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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文学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了。她可能是健在作家中最聪明的一位，又是聪明作家中最勤奋的一位。在度过了以光华四射的诗歌作品为特征的早年之后，她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随笔散文集一本接一本地出产，随之而来的是包括英国布克文学奖在内的无数奖项。更不同凡响的是，阿特伍德的小说早已不止被定位为“加拿大文学”、“英语文学”或“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它们还被搬上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课堂，受到传播学学者、经济学家和生态运动人士的关注。不过她最有趣的一个习惯，或许也是当今世界级作家中独一无二的，是她会将亲手绘制的卡通画插在自己的作品里。 一如19世纪的英语经典作家如爱伦·坡和亨利·詹姆斯所喜欢做的那样，阿特伍德也经常思考“写作”、“作家”、“读者”这些元命题，不过这种思考总是与她的女性身份挂起关系。在《与死者协商》这本谈论文学的小书中，她不止一次地自嘲说，当初选择做女作家，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自杀，“就像‘B’级电影里温顺的银行职员霎时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果有旁观者看到，可能会以为我是接触了某种化学药剂或者宇宙辐射，就像使老鼠变成庞然大物……”这比喻并非一时兴起，天马行空，熟悉她的作品的人会发现，“小”与“大”的矛盾和相互转化，历来就是阿特伍德写作以及绘画中关注的主题。在一幅戏仿詹姆斯·乔伊斯《一位年轻人（Young Man）—艺术家的肖像》的《一位年轻塞佛（Young Cipher）—艺术家的肖像》的漫画里（“塞佛”意为“密码”，是她置换“Man”为“Woman”后选取的一个替代词），阿特伍德画了自己作为一年级新生于1957年来到多伦多入读大学时的感受：布洛尔大道上的公园饭店森森矗立，抬头望不到顶；加拿大批评大师诺思洛普·弗莱在自己的宅第里劈劈啪啪地打字；她的老师——学者和抒情诗人杰伊·麦克弗森行色匆匆……她被一种渺小感完全击倒了。 这种渺小感播植于心，久而久之形成为一个“幸存者”情结。汉语有意无意地把“Canada”译成“加拿大”，如果阿特伍德懂得中文，她或许会觉得好笑：这三个押着同一个开口韵的字，构成了对这个国家太准确的反讽，一个笨笨的、徒然吹嘘自己的广阔的弱势国家，它在美国的身边睡着了，没有醒来的时候，在伏尔泰轻蔑地把加拿大定性为“一大片雪地”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听到它名字的人们很难不立刻陷入茫然。 阿特伍德因此觉得自己是“幸存者”，而且还是个幸存的女人。在这个人口稀少也无太多光荣历史的英联邦国家，早生二十年的人还能抓住一次参加世界大事的机会，事实上，“二战”也的确成了一代加拿大青年的熔炉。阿特伍德写道：她入学那会儿，教授们“明白表示我们是群呆头鹅，完全不像十年前自战场归来的那些退伍军人那么令人兴奋，他们经历过无情的现实，一心渴望求知；也不像那些左派那么令人兴奋，他们三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掀起了不小的骚动。”不管这些描述是否有夸大的成分，“幸存者”的地位，那种无所寄托、无从归属的安乐死一样的空虚，确乎是加拿大人无奈的痛。至今，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每年4月25日还要千里迢迢飞赴土耳其，去那里的澳新军团公墓凭吊“二战”死难士兵，也足以证明这种不甘被遗忘在世界历史之外的民族的欲念。 阿特伍德素喜自嘲，她说，身边的人无法理解她16岁时萌发的想当作家的愿望，因为她这一代人的前途似乎早已注定：“教授们说得没错：大致说来，我们是一群呆头鹅。男生准备就业，女生准备当他们的太太。前者穿的是灰色法兰绒衬衫、制服外套、打领带，后者穿的是驼毛大衣、开司米上衣加薄外套，戴单颗珍珠耳环。”而相邻的美国却始终生机勃勃，遍地是机遇。在另一幅漫画里，阿特伍德再一次表现了“大”Vs“小”的主题：一个超人（Superman，不但强大而且是男性），虎背熊腰，肌肉一块块饱绽出来，穿着经典的超人服，脚着厚皮靴，在他的身侧站着一个矮小的、像她本人一样卷发的形象，脚穿加拿大式样的雪地靴，看起来是个故意伪装成超人的小女孩，但是眼睛里的聪明灵气，恰与身边呆头呆脑的巨人形成对立。