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锐文学评论家李美皆获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获奖评语称:李美皆秉持“诚信批评”的理念，以真诚的言说，在文坛发出富于个性的批评声音。她的文风柔中见刚，朴素自然，平易畅达，情理互融，见微知著，力求做到以诚动人，以理服人，锋芒与气韵同在，融学院批评的严谨和性灵批评的洒脱于一炉。笔墨间的锐气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自2004年在《文学自由谈》发表《余秋雨事件分析》到近期推出评论集《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李美皆的每一次“出场”，都会在文坛内外掀起不小的波澜。赞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对此，李美皆看得非常淡然，在她看来，文学批评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表达，就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其实世界在呼吁讲真话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心，就是简单的“初心”。但也许就是这种简单，赋予了他“成人”所不具备的力量。而这也是她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简单、率性、感性” 记者:新书题为《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这个意象，彰显出你一贯的女权主义批判立场。作为一种充满悖论色彩的伦理构想，女权主义自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其部分思想已被扬弃。在国内纷扰的文化语境中，你近乎执拗地重提女权主义，有何现实针对性？ 李美皆:我的确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我是一个平和的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权主义”这个词我比较排斥，宁愿说“女性主义”。试问，人类自有主义开始，有什么主义是没有悖论并贯彻到底的呢？女性主义有时就是一种撒娇和自恋，也许与客观现实并无多大关涉，即便男女已经平等了，女人也还是要撒娇和自恋的，所以不必太较真。跟女权主义太较真的男性是不大可爱的，太较真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不大可爱的。 记者:你快刀斩乱麻的气概，敢于表明自己独特见解的风范，嬉笑怒骂的批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但敢于下结论显出你的决断，同时不免授人以对复杂的文化现象疏于做学理化梳理的话柄。对此，你自己怎么看？ 李美皆:致力于“对复杂的文化现象”做“学理化梳理”的人还少吗？我为什么还要去凑一份子呢？文坛既然不乏“高深”之人，也总得允许有几个不“高深”的人存在吧？我写文章，就是率性而言而已。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简单、率性、感性。我甘于简单，拒绝复杂。我喜欢深刻的片面和片面的深刻，我愿意瞎子摸象，瞎子至少摸到了象的一部分，总比明睁明眼地自以为看到了一头全象，其实却是一头驴要好。 记者:在评论文章中，你对当下混乱的批评环境做了尖锐的批评。对此，我也感到颇为疑惑。一方面，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相互依赖，同时相互不买账。从读者的角度看，读者的阅读趣味与其说受评论家的引导，不如说更听从不可捉摸的市场脉动，因此评论越来越成为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事情。就如何建立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时加强文学评论的社会影响，你有什么看法？ 李美皆:你所说的这些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我既没与任何作家建立起相互依赖关系，又没有与谁打骂过。你可以留意一下，我从来没有写过回击文章，不管我的文章别人怎么批评，我都不回击，因为我的观点都在我的文章里面了，是不可能轻易改变或重复阐述的(除非批评我的人提出事实方面的新内容)，那么，回击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是很不喜欢争论的，因为争论往往就是要说服别人，甚至改造别人，而我认为说服和改造别人是愚蠢的，明明可以并存的两种东西，却非要统一于一种，这有什么必要呢？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颜色，这个世界不就很讨厌了吗？ “道德的昭示意义是指向所有人的，包括他自己” 记者:关注作家多侧重剖析他的人格，即使涉及到对作品的分析，也关乎人格的高下判断。这可以说是当下被认为有锐气的批评家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你自然也不例外。这样的道德评判在媒体和读者中总是引来喝彩的。不过悖谬的是，在对他人做如是评判之余，自己也势必被架在道德的评判台上加以拷问，这也是如你这般坚持道德标准的批评家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李美皆:从主观上来讲，我是不愿意单纯去做道德评判的。我是多少有点精神洁癖的人，追求的境界是坦白，坦白包括对自己的坦白和对他人的坦白，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对自己坦白的人才能对他人坦白。对自己的坦白就要求一个人慎独，一个慎独的人，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对他喝倒彩的，也轻易不会为别人的喝倒彩而尴尬，因为只要自己这一关过了，世界这一关就过了。再说，一个人树立道德并不意味他自己在道德上已经无懈可击了，道德的昭示意义是指向所有人的，包括他自己。应该这样理解:他所普遍提倡的，同时也是他希望于自身的。 记者:放眼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最是强调道德的时代，骨子里也可能是最不讲道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作家卸下道德的重负，把自己还原成普通人，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然而，现在看我们的写作却有矫枉过正之感，一强调道德对于文学的价值，就会被视为不合时宜。 李美皆:“最是强调道德的时代，骨子里也可能是最不讲道德的。”这句话说得好，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道德跟弹簧一样，会发生反弹的，弹簧被压到极致，一不留神，就会以最大的力量反弹回来。