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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的幽灵仍在文艺学中徘徊，这个幽灵就是“文学性”。 随着消费时代临近，人们不能不感到：文学的边界正在被消蚀，文学与非文学日渐变得难以辨认区划了，审美也被泛化，日常生活化了。文学边界消失，令靠文学吃饭的学者们意识到饭碗被砸的危机，于是就有不少人赶紧抬出“文学性”来供奉祭拜。是的，文学虽然因边界消失而悄然颓靡，而“文学性”却相反地在蔓延，这毕竟足以让身处危机之境的学者们欣慰的了。 当年，俄国形式主义请出“文学性”，是为了给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划定疆域，为文学的自律自治提供条件，奠定基础。罗曼·雅克布逊这样说：“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使某一本书成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1）同样，诗歌研究则在于“诗歌性”：“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是所指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和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2）很显然，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诗歌性”，正是为了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强调文学研究必须专注于文本自身，专注于“词和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而将所指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所指涉的现实都撇开，抛到九霄云外，文学研究也因此开始向内转。同时“，文学性”、“诗歌性”则分别成为文学、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字作品，获得自身品格的“质”的规定性。当文学的本质不再是它与现实的连系，而是跟现实了无干系的“文学性”的时候“，文学性”就不仅仅是界定文学的标志，而且跃身为文学追求的目标，文学也就开始与现实疏离开来了，它日渐成为一个自主自律的王国。 可是，当下“文学性”在被淡忘了多年之后突然间重又声誉鹊起，却完全是另一种背景。它不是为了固守文学自律的堡垒，甚至不是为了去救正处身危机之中的文学的命，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文艺学适应文学边界消解的“后现代”语境。可以说，哄抬“文学性”的人还很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暗自窃喜的味道。随文学危机而至的“文学性”的扩张，不正好为研究者带来新机遇，可以趁势攻城略地，扩大势力范围，以至于可以自由自在驰骋于无边无际的文化研究的原野？ 不管“文学性”是为了加强文学的自律，强化文学的文体特征，还是为着破除文学固有的樊篱，意在让文学研究不再受对象局限，以求得自由放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否存在那么一个被叫做“文学性”的东西？ 其实，并不存在一种叫做“文学性”的东西。所谓的“文学性”倒是先有了文学的概念和边界，然后才从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反过来，又用所谓的“文学性”来界定文学。“文学性”本身是循环论证的结果。 “文学”这个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关于文学的现代思想，仅仅可以上溯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文学”以及欧洲其它语言的类似说法，总体上仅仅意味着“文章”，甚至“书本知识”。在莱辛1759年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则真正标志着文学现代意义的确立。（3）我国古代亦然，只有诗文之别，文笔、韵散之别，而无文学、非文学之分。至于“文学”这一词，或指孔门四科之一的文章博学，或指文献经典，或为官名，而无现代含义。至章炳麟《文学总略》还说“：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4）大凡书之竹帛的文字作品都可以囊括其中。倒是王国维《文学小言》对文学所做的界定，可以说是有现代意识的。而“文学性”则是在有了“文学”这一现代观念，并且出现了一批靠文学研究吃饭的人，为了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文学学科，打造自己的招牌才提出来的。“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5）卡勒说得很清楚，不是文学本身需要“文学性”，而是文学研究、文学理论需要“文学性”。所谓“文学性”，就是因为有了文学研究者，于是才从他们鉴定的“文学”中抽象出来的。首先，文学的圈子是由他们划出的，文学这一头衔是由他们授予的，然后再从被他们界定的文学中抽绎出“文学性”来，以此标榜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学”和“文学性”这些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以及理性冲动所导致的学科明晰化的成果。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表面看，文学已经有了确定的含义，它包括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事实上，它的边界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划定，就像诺思罗普·弗莱所说“，我们没有区别文学的语辞结构和非文学的语辞结构的实际标准，对许多很难归类的书籍也并不抱有明确的看法”。（6）只要我们稍稍留意所谓“文学”的边缘地带，就不能不感到文学、非文学之间区划的困难：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条楚河汉界！既然边界无法划定，又怎么能从中抽象出共同的“文学性”呢？就譬如我们仍旧按照古人的“经、史、子、集”四部来划分文字作品，那是永远也得不出什么“文学性”的。文学犹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现象，各种文学文体之间虽然存在着关连性，却无法找到共同的“文学性”。