小超人驳斥大超人关于美加文化一体的判断，迫使对方承认，加拿大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在这里，阿特伍德试图依靠文字来抵御国家间固有的强弱之别的决心昭然若揭。 阿特伍德喜欢画自己，但凡在她的漫画里看见一头卷发的形象，你便会明白那必然是她本人。她始终是弱小的，但是总是面带乐观，表情狡猾，像老鼠戏耍大象那样戏耍比她身量大出三倍以上的人。然而她最强大的武器始终是自嘲，并非靠正面的冲击，而往往是以出人意表的言辞，让她的对立面自己觉得尴尬羞愧。那些征引她为同道的女权运动人士都该三思，这个聪明绝伦的女人，不会轻易被拉进任何一个阵营： “搬到多伦多后，我面对了现实生活，也就是其他的小女孩——她们的假正经和势利眼，她们那复杂万分、由悄悄话及恶毒八卦组成的社交生活，她们每当要抓起蚯蚓时忸怩不安的模样和尖细如小猫的叫声。” 在回忆过去的文字里，阿特伍德从不放弃这种尖刻，正如她一次次自嘲说，自己成为作家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她挑战“大”的尝试从不依托“本方”为后盾，“民族”、“家庭”、“女性社会”这类概念从不会补充她的弹药库。在她的小说如《强盗新娘》、《神谕女士》、《道德困境》里，我们看到的那些奋争的女性个体不顾一切地反对自己的性别、出身及所处的等级，时常战斗到众叛亲离，也没有给自己争取同道的意思。她最喜欢的挑战方式都是示弱式的，是首先承认自己的“小”，例如她曾说：“一个扮演伟大艺术家角色的男人是应该‘体验生活’的，这是他服侍艺术的职责之一，而‘体验生活’的内容包括美酒、女人、笙歌。但如果女作家也尝试美酒和男人，很可能会被视为淫荡的醉鬼，所以她就只剩下笙歌这项选择，尤以天鹅垂死之歌为佳。”女权运动的斗士们，大多学不来这之中精到的戏仿和归谬。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寻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发挥的写作体裁：断片。了解她“写作狂人”的本质的人，多半都想象过载托这些文字碎片的原始手稿——也许正是她家盥洗室里的卷筒卫生纸。批评家们说，这是阿特伍德给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新贡献：一种波德莱尔式的文体。在断片集《好骨头》、《黑暗中谋杀》以及更晚一些的《帐篷》里，阿特伍德越发精熟地玩弄她的对比、互换、倒置、错置游戏，以至于辨析其结构的批评努力都归于无意义。 “吸血蝙蝠不会从你的脖子上吸血，因为蝙蝠讨厌头发，而脖子太接近头发。” “自杀天使没有脸，像一个灰色的蛋。” “地球就是一艘18世纪的船，装满了难民却没有目的地。” “男人用尘埃做的，女人用肋骨做的。” “男人的小说是关于获得权力的。女人的小说是关于获得男人的……这样她们才能获得权力。”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尽人皆知。” 没有完整的论述，甚至没有太多箴言式的点破，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出阿特伍德最感兴趣的那些主题：神话、自然界、环境以及最根本意义上的两性关系。对男人和女人，她总是以嘲讽的、恳切的方式改变两者之间的高下尊卑，她坦率地承认两性的区别，这种认知汇入了她自己的人道主义，最终促成了她在国际人权运动里的积极参与（例如，她一直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员）。 而另一些时候，人们又觉得她是一个志怪小说家，倾心于肆无忌惮地想象，以怪力乱神讥刺、反转人类社会的既定规则。这部分得拜她那个寡淡而辽阔的国家所赐，她的思路很少沿循历史—社会的进路，而往往选择了更有生态主义意味的方向。在《帐篷》里的一篇散文诗中，阿特伍德想象了一个一切都逆向发展的世界：所有人造制品逆转为原先的动植物和自然资源，所有被人改变的环境都回到了过去，最终，万物脱离了人的命名，成为自己的主宰。把它定性为环保主义的宣言就太肤浅了，阿特伍德最擅长在对立范畴、现实与虚构之间改变规则的游戏，并乐在其间。读者们最迷恋的也是她这种破解规则的聪敏，她的语词，有时候，真的能为不合理、不完美又无可改变的现实卸去强悍的甲胄。 原载：http://blog.163.com/yunyetui@126/ 原载：http://blog.163.com/yunyetui@1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