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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的舞台新高度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叶廷芳 参加讨论

    新年伊始,由王延松执导、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曹禺名剧《原野》开始亮相于首都舞台,从而揭开了纪念伟大戏剧家曹禺百年华诞的序幕,也敲响了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正式启用的开台锣鼓。笔者观后十分欣喜,觉得这台演出确实不辱这双重使命。
    曹禺不愧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话剧艺术家,他年轻时代创作勃发期所诞生的四部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就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首要地位。而他的这一成就不仅使话剧这门“舶来”艺术在中国生了根,而且也为这门艺术表现风格的多元性开了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美学革命,不少文学艺术家的创作都明显地留下了这一轨迹,即从传统风格变换为现代风格,如戏剧中的易卜生、斯特林堡;美术中的梵高、毕加索等。20世纪初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们,带着民族的使命,首先“偷运”欧人的现实主义之火,如巴金、徐悲鸿等。曹禺在这点上,艺术视野显然比他们更开阔一些,除主要“偷”来现实主义以外,也夹带了少量的革新美学即表现主义。他的《原野》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犹如易卜生的《皮尔·钦特》,是尝试性的,但也不失为经典。只是她生不逢时,在独尊现实主义的年代,《原野》始终被排除在曹禺的经典名作之外,被压抑了将近半个世纪。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原野》很快恢复了她的光彩,几度搬上舞台,甚至被改编成歌剧上演。编导者们也注意到了剧本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特点。不过,现代主义艺术在我国毕竟还处于模仿、探索阶段,各个演出版本都还没有达到原作的真正要求。须知,该剧艺术风格的本体是表现主义,“象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从属于表现主义的一种表现手段,它本身在《原野》中没有构成“主义”。在表现主义的诸多特点中,重要的一点是强烈的激情,一种“包容一切的感情”。这在鲁迅笔下是闷在“铁屋子”里非把它凿开的感情;在郭沫若笔下是“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感情。现在它在曹禺的笔下,是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的青年农民怀着冲天的仇恨冒死来复仇的感情。原来多年前,这位叫仇虎的主人公,其父被恶霸焦阎王杀死了,他弱小的妹妹也被逼死了,他热恋着的未婚妻也被夺走,自己不仅被打断一条腿,而且被投入大牢。可谓深仇大恨!这样的仇恨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表现这样的阶级仇恨,既是当时曹禺的思想要求,也是他的艺术要求。扩大一点讲,要写表现主义的戏,要表现强烈的激情所具有的美学效应,还非选择这类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尤其是反封建性质的矛盾事件不可。因为封建阶级已经普遍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根据,写这类斗争的激烈性和正义性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难怪,19世纪30年代,22岁的德国天才思想家和作家毕希纳创作的名剧《沃伊采克》,写一个士兵(无产者)被他的上司(封建统治者的一员)夺走了妻子,并迫使他无家可归,他在忍无可忍之下杀死了他的妻子,最后自己走向毁灭。该剧由于主人公持久的仇恨激情和突破性的散体结构而获得了表现主义开山祖的地位。刚刚执导过毕希纳的《莱昂策和莱娜》的王延松接着又推出与《沃伊采克》艺术上有血缘关系的《原野》,而他的《原野》的亮点恰恰是他抓住了激情的饱满性与持久性。
    曹禺为了让他的主人公保持仇恨激情的张力,用了好些技巧来考验它的稳定性。首先是金子为焦大星说情,认为他毕竟是个窝囊废,在摧残仇家的罪行中他不起直接作用。但这动摇不了仇虎的决心。他的信条是:你焦家害得我仇家家破人亡,我非得以牙还牙不可!只是策略上有所微调:迫使焦大星先行动手,以便后发制人。这一意图实现后,接着是恐怖的紧张情绪:首先是森林和原野的恐怖,最后是追兵的恐怖。第三幕那五个“景”,一景比一景更险恶,像一根绷紧的弦,越拉越紧,直到断裂的一刻——仇虎不得不把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根据导演的调教,天津人艺演员孙飞在表现人物强烈而持久的激情时,突出两颗几欲爆裂的眼珠,它们有一种令人战栗的震撼力。同时他跟“干妈”对话时那扭曲的身段和沉着而冷峻的语调,无不让人感到此人今天非杀人不可!观众的心始终放不下来。而仇虎复仇的激情与爱的欲火是交织在一起的:不毁灭他的仇人,就不能复得他与金子的爱。于是仇与爱的相互交织,保持着激情张力的平衡。
    王延松导演《原野》的另一个亮点是假面陶俑群的使用。这八个稚拙而憨态可掬的所谓“陶俑类形象”在剧中起着“多功能”的作用:它们时而似乎是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控制着人物命运的火候;时而好像是路旁的好事者,随时站出来评头品足,添油加醋,调节舞台的气氛;时而又是某种道具的化身,需要时就出来“上任”,以至充当大森林的任务也义不容辞……再一个亮点是大提琴角色的添加,当语言的功能无以复加时,它就出来如泣如诉,把舞台气氛调得味道更浓。难怪剧作家万方看了也很是兴奋,说这就是她父亲曹禺所要的《原野》。
    剧中几个主要角色的表演都堪称出色。只是金子的形象稍嫌不够丰满,总的说刚毅有余而柔情欠足。当她意外地见到仇虎时,应表现出不可遏止的狂喜,而在合欢时又表现出千般柔情——这场“激情戏”不应该躲在舞台侧面,而且那么含蓄;而应该放在舞台中间,并且用现代舞的形式来表演,突出原野中的“野”字,又以“柔”来收尾,这样当会收到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总的来说,这台演出因把握住了表现主义的美学要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这是笔者迄今观赏过的几个同名舞台版本中最满意的一个版本。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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