卡勒关于“文学性”的论述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漏洞：他意识到文学是无法下定义，无法划定边界的，于是转而去寻找“文学性”，似乎可以避开文学边界问题，去找出文学的共同特征。岂料一旦将文学边界问题悬置起来，与此同时，也就使得“文学性”也变得捉摸不定，难怪对“文学性”的探寻至今无法获得定论。“文学性”必须以确定文学边界，确定什么是“文学”作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本身却是虚幻的。巴赫金则指出：文学中的重要门类——小说，几乎囊括了所有语言种类，具有“全语体性”。既然文学可以包容所有语言种类，是“语言的共和国”，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那种文学独自享有的“文学性”的存在可能。 《问题与观点》的译者史忠义也似乎感觉到“文学性”研究中潜伏着危机。在“代译序”《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中，他说“：笔者以为，关于‘文学性’定义的长期的苦苦求索，反映了西方学者们追求科学准则的良好愿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上述追求中包含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成分。”即便如此，他依旧以为“‘文学性’是人类在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广泛、似可体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概念。”并跃跃欲试地为它下定义“：文学性”这种定义“应该是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而非微观意义上的标准。”（7）可是，一个定义一旦成为“宏观的”“、开放性的”，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模棱两可，它还有其具体内涵吗？还成其为“定义”吗？这种试图找到寄生于文学身上的“文学性”或开始背弃文学四处流窜的“文学性”的做法，说到底，也仍然“包含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成分”。 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文学反本质主义者。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本质’。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非实用地’阅读——如果那就是把原文读作文学的意思——这就像任何作品都可有‘以诗的方式’来读一样。”甚至是列车时刻表，也可以把它“作为文学来读”（8）对于伊格尔顿的偏激，人们可能不以为然，那么读一读处在“文学边缘”的鲁迅杂文，就可以相信此说不谬。 鲁迅杂文是不是“文学”历来就有争论，特别是他的后期杂文，大体是在剪报，把报纸上的新闻剪下来，贴到自己的杂文中。鲁迅这么一剪，一贴，就改变了我们与新闻的关系，令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去看它们，于是，新闻也就有了“文学性”，而这种“文学性”原先是没有的，一拼一贴，就出来了。鲁迅的拼贴改变了新闻原先的面目，本来扳着面孔说冷话的新闻，在鲁迅的杂文中，却不能不令人会心一笑。鲁迅是玩弄了新闻，将它“娱乐化”了，虽然鲁迅的“娱乐化”又是满怀着严肃，甚至锐利和严酷。即便是“匕首”和“投枪”，鲁迅也并不是在作一场真实的肉搏，或捋起袖子骂娘，而是将庄严的战斗以戏谑的方式出之。亦庄亦谑，正是鲁迅杂文给予我们的感受。那么，其中什么是“文学性”呢？原本没有的“文学性”，一拼一贴之后就现身了，是不是“拼贴”就该获得“文学性”的封号呢？同样，一张实用性字条，将它分行书写，也就变身为“诗歌”，那么“，分行”书写也应该被接纳到“文学性”、“诗歌性”之列？甚至于单独一个“网”字出现在诗集页面上，也会充满诗意的想象。仿佛任何文字作品，只要跟文学攀上邻居，套上近乎，就有了“文学性”。如果你不是抱着想当然的态度，而是以史忠义所称道的西方学者那种“追求科学准则的良好愿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别忘了，还要戴上你的眼镜，去仔细寻找的话，你最终会发现，在“文学性”这只箩筐里，已经陆续装进了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东西，这时，“文学性”倒可以更换成另一个更加贴切的名称“：大杂烩”。当然，这也不必奇怪，它原本不就是那么一个“开放性的定义”么。 事实上并不存在“文学性”这种东西，你就是翻遍了文学的旮旮旯旯，也找不到那么一个本质，找不到那个隐身变性的上帝。如今，人们之所以又重新激起寻找“文学性”的冲动，看到“做女人挺好”之类广告词，恍惚间就相信“文学性”在蔓延，究其原因，是由于死抱着祖训不放所致，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阴魂不散之故。祖宗们不愿细作深究的那份主观武断，到现在仍被我们奉为真理或者圣旨。 由于意识到在文本中寻找一种被视为本质或特征的“文学性”极其不易，也有人提出“：文学性”应该是指一种“功能”，是作品涵纳的诸规范违犯或执行的复杂交织所形成的结构张力，正是它赋予作品以艺术生命。不像俄国形式论学派拘泥于文本内部寻找，“功能论者”更注意在文学与文学外的辩证关系中考察问题。（9） 用“功能说”解释鲁迅杂文、“字条诗”、“网”字，尚能差强人意。因为剪贴、分行排列，都可视为对规范的违犯，改变文本结构，造就新的语义。如果将文本和语境视为一个整体，那么“网”字则因掉进诗集的陷阱，为诗意氛围所纠缠，语境结构变了，这就难免沾一身酸腐气。更何况鲁迅杂文是“必须”读作文学的。 其实，用不着如鲁迅那样费神剪贴。我们的新闻当初都一本正经，可是，只要隔上三年五载再读，就会变得滑稽、荒唐和可笑，具有“文学性”了。这都是时间作的孽，过去似乎认认真真报道的，时过境迁，观念改变，再重新复习就有天方夜谭之感。这就足以证明，伊格尔顿把列车时刻表当作文学来读并非痴人说梦。“文学性”居然会因人因时而异，随人的观念、意愿的变化而变化。被指认为“功能”的“文学性”虽然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却本应是文本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可能性，可是在伊格尔顿那里却纯然转化为接受者的主观意愿，一种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随意性。