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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我觉得有一点紧张，真紧张不是假紧张，今天的题目，先锋、文学、记忆，我把他分开来说。我一直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不够深刻，另一个恰好是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场合不善于发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毕竟作家和教授属于两个行业，同学们可能听多了非常有逻辑的讲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将是散文式的。 第一个关键词，记忆。 一个作家记忆的一生，是一个百宝箱，记忆的百宝箱，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这个百宝箱打开来，是不同的财富和珍藏。我自己现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会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时候记忆犹新，有时候却恍若隔世。医学上认为，一个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记忆，使他重现。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3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厂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据了那个水泥塔乱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家对着河的门侧。这就是我的第一记忆。也是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第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也是对未来带有暗示的一个有文学意义的记忆。 我们说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在这个百宝箱里梳理，掏出东西。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会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并非文学时代，而是动乱年代，它的特点是一个孩子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都有，该有的比如说知识的传承等等，不该有的比如说是暴力等等。我的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发现暴力的东西，我经常也在问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倾向么，或者是哪一种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我还是无愧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恐怕是我们学校学历、知识、教养最好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他是教高年级的，当时我还在低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青紫色的，高年级的同学给他设置了一种方法，叫做蚕宝宝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来，逼那个老师像蚕宝宝一样登上去，最后有几个学生去抽下面的桌椅，那个老师从上面掉下来，脸摔在地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是青紫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去刻意的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9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9岁的家稿的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9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塌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寻找到了第一个朋友，不是文学，是文字，我经常说起过这个非常荒诞的开始。 我父亲的书都是一些古典小说，是人文社的繁体字版的，我没办法看，所以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里呢？文字第一在墙上，墙上贴着很多报纸，那些字我一个也没记住，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报纸，叫做苏州风云报，现在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帮我寻找一些打发寂寥的东西，我的姐姐那时候上中学，她经常在一个很小的阅读圈子里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都是被没收的，有些还打着收购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没有封面的。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书中看到的那些让我面红耳热的描写，亲吻的描写，性描写。我记得有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一天我去借了《复活》，一看哎呀，我九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看过这个玛丝洛娃。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受到了文学最初的一种熏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多温暖，我的母亲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书的，她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结束给我看。这就是我文学的一个开端。 这样一个记忆当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学梦。我真正热烈的文学记忆是我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八十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从群体中逃逸的下意识。我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就把我干掉了，为什么？他们发现我经常不在状态，不热心集体事务。因为那时候我在搞文学啊。我那时候最爱的两件事，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关于创作，我一开始不敢在中文系写，我怕他们发现，怎么这个人老不发表，还老写。我就跑到地理系的教室去写，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也有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地理系教室里写。