道德的过重负载会使人格失去弹性，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对于思维精英和道德精英我都不感兴趣，也不想去辨别和界定，我喜欢真性情，首先是要有性情，其次是要真。我为什么喜欢胡兰成呢？就是因为他有真性情，有真性情才能避免“无趣”，王小波所反对的就是“无趣”。一个避免了“无趣”的世界是圆的，不需要去做无谓的拆解。一个避免了“无趣”的世界是不会去探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无趣”。 记者:你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家如何去中产阶级化，始终葆有对苦难人生的那一份敏感和敬畏。我想，生存境遇的改变必然让作家面临艰难抉择。多数依然坚守文学阵地的写作者，会自觉不自觉地从对苦难人生的书写中撤离，随之而来的就是心灵和精神的蜕变。 李美皆: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物质时代，物质或温柔或粗暴地腐蚀着每一个人，包括作家，但作家一向被认为是处于人类精神金字塔顶端的人，因此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带头进行一些精神探险，别让大家都在物质的催眠中睡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张承志很可敬，至少他没有被物质所裹挟。 正视苦难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庞大的底层做对比，中国中产阶级的优越性很容易显示出来，中国刚摆脱贫困没多久，以前穷怕了，又加上中庸的观念很顽固，这就使甫入中产阶层的人很容易小富即安，精神上眯过去了。人饱食之后特别容易犯困，这是常识。正视苦难，是为了经常唤醒自己。 “我不是成心要尖刻，我只是想把话说到位，说透彻” 记者:总体上看，你的评论多持一种颠覆性的解构姿态。然而，解构固然让人痛快，建构可能更难，从这个角度看，看到新书中你写陈染的《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有一种久违的欣喜之感。 李美皆:我很高兴不少人注意到了这篇文章。这里面有更真实的我，是我更本质的一面。莫名其妙地成了所谓评论家之后，这一面就被遮蔽了。我常常很惭愧地想，我怎么这么不像个评论家呀，更不要说“酷评家”。不过，酷评真的不是我的追求，我也不是成心要尖刻，我只是想把话说到位，说透彻，你谈的是一个尖锐或敏感的话题，而你又要说到位说透彻，客观上可不就是酷评就是尖刻了嘛，那也没办法，我天生不喜欢温吞的风格。 我很反对“酷评家”成为别人对我的一个一剑封喉的称谓，成为一种刻板印象。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不折不扣地赞美一个作家的文章，就有人说，你看，她也开始赞美了。言下之意是表示失望，似乎我堕落了，被“招安”了。我说，批不遗余力，赞也不遗余力，这恰恰说明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呀，谁规定我只能写酷评了？ 记者:在新书中，你有段很精彩的话说:《皇帝的新装》到孩子说出真话的时候就结束了，可是我一直想知道，这个说真话的孩子所受到的惩罚是什么？作为读者，我感兴趣的是你作为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在说了真话以后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 李美皆:若问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受到了什么惩罚，我只能老实地回答，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也许“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反正到目前没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实际上已经有了，但我这个人比较迟钝，没有感受到而已。我想这个结果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人们总是出于某种世故，预先把“惩罚”估计到了，因此，啥也不敢说了。而事实上呢？说了就说了，也没啥，这个孩子可能还得到了糖果吃。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够得到糖果吃，是因为人人都想听真话，而自己又不想说，便指望别人去说，于是，就给了这个孩子吃糖的机会。 其实，有很多机会是留给说真话的孩子的，世界在呼吁那样的孩子，他们的空间很大，遗憾的是，成人懂事太多，无法再做回那个无知者无畏的孩子了。这个孩子的心，其实就是简单的“初心”。但也许就是这种简单，赋予了他成人所不具备的力量，有句话说，十个哲学家回答不了一个孩子的三个问题，这就是简单所折射出来的复杂，这就是以简单来直面复杂的力量。 记者:你的评论常能在圈子内外引起大的反响，且褒贬态度判然有别。加之你的评论可谓文学报刊、杂志界的宠儿，这在当下颇为沉寂的批评环境中难得一见。从某种意义上，你凭借你的批评文章，已经造成了一种“李美皆现象”。我想问的是李美皆为什么这样红？ 李美皆:我真没觉得我红，我总觉得遍地都是大腕，而我只是小不点儿。我的评论为人所接受与我的女性身份有关吗？我也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从有些人的反应来看，似乎无关，因为有不少人跟我说过，看我的文章，以为是个男人甚至老头写的。那些知道我是女性的人，对我的估计也是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别人对我气势上的想象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初次见到我的同行都感到纳闷，这个人跟她的文章怎么不符呢？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呀。我知道别人认为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谓酷评家嘛。一开始，对于酷评家这样的“冠冕”我是很反感的，后来觉得无所谓了，任别人去说吧，那是各人的自由。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朋友说，宁愿被人看得像花瓶，不愿被人看得像女学者。 李美皆，女，1969年生，山东潍坊人，文学博士。现任职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主要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及文化现象分析、女性文学研究、军旅女作家研究。自2000年开始创作以来，先后在《文学自由谈》、《南方文坛》及本报等发表评论文章近百篇。出版有评论专著《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文学自由谈》20年作者奖·新锐作者奖”等。 原载：《文学报》2009年12月16日 原载：《文学报》2009年1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