,但实际上用于文学经典更为恰当。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文学经典”概念一再遭到批评与质疑的主要原因。 第五,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是否经得住时间考验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何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则可以指向未来。就这一点而言,黄曼君从“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两个维度理解经典的观点颇具启示意义。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但近代以来,许多理论家更倾向于视经典为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被确认过程,经典实际上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 此外,经典的内在涵义在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能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多样化的阐发。当西方人在翻译中国文化经典时,儒、道、释的经书可同译为canon(经典),但儒家典籍常被译为classics(古典),它大约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古希腊经典相近,道与佛典则多被译为scriptures(圣典),它显然与圣经文化传统的经典意义更为接近。不过,与当下讨论的“经典”关系更为密切的是classics,“经典的全部意味都包含在这个形容词中:意义持久、价值深远、高水平、有权威、第一流、高级、优秀、典范、典型、标准、著名、精致、优雅、杰作、极品”。 总之,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益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丘吉尔曾宣称,英国可以失去印度,但决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由此不难看出,文学经典之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真正的文学经典理应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滋养,精神的升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是长期形成的核心价值的审美显现。 二 今天,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因为传统经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戏说经典”的流行或“大话文化”的泛滥只不过是大众文化冲击文学经典的一个侧面而已。在所谓“读图时代”,电影、电视、手机、DVD、PDA、MP3、MP4、动漫、网游等日趋完美的音像媒介,渐渐变成了文化传播领域的宰制力量,精神生活在市场与科技联合组成的文化帝国里,正日益蜕变为纯感官的娱乐消费。文化权力支配性的位移,文学经典淘洗方式和确认过程的大众化和网络化,使历史长期积淀而成的各种经典化规则渐次失效。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经典化过程其实都伴随着一个相应的去经典化过程。文学经典化作为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它在选取经典的时候,必然要对那些老经典、准经典、伪经典、泛经典进行遴选、排查与封杀。无论是“排座次”、“获大奖”,还是“进文库”、“入教材”。本质上都是在旧经典或既有优秀作品中甄选新经典的过程。 归根结底,经典是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与诗性智慧长期酿造和不断升华的心灵化结晶。具体的经典化过程也许如同蚕之吐丝或虫之化蝶,是一种死而复生的嬗变,“但它的‘骨血’却将像生物基因一样编入文学传统的遗传密码, 造成或影响着它‘子孙’们的体貌以至性情。在这一层面上,经典文学是一种超时空的不朽力量,犹如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是先验的、非理性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经典遭到了前所少见的遗忘、遗弃与拒绝,正因为有人高喊“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我们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迫切地需要经典的时代! 在当下市场化语境中,文学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在市场规律的制约下,当代文学大有成为“文化快餐”的趋势。传统社会那种一体化、超稳定的文化价值观正被多元化的、快节奏的各种思潮所取代,因此,有人宣称:“像18世纪的法国文学、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美国文学或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经典那样深入人心,已经永远不可能了……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诚然,18世纪以来的文学经典也许会如同希腊神话一样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典范,但我们并不同意“经典的终结”已成为21世纪文学宿命的说法。既然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2l世纪何独不然? 与此相关的一种比较暧昧的经典悖论源于米勒等人的文学“终结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但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正如金惠敏所言,米勒的文学观是以自相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前提的,即文学虽趋近终点却又“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他的用意与其说是宣判文学的死刑,还不如说是在预言文学的新生,在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现存文化体系中的许多必将腐朽之物已经到了灰飞烟灭的时候了,而“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这与其说是“终结”,还不如说是“重生”:一向以“春蚕吐丝”自喻的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蜗行摸索和艰难的作茧自缚以后,终将在数字化生存的赛博空间迎来破壳而出的美丽飞翔。 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大约再也没有比市场化和数字化更为激烈的“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了。