所以我又跑到体育系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创作别人并没有看见我在中文系写，因为我在体育系写，我的旁边坐着一堆大个子，我就在旁边写，很有一种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那看不见的种竞争，很多同学很强，你所思考的，所憋着劲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发表，对你来说发表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小问题，非常孤僻，又爱面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写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前面说过我一直都不热心集体事务，但是那时候第一次主动跟老师表示自己要负责班级的事务，就是保管我们的信箱。信箱来了我自己打开，什么东西我自己收起来。 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到了1983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和诗歌处女作在那一年里一起发表的。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拿出来见人。为什么呢？所谓物是人非，在十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梳理，我觉得我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这些作品基本上像销毁罪证一样希望把他销毁。 但是那个小说还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篇知情返城的小说，这个题材跟当时的时代脉络是很近的，我唯一一篇编辑一看就觉得能行的就是这篇小说，当时是《青春》的编辑她的评价，那封薄薄的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接到信以后，我就一直看墙上的那个中国青年报，因为那上面有《青春》的目录，我等啊等啊，终于在某一天看到了我的名字，苏童，还是头条。我一直记得那种喜悦到了狂乱的地步，一个梦，总算实现了，那些发《人民日报》的同学啊，发《丑小鸭》的同学啊，我觉得对他们有个交代了。《青春》是7月1号出刊，1号一大早我就到北太平庄那个报亭去了，那个老板说你等第七期的，没有那么早，还要过个三四天，我想万一早到呢，所以2号又去了，2号还没有，到4、5号，终于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啪！”那本崭新的杂志出现在我的面前，暗蓝色的封面，上面是一个古装仕女。那时候的杂志封面真是乱起八糟的，一个青春的杂志上面是一个古庄仕女。就在那本杂志上，有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第一篇由文字变成铅字的作品。我买了两本。这本杂志我一直都放的非常严密，家人都不容易发现。其实在图书馆一查就查到了，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种销赃感觉，其实是某一种反省。我后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写了这样一个小说，把他变成了我的处女作，我一直都羡慕格非，羡慕余华，他们的处女作，都是认认真真写的，都是拿得出来的小说，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人的作品，只有我写了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知情小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是用一种非常的手段，窃得了我文学上的，谈不上是第一桶金的第一个出版权，获得了某一种权利。而且那种小说在当时社会学对文学的某一种评判下，确实是大行其道，就这么一个大学生写的，瞎琢磨出来的小说，第二年的青春文学的奖就给了我。所以我的整个文学生活就在这样一种非坦然的情况下开始，我始终觉得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创作的热情并不比他们差，但是我的起点要比他们地，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羞耻，但确实觉得自己的起来很低。这是我自己最初的对文学的回忆。 大概到1983年84年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个文学编辑，就是马未都。他当时在青年文学刚当编辑，他也特别认真，碰到了一个特别认真的投稿着。他觉得我的一篇小说有基础，就给我写信，那时候同城信件差不多要一个礼拜才到，约我到中青社谈修改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坐车到东四十二条的中青社去找他。看见马未都，一看很年轻嘛，马未都小眼睛那时候就小，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都不记得了，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修改了以后你保证不保证给我发。那篇小说有点小波澜，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改了一稿之后他说还不行，后来又改了一稿，然后我就毕业了，去南京一所学院做政治辅导员，到了10月，马未都帮我发表了。那篇小说我同样销毁证据了。 我自己觉得，我对小说真正有一个美学上认识，或者对于作家这个职业开始发现之旅，是我到了南京，写了《桑园留恋》之后，这个小说只有5000字，但它特别亮，我一直都喜欢把这个小说作为我的文学生涯的真正的开端。我写这个小说和几个朋友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韩东，当时我们都在南京，他对文学、对诗歌都有特别的见解，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珍视这个小说，把他看做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发现，其实小说是和自己有关的，是和自己的心灵有关的。这个小说的发表历经波折，在全国各杂志转了两年，最后一位编辑在上厕所的时候拿了几篇稿子翻，看到了我这个小说，因为很短，只有5000字，他看完了觉得不错，这才发表了，这时候是1987年2月，离小说写出来的时间已经两年了，我自己都快忘了。 1987年2月在我的整个文学记忆中是非常吉祥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后到1987年已经好几年了，那段时间对我的文学生涯来说，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但就在1987年2月，我发表的三篇小说中有两篇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个记忆对于我来说，我一直都非常感谢那年的早春之风，我觉得它吹开了我的文学生涯的一种未来。 谈《河岸》 对于这个小说，我也接受过太多的拷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一个作品，在不断地被人质疑，不断地被同一个话题探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你让一个作家老是去解释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作品，他真的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因为你三个月前说的是一套，三个月之后你已经忘了，谈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说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解读，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经不起推敲的。唯一可靠的是他的感受，比如关于河岸，它的动机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是苏州人，对于河流这个词，我非常敏感，有时候听见会一个激灵，有一种内心的火被点燃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某些词汇会有特别的感受，河流对我来就是如此。