当我们对“文学性”的追寻从文本内部（形式论者）转到文本与读者之间（功能论者），再转向外部，诸如伊格尔顿之类读者身上，实际上就已经把“文学性”给解构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姑且将“文学性”本身搁置起来，而只把它作为文艺学学科的理论诉求，就像卡勒之所谓，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时下，人们所说的“文学性蔓延”，除了指经济用语（如广告）、政治用语（如演讲、宣传）等非文学用语“文学化”了，更主要的不正是强调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诸领域纷纷仿效文学研究，转而重视叙事、修辞、虚构、隐喻等原先被视为文艺学专利的问题？这不也就是“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在此，同样有一个逻辑毛病：不弄清什么是“文学性”，又如何以它为导向？上述说法事实上已经预设：“文学性”就等于“叙事、修辞、虚构、隐喻等”是不证自明的。 在文学还占据着重要位置，执掌着文化权力的时候“，文学性”或许是一个“比较笼统、广泛、似可体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概念”；一旦权杖失去，而且被日益边缘化，那个到处溜达的“文学性”就实在是不知所云了。“文学性”着实比“文学”还难把握，难下定义！历来关于“文学”和“文学性”的种种言说，都是各派掌门人一厢情愿的独断。更为可行的办法是干脆放弃对“文学性”的寻找，无论作为本质的“文学性”还是作为功能的“文学性”，或者作为理论诉求的“文学性”，乃至作为流窜犯的“文学性”，改而尝试对活动而非文本做出分析。 只要从活动来考察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各色人等，文学活动虽然也各有种种不同，或教育，或认识，或宗教，或阶级斗争，等等，但是，除了有特殊癖好或特殊用意的人之外，恐怕最为普遍的特点是给人以愉悦。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自由的活动，说得直白些，就是娱乐。至于“文学”，则是借用语言文字让人投身于身心俱悦的活动，也即“娱乐”之中的那些文本。“娱乐性”是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特征。这么说，并没有特意给文学抹灰，席勒们早已这么做了。他把审美奠基于“游戏冲动”上，就有那么一点贬低化的嫌疑。其实“，娱乐”就是“游戏”，只不过更强调令人愉悦的特征。同游戏一样，娱乐既给人以身体的快感，又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它是身心同感同乐的一种活动。 “娱乐性”并非指文本的某种性质，某种事先存在于文本之中等着我们去找寻的本质或有待开发的结构功能，而是指活动状态，体验方式，是人与文本相互作用过程中生成的某种特征，或者某种既是过程又是结果的东西，它由人与文本间所建立的关系而决定。作为一种活动状态、体验方式，“娱乐性”只能在活动中形成，它并非单方面取决于文本，而是受制于人与文本双方，当然也包括环境背景，并且随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化而被建构。于是，一篇没有任何“文学性”的新闻就可能转而成为令人喜爱的杂文或一出滑稽戏；一部历史著作，经历了时代变迁，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脱去了庄严的外衣，变得可近可亲可以戏谑玩耍了，也终于跻身文学行列；一个字、词同样可以被“娱乐化”而激发起人们的诗意想象。“娱乐性”具有包容性、宽泛性，它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随着人的活动的历史变化而被建构。 娱乐如同游戏原本是朴实、健康的。随着商品社会，特别是消费社会来临，它不能不受到扭曲和操纵：娱乐的精神愉悦萎缩了，感官快感却大为泛滥。 政治擅于操纵精神，而经济却另有所擅，它钟情于人的感官，怂恿人的欲望，因为盲目的感官欲望是很容易引诱上钩的。在娱乐的背后往往潜藏着肮脏的欲望买卖的勾当，于是，随着生意兴隆，“娱乐性”走街串巷，四处推销，遍地弥漫，一个“娱乐至死”的年头似乎已经到来，娱乐也因波兹曼危言耸听的叫嚷而声名狼藉。 然而，这并非娱乐之罪，人们更不应该因此视娱乐和“娱乐性”为仇敌。就如人不会因为有了假冒伪劣食品而劝别人不要吃饭，因为“三鹿奶粉”加了三聚氰胺而禁止儿童喝牛奶。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且不说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他在工作之余就需要娱乐，至于娱乐是健康或畸形则是另一码子事。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谴责娱乐和“娱乐性”，而是要揭示娱乐背后的种种意识形态，明了意识形态，特别是消费意识形态是如何操控娱乐的，进而以人文精神抵御、清洗消费意识形态，使娱乐重获健康。 注释： （1）库尔特·康拉德《：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佟景韩译，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519页。 （2）库尔特·康拉德《：再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佟景韩译，同上书，第530-531页。 （3）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见马克·昂热诺、让·贝西埃、杜沃·佛克马、伊娃·库什纳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30页。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中华书局，1963年，第370页。 （5）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见《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29页。 （6）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16页。 （7）史忠义：《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代译序）》，见《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5-6页。 （8）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25页。 （9）周启超：《“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不同路径之比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5，第107页。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