在以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为基本特色的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市场文化与媒介文化对文学经典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文学经典的承传与赓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首先,市场这只隐形手拂去了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神圣灵光,经典所禀赋的代神立言、为民请命等崇高理念日趋淡薄,娱乐化功能和商品化属性空前膨胀。欲望冲破了人伦的规约,时尚践踏了教化的领地,市场风习悄然改写了经典的人文价值和审美意义。整个社会发生了历史性转型,精神生产领域别无选择地被卷入名利场中,为了生存的需要,文学不得不面对这个早熟的消费时代,文学经典也不得不接受大众消费的市场化规则。在市场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济学潜能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典的复制和改造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纷纷投向商业化消费的怀抱。 按照时兴的说法,文学生产,包括经典的再生产,在市场语境中遵循一般生产的基本原则原本也顺理成章。但是,当文学经典如同物质商品一样完全服从于市场价值观念的规约时,经典的商品价值有可能要凌驾于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之上。当经典的价值以商业利润为尺度时,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基本观念就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变化。王朔曾坦言,《渴望》是骗老太太眼泪的。《顽主》就冲城市青年去了,《过把瘾就死》则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这些“离经叛道”的说法,很快变成了许多市场笔耕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诀窍。 于是,策划“看点”,制造“买点”,抢占“热点”等多种商战技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经典”的“制造”过程中。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求得生存机会,无数“自由撰稿人”必须想方设法克服出版困难和印数局限,否则,作品一经问世就注定要被文字垃圾和图像泡沫淹没掉。因此,畅销,便成了市场语境下“经典”行世的必要前提。甚至某些传统的名著,如《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往往也是借助影视网络等通俗化途径才得以保住其体面的“眼球率”的。 文学经典“载德载道”等传统理想在备受市场冷落与奚落的同时,正经受着科技理性日甚一日的强烈冲击。一位批评家的博客文章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问题,引用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古训。跟帖子的网友评论却说:“什么是‘时’,什么是‘事’,说到底无非就是抓住时机大捞一把而已。如今靠撰稿糊口的文化拾荒者,大多数挣扎在消费社会的中下层,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稻粱谋’、‘为名利计’?‘按劳取酬’嘛,这既不违于情性,也无碍于法理。司马迁因受宫刑而‘发愤著述’,无非是排泄郁积心中的愤懑,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游戏文章缓解生存的压力?鲁迅为打落水狗而把文学看作投枪与匕首,我们为奔小康而把文学看作鲜花与钞票,这又有什么不好?” 这种王朔式的高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作者显然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司马迁和鲁迅毕竟还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人文追求。如,司马迁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写成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满腔热血点亮民族精神前进的灯火。生,为民族大多数的利益冲锋陷阵死,亦无愧于“民族魂”的莫大哀荣。毫无疑问,司马迁和鲁迅的境界,绝对是为“稻梁谋”或“名利计”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当然,文学既然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转入市场,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被消费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消费经典”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怪了。“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后全权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全权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这种典型的去经典潮流无疑是经典的不幸,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作为“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的过程中,文学经典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才有了更多的机会“飞人寻常百姓家”。事实上,许多读者也正是在这些“装饰与笑料”的指引下走进文学经典世界的,经典在失去尊贵地位的同时反倒可能遇到更多的知音。 其次,时代新潮理论对经典长存的合理性提出了解构式质疑,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市场化和网络化的调侃经典、消解中心、废弃深度模式等倾向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近20年的社会转型观念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使文学经典遭遇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经典何谓”与“经典何为”等原本旨在强调经典重要地位的叩问,现在却成了否定经典权威性的诘问。“后现代社会颠覆了经典存在的文化根基。后现代否定传统,嘲弄连续性,消解历史感,信奉断裂性。