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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祖先的爱情》所叙写的年代，离你生活年代很远，怎么想起写这个题材的呢？ 陆源：我发现民国其实是中国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国家虽弱，但人民勇敢、顽强、热情。那是摆脱了旧王朝之后，整个国家第一次爆发出来的巨大热情。发生于民国广西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到，人民不只是软弱的、苦难的、悲伤的，他们还是强健的、蛮横的，最主要是快活的。无论情况怎么糟糕，他们有一种欢乐的天性。奇妙的是，这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并非先见之明。应当说，决定以民国为背景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我特别看重，即民国与今天的距离，恰好给文字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就好像拍电影选取了一种色调，它似乎是非现实的，又如同空气般无所不在。 张隆：上演这些故事的大舞台，是一个人性勃郁、充满奇异魅力之地，这应当是以你的家乡为背景的。然而，你所成长的年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想知道的是，那个年代的奇风异俗还有多大程度的保留，又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陆源：对小说家而言，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既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桩事实，一股不可回避的力量，仅此而已。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取舍。我生长在城市里，个人经历与同龄人并无多大差别。民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依然保留在古城建筑之中，保留在人们的口头禅和老人谈到的掌故之中，也保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中，保留在大量的文史资料之中，尤其顽强地保留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之中。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虽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抓住的世界，它貌似消失了，但在我看来非常具有现实感。 张隆：你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22岁，在这之前你写过长篇吗？如果没有，你又是怎样驾驭这么恢弘的历史背景、这么繁复的情节、这么长的篇幅的呢？ 陆源：以前尝试过一个长篇，但它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而且有头无尾。因此可以说《祖先的爱情》是我第一部长篇。我是和它一同成长起来的，毕竟我动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何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究竟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技法、结构、意识，这些我统统不知道。但我居然动笔开始写了。我记得当时写了六万字，由于不满意，又推倒重来，仅仅保留了一个开头。等小说写到将近一半时，某天晚上，我知道我已经学会写长篇小说了，又回头大幅度增删修改。如果全心全意想把一部小说写好看，日思夜梦，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克服不期而遇的许多困难。 说到历史背景和故事，我大概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那种想在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写作者。我看了大量《广西文史资料》《南宁文史资料》，以及关于民国各个方面的许多著作。至于驾驭情节，我要说是小说家们教会我的，他们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但第一个人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张隆：促使你动笔的第一个句子或形象是什么？ 陆源：我不是根据理念来写作的，我是根据形象来写作的。有一个形象在我心里埋藏了很多年，我小时候就熟悉这个形象。那是一把藏在墙壁隔层里的猎枪。这把猎枪说不定如今还在，在广西农村的祖屋里。 张隆：这部小说的叙事方法跟普通的不一样，是在现实与幻象之间不断转换，能够谈谈你的考虑吗？ 陆源：必须承认，我是通过马尔克斯学会写小说的。他的小说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作了大量笔记。由于我的设想是尽量把民国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事物都囊括进来，把炎热的气候、细腻的感觉、城市乡村、五方杂处的小镇，以及暴风雨般的动荡年月糅在一起，所以我必须选择一种非常紧密的写法。马尔克斯的方法绝不仅仅是看上去的“多年以后……”。诚如他本人所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技法非常丰富扎实，不是一般论者所理解的那样，仅代表一场“文学运动”，“曾经很时髦”。事实上，马尔克斯的技法也是从其他作家那里学来的，只不过他使用得最凝练、最鲜明。于是，我从马尔克斯那里，进而从其他很多小说家那里，甚至从爱德华·吉本、西奥多·蒙森和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那里，最后又在施耐庵那里，学到了叙事的方法。比如，我钟爱一种我称之为“梦幻过渡”的技法，它能让叙述流非常自然地在不同人物之间转换，隐秘而流畅，令读者不知不觉，这种方法大概是长篇小说所独有的。 现实和幻象并不截然对立。应该说，所谓幻象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有句话说得好：“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反倒是真的。”小说所涉及的事件、历史人物，甚至人物的言行，大多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作了虚化处理，例如不提战役的具体名称，不透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但它们完完全全是真实的，很容易在各种资料中查到。幻象既有艺术效果上的意义，也有文本结构上的意义，更有小说家观念上的意义。我实在不想写一部“描绘底层人民艰苦朴素生活”的小说。如果现实仅仅如此，如果现实不是我所看到的那样复杂、深远、异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我就不愿动笔去描绘它。 张隆：在“王小波门下走狗”网络论坛，你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作者，那么王小波对你又有什么影响？ 陆源：王小波对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对今后的几代人，毫无疑问有很大影响。以我个人来说，是王小波把我引入小说世界的，他既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我的鼓舞者。我至今不能忘怀当初读《黄金时代》的快乐。正是因为喜爱王小波，我结识了许多有趣的朋友。 张隆：完成这部小说，据说你前后用了6年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能够发表，你感到过孤独、沮丧，甚至绝望吗？ 陆源：白天上班，夜晚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与很多前辈相比，我遇到的麻烦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小说没发表，我就可以不断修改它，增添一些新的东西。我的朋友们喜欢这部小说，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写小说的一大动力就是让他们喜欢它。 张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有没有什么原型？ 陆源：小说里边的男人，有一类是我所敬佩的，有一类是我所同情的。后来我发现，我对陆家大少的感情，比对陆阿凉的感情更深，这一点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或许人物都有一些作者的影子，毕竟小说家最熟悉的人是他自己，但又添加了许多理想的因素在内，这就涉及到不同世界观的对话和斗争。小说里边的女人，好像是用我妻子性格的各部分塑造成的。 张隆：小说的叙事主角，不停地在阿源与陆阿凉之间转换，但用的都是“我”。这是有意为之的吗，是出于什么考虑？ 陆源：是有意为之。我学习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些小说。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也这样写，他甚至更花哨：三个不同的“我”。关于这种写法的文学意义，我可以冠冕堂皇说出很多，而且确实也有它独特的艺术效果。不过作为一个作者，我主要考虑如何克服叙事过程中的重重障碍。力量不足的时候，我不得不借助各种方法，完成过渡、承接、稳住结构。视角转换就像一座座桥，帮助我渡过许多急流险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时，可以说毫无经验，等到我写了几万字，视角转换的写法已经固定下来了，反倒成为一种羁绊。转换的频率越来越少。在最后一章，我完全不再转换视角，一口气叙述到底，好像我自己也完成了一种转换。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