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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悲剧时代的苦难意识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向天渊 参加讨论

    所谓“后悲剧时代”,不是指没有悲剧发生与悲剧作品的时代,而是指丧失悲剧感或者说缺乏苦难意识的时代。“后悲剧时代”由来已久。在重估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尼采创立了“艺术形而上学”。其中,表达苦难的“悲剧”占有重要甚至中心位置。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从事音乐的苏格拉底象征“悲剧的文化形式”,其人格中“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信念”,则标志科学精神的出现。科学理性因扼杀生命本能导致“悲剧的夭折”。苏格拉底可谓悲剧时代与后悲剧时代的分水岭。近现代以来,高度发达的科学与理性更是以“祛魅”手段挤走上帝在人心中的位置。当上帝已死、诸神缺席之后,人再也感受不到神性的抚慰与悲悯,再也聆听不到那来自远方、歌唱苦难的“忧郁之歌”。
    所谓“苦难意识”,是指对苦难的认知与所持的态度。诞生于悲剧时代的古希腊神话、希伯来《旧约》呈现出厚重的苦难意识。具体表现为:以“梦”尤其是“醉”的方式去体验苦难,以此绽放生命的活力;将苦难与信仰、道德联系起来,以此反抗命运、拷问自我;还把苦难与天神、上帝等神性因素相关联,视苦难为神治疗人性之罪的手段。从唯物的观点看,“神”是人的创造物,但就文化学看来,“神”不仅为人提供心灵栖息的家园,还是这一家园的守护者,人的痛苦与磨难之获得解脱,很大程度上源于“神”的呵护与关爱。
    在西方悲剧观念影响下,学界对中国古代究竟有无悲剧的问题讨论已久。就文体而言,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式的悲剧;但即使所谓“大团圆”作品,同样具有苦难意识,只是其纾解苦难的方式与西方颇不相同。
    西方悲剧,因为神性维度的存在,其苦难的根源与消解都具有神秘或者说形而上的性质。观众在敬畏、恐惧与怜悯中获得情感的宣泄,在审美观照中唤醒担当意识,实现对苦难的超越与解脱。
    相对西方文化“天地人神”的四维结构,中国文化的原初形态表现为“天地人”三个层面。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开始,儒道两家均拒斥“神性”话语。在实用理性的消解之下,道教变得功利,佛教转向禅宗,其原本具有的神性因素也流失殆尽。缺乏“神”的启示,人的心灵难以获得慰藉,人的选择难免丧失方向。既然悲剧不可避免,苦难总得找寻排解的途径。于是,“大团圆”的悲剧应运而生。善恶各有所报的结局,既让饱受苦难的心灵获得暂时的抚慰,也让神性正义勉强得以伸张!
    或许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只具有“准悲剧”和“准苦难意识”。就此而言,古代中国尚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时代。
    古代如此,现代的情形又怎样呢?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被逼迫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文化在没有经历“悲剧时代”的情况下,直接与西方“后悲剧时代”相遭遇;在热情邀请德、赛二先生的同时,却将众神及耶稣拒之门外;反传统的激进立场,使得固有的“准悲剧”与“准苦难意识”也被弃置一旁。既不愿返回自己的传统,又关闭通往西方悲剧时代的大门,现代中国文化只得艰难地徘徊在后悲剧时代,其悲剧感逐日衰减,苦难意识也越发薄弱。
    有学者、也有诗人意识到这一文化困局,力图将西方文化的神性维度引入中国。比如,十几年前,刘小枫提出构建“汉语神学”,引起诸多回响。又比如,海子“为了呼唤逃走的大神”,走向希伯来、古希腊,走向“神圣经典的原野”,去采撷“光明言词”。或许太过急切,汉语神学陷入“阐释基督”与“认信基督”这一言说与不可言说的两难困境,海子也不无绝望地发现:“我无法换掉我的血。我使用白色的言辞,难改黄色的腔调。”尽管如此,刘小枫、海子等人毕竟揭示了汉语言、汉文化缺乏神性维度的事实。为警醒当代中国学人,刘小枫不惜对中西文化精神做出过度诠释,创造汉语诗歌的“太阳神话”,海子更是“从我的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并最终走上“殉诗之路”。
    在西方,继尼采“悲剧再生”的信仰之后,海德格尔竭力开启重回悲剧时代的神性之路。阿多诺甚至发出警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布拉格群岛》《辛德勒名单》让人们在“被抛状态”的体验中重温悲剧的壮丽与快慰。反观中国,奔向市场经济的人们普遍沉浸在拜物教的狂热之中,躲避崇高、警惕壮烈、崇尚粗鄙等时髦言论在知识界不绝于耳,强壮的物质欲望正肆意吞噬孱弱的精神与心灵。
    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军阀混战、阶级斗争、各种革命以及众多自然灾害,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比深重的苦难。“国家不幸诗家幸”,如此繁复、沉重的“创伤记忆”,本应催生厚实、伟大的悲剧作品,但“苦难”在向诗歌、小说、戏剧转化的过程中,却轻易地失去了血色与重量,变得苍白而贫乏。零度写作、冷漠叙事、原生态描写大肆流行,将苦难技巧化、客观化、还原化的策略与手段,表明作家认知的朦胧与立场的暧昧。苦难意识的燕雀状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鸿鹄高飞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文化突围不可忽视的现实课题。
    为了避免“后悲剧时代”这只丧失家园的西方蝴蝶,在中国煽起一场消解悲剧与苦难的文化飓风,学者、作家、艺术家们必须联起手来,努力构建汉语文学与文化的苦难意识。显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已别无选择。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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