经典是在拥有中心的文化上建立起来的,但当下世界范围的文化转型使中心性文化失去了过去的飒爽英姿。如同尼采所 说,上帝死了,这是一个诸神狂欢的时代,后现代文化为文学经典唱起了挽歌。”套用本雅明的说法,网络的技术复制与拼贴不仅造成了艺术原创韵味的消解,而且使艺术的展示价值替代了膜拜价值,于是,传统经典所具有的那种宗教性神圣感因距离感的消失而丧失殆尽。“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然而,在古老的经典意识和传统的经典信仰被颠覆的同时,文学在市场化与数字化生存境况下,必然会建立起新标准与新秩序。专就网络对文学经典的影响而言,“栖居网络的文学方式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级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涛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这个时代对文学经典性的命意”。事实上,当下新兴网络文学所显示的勃勃生机已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多种可能。 再次,市场和网络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勃兴,在分化和瓦解文学经典精英读者群体的同时,也激发了文学经典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一方面,文学经典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过程中,其商品化、快餐化、游戏化、庸俗化倾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大众文艺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传统的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当电视和网络即将把大多数人的读书时间瓜分殆尽的时候,那些偶有闲暇的人,也很难产生阅读经典的欲望,纵有“欲读书情结”也往往挡不住形形色色的侦探、武侠、玄幻、个人隐私等作品的吸引。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恣情快意的娱乐性作品往往要比一本正经的名著更有吸引力。于是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经典,除了成了某类特殊人群的“业务”资料外,就只剩下为部分附庸风雅者装点门面的功用了。还有更惊人的说法:“(大众文化)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勃兴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经典生成与发展的新空间。传统文学经典的求真、尚美、向善等正面影响借助于市场与网络的巨大能量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无论多么强大,就其源头和根性而言,它们都可以说是经典文学/文化的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永远无法消除经典之母所赋予的神采与胎印。事实上,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且历来如此。在所有大众文化/文艺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或清晰或朦胧地看到这位时或“弱不禁风”的伟大母亲的身影。诚然,当下的文学经典普遍存在着被采伐过滥的倾向,但我们坚信,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就在于它自身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创生/创新机制。我们知道,一般物质产品都具有天生必朽的局限性,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难以超越消费“递减”法则,愈分愈少,愈用愈衰,渐趋枯竭,这是所有物质产品永远无法改变的宿命,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经典。与物质产品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真正的文学经典必然蕴含着某种必不可朽的文化品质。经典的形成通常遵循一条消费“递增”原则,并必然要经历一个愈分愈多,愈用愈强,日渐繁盛的经典化过程。因此,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审美价值、文化潜力等非但不可能被市场和网络耗尽,相反,真正的经典,必将在市场化和网络化消费过程中星火燎原般地快速创造出新的辉煌。 三 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无论发生什么样的转折都不能断然隔断活水之源。任何经典的形成,都离不开既有经典的滋养。对次,刘勰曾有过相当深刻认识:“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这里的“矩式”、“影写”、“顾慕”、“瞻望”显然包含着模范先人、借鉴经典的意义,且都联系着“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思想。纵观中外经典,从《诗经》、荷马到如今,许多平地起高楼般的杰作,看似突兀于历史的经典,实则是因其在经典的土壤中,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无《诗经》的“英华弥缛万代耽”,哪里会有“屈平词赋悬日月”?唯因有“先秦风骚汉魏骨”,这才有“李杜文章光焰长”!这正如先有《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这才有《伊尼德》和《神曲》一样,正是“从光荣希腊到伟大罗马”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才哺育出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这样一些不朽的经典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凭文学市场的操盘手如何拨动名著的算盘,也不管桀骜不驯的网络写手如何睥睨传统,只要它们仍然拉扯着文学的旗帜,就永远不可能完全跳出经典的手心。 T,S·艾略特说:“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楚汉诗赋根本远,魏晋文章源流长。”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文”(涂瀛语),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语),就其精神内蕴和技巧技法而言,也无非是转益多师,博取众长而已。例如,《红楼梦》的审美理想明显借鉴了“临川四梦”,其世情观念更是“深得《金瓶》壶奥”(脂砚斋批语)。至于曾声称最好不读中国书的鲁迅,就其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谙熟与彻悟而言,不仅今人常常为他的洞见折服不已,即便在他同时代的顶尖学者们眼里,他的出类拔萃也是十分令人心仪的。