河流这两个字在我文学计划中始终是一个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它演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写过一些关于河流的散文，叫做“河流的秘密”。我始终都一个野心，要写一个关于河流的小说，至于这个小说是什么样子，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我从小是生活的经历，身边的河流，也可能是我的父辈的河流，父亲母亲的河流，我的父母是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的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四周被水围困，地少人多，所以那个地方的男性公民，从大概12、3岁的时候，必须要腾出自己的那一块地，腾出锅里的口粮，跨过河流去外面谋生。 我的父亲最初是在上海一个橡胶厂，后来快成家的时候回家，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青年人在外面谋生，但是却要回家娶老婆，在外面娶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学好。父母成家之后再次外出，一下就到了苏州，找的房子恰好就在水边，就是河流。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在河边，一睁眼看见的就是河流，我小时候撒尿，从来不去别处。这是我对于河流的一种解释，是我自己记忆中对于迁徙、家庭、生活的一种依恋。 另外一种依恋，多半是出于女性的，河流这个词是非常漂亮的，它给你非常多的想象，河流的流动，河流依偎着河床，河床意味着无边无尽的岸、水与河底的世界…… 至于说我要把河流这个词写成小说，我曾经有过无数的想象。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次准备要写，当时的想法是写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他一直沿着一条河走，从这地方走到下一个地方，从这个镇走到下一个镇，是一条直线。这个小说我当时只写了几百个字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放弃了。 到了大概3年前，我突然觉得我大概要开始写这部小说了，为什么，我又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老觉得中国作家到了六十岁以后，他的创作会渐渐衰退，所以我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暗示，到四十岁的时候应该写与梦想有关的小说，也就是要完成夙愿中的小说。但是这个构想一直都是不清晰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变得清晰了呢？ 有一次我女儿要去加拿大，我陪她看看苏州的河，我自己已经几十年没有看了，我带着我的女儿到苏州一个叫宝盖桥的地方，那是运河最宽阔的地方，我们走到那个桥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特别脏特别乱，就在我们站在桥上看的时候，从我们家原来住的方向，开来了一队驳船，有六七艘的样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驳船了，当那些驳船在我眼前过去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一亮，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河流中的故事，是发生在船上的。 我当时有点儿小激动，我当时就和我的太太和女儿说了，我下一部小说，就写驳船上的故事。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实现昭告天下的小说。 当然，对于河岸这部小说，你可有有很多解释，都是可以的，关于河与岸，关于人性的挣扎，关于放逐，关于救赎，关于罪恶，关于解脱，关于文革，关于七十年代，关于父子关系……许许多多的关于，都可以解释。 我唯一觉得比较珍惜的点是：我以前都是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看人生，这一次我同样借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除了看人生，还要看社会，看世界…… 我自己更喜欢的是，人在河流之上的那种无尽的来回、穿梭的这么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值得我追寻、渲染的。 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我自己不好说，毕竟它所描述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会觉得比较隔膜，确实是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会让你触摸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角，我觉得是清明上河图的一角，这个一角写的怎么样，当然是要留给大家评价，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是离我心目中的长篇小说最近的一次。我曾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作家看自己的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孩子都一样，但总有一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是最有出息的，我看《河岸》就是这样。 谈网络文学 苏童：关于网络文学的问题，我经常碰到，在网络时代，这是必须要谈的问题。对于网络文学，我其实不是很了解，我最多接触80后90后，这些比我更小的年轻人，我这个正在向叔叔伯伯迈进的人，自己虽然还觉得很年轻，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不再是青年作家了。 对于网络文学，我觉得就好像中学生小学生的必须课一样，所以网络也好，网络作品也好，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看的。我看完了结果总是证明了我一贯的判断，我从来不相信族群这一说，不相信什么80后，90后之类那种群体的概念，没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你是怎么一回事。我每几年都要去上海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时候在很多作品突然发现两三篇我特别喜欢的作品，有可能只是两三千字，你会发现他写的往往非常非常的传统，非常非常的古典，一点儿也没有所谓90后的那种奇装异服式的修饰，没有你想想中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不管他的思维方式也好，行文习惯也好，比如说那个囧字，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这样？ 我的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在35岁之后会有一个分流，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大学里都是一样的文学青年，但是几年过去后大多数都各奔东西了。文学从来留不住很多人，网络文学也是，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一种生产，它来的很突兀，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它消散的可能也会同样突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人群的疏散，不管是什么行业，必然会有一个人群的疏散。这是一个必然，是一种分流。也许现在的网络作家、人气作家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可能他出书以后非常火爆，也有可能他从此就不写了。这是我的另一个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