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历代文学经典“不朽的地方”已被更自觉地应用到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程序中。文学经典,作为市场的“摇钱树”和网络的“点金术”,在纷纷抖落历史尘埃的同时,也正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文化神话。四大名著的“落网”、“化碟”、“动漫”、图解、改编、重拍、戏说、正说、点校、品鉴等等,各行其是,各显神通。其他名著,如“三言二拍”的加工改造的方式方法,也同样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例如,近来,引领时尚的大片纷纷瞄上了文学经典潜藏的票房效应:冯小刚的《夜宴》对《哈姆雷特》的音像改造,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对《雷雨》的机械复制,“打破常规,另起炉灶”,使传统经典的大树又长出了别样的枝条。这类“经典还魂”戏法,通过电视台众星捧月的市场化炒作和互联网图文并茂的数字化轰炸,一月之间,狂收亿万票房,这样的奇迹固然应归功于媒体,但人们兴许也能影影绰绰地看到相关文学经典的深层市场潜力。至于被各种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红楼选秀”等群众运动,无非是借名著造势的又一波消费经典的大众狂欢和感官盛宴而已。市场与网络语境下,所有这些名著的变脸或变相行为,不仅是文学经典产业化、数字化生产和消费的具体例证,同时也是经典“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 的生动说明。 福柯说:“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文学经典的功能尤其如此。谁都知道,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特定时代的人文追求、道德理想、情感特征、思想风貌、价值规范和审美取向。因此,将文学经典视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命依托、精神支撑和创新源泉”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李白说:“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虽说未免有些夸张,倒也未必毫无道理。真正的经典,往往隐含着枪炮不及的力量。谁都知道,亚历山大靠马其顿长矛方阵打造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超级帝国,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伊里亚特》和那些由亚里士多德亲授的希腊经典。有人说,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奇迹是基督徒赤手空拳打败了强大的罗马军团,这个结论成立与否似乎并无确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武器确非刀剑与长矛,而是包含着摩西“五经”和福音“四书”的《圣经》。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经典的功能似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出现过“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在作用于经典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文学经典也必然要改变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任何经典都不可能毫厘不爽地保住原有的一切特点。文学经典作为希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延传变体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将会呈现出不同样态。但经典的内在精神却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和独立性,它不为时尚所动,也不畏情势胁迫,这正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高贵品格。毛泽东批判“水浒”,使一部传统名著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但《水浒传》最终也并未真正成为政治斗争的“反面教材”,相反,它却客观上变成了最为普及的文学经典之一。周星驰大话“西游”,完全撇开原作,肆意推销其无厘头闹剧,在文学经典的影视化和市场化浪潮中巧立涛头,将戏说经典的口水酣畅淋漓地泼向网吧与校园,而《西游记》这样的经典“经卷”不仅毫发无损,反倒受到芸芸众生前所未有的热情追捧。刘心武揭秘“红楼”,在“红学”之外另辟“秦学”,虽然学界褒贬不一,但因此而引起的“红学”著述激增及曹氏原著旺销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易中天的“品三国”,使央视“百家讲坛”成为人气飙升的栏目,其银屏字幕,结集成书,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开机就能印60万册的畅销书品牌。当然,这些媒介引爆的浮华烟云,大多数转眼便随风散尽,它们根本不可能对经典的历史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和网络语境下,传统文学经典不仅仅是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的聚宝盆,悄然崛起于新世纪的游戏开发商,也一直牢牢盯紧了文学经典这座永远开采不尽的金矿。作家艺术家其实也仍然把文学经典看作经验的至贵宝库和灵感的不绝之源,哪怕是那些反传统的“先锋派”,或专以解构经典为能事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文化意义和艺术魅力也常常更多地来源于被“戏拟”的对象,换个角度说,某些佛头着粪式的“颠覆之作”其实也不过是经典“背面”所折射出的异样光芒。 总之,市场与网络的合谋,使经典在快餐化和数字化蜕变中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品格。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是否长期被摆在书店的畅销书架上,是否频繁出现于时文的引号中,是否反复被写进时髦的广告文案里。真正的经典即便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发挥春风化雨般的精神影响。我们欣慰地看到,如日中天的文化市场与数字化媒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文学经典精神灌输到了大众文化的肌体之中,在大众文化的“陋室”里,我们也许再也找不到文学经典安居“殿堂”的矜持与清雅,但经典文化的种子已就此扎根于寻常百姓的家园。因此,对经典的未来和未来的经典,我们都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原载：《文学评论》 2008年第02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