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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苍黄》从正式出版至今短短四个月就印到21万册，且一直在很多排行榜高居不下。你在前言写到：“凌晨三点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快意和兴奋，我迫切地需要与人分享这一切！这是我写作十年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苍黄》的创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跃文：我1999年出版《国画》，迄今10年。期间我写过《梅次故事》和《西州月》，但最近几年没有涉及现实题材小说创作，而转入历史小说。虽然《大清相国》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一直都有争论。争论无关紧要，我庆幸自己在写作历史小说的时候，粗略涉猎了一些史书，包括正史和稗官野史。从那些故纸堆里，我知道如今官场上的有些把戏，老祖宗早就玩着的。有些细节竟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上司下来视察，下面布置假现场。我从中读到的是悲哀。最近10年，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令我有许多感触和思考，一言难尽。我们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而我们身上的劣根似乎没有同步蜕去。《苍黄》同我过去的小说相比，具有更强的当下性，而它似乎又是远古历史镜像的重叠。我想表达某种困惑。 记 者：文学的进步总是靠“新人”的出现来推动，有评论家认为相比你以往的作品，《苍黄》主人公李济运的形象已经有了变化，你怎么理解这个人物？ 王跃文：李济运在我的小说人物当中，似乎没有太多“新人”感觉，这是我自己也觉得惭愧之处。他同《西州月》里的关隐达有某种类似，属于清醒的一类。如果是在沉沦，他们是清醒地看着自己沉沦；如果是在坚守，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坚守的脆弱。放在现实生活中，李济运更不具备“新人”意义，因为他们是颇为常见的。如果把文凭当知识分子的标签，李济运之辈都是知识分子。透过李济运的命运，可以丈量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 记 者：作为塑造人物的行家里手，就当下小说创作现状而言，你认为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什么问题？ 王跃文：这是评论家才有能力评价的。就我注意到的同类题材小说而言，我觉得写“国家干部”同写“官人”是不同的概念，写“机关”同写“官场”也是不同的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从不同的概念出发而写作是作家的自由，但不因此而陷入概念化则是对作家的挑战。不同意义上的概念化，这是目前现实题材小说人物塑造上的常见病。 记 者：从《国画》《梅次故事》《西州月》等作品到今天的《苍黄》，多年来，你的小说一直被称为“官场小说”，你认为这个界定是否准确？你如何定位自己的作品？ 王跃文：我不在乎如何界定我的小说。如果一定要给小说贴个标签，我倒不赞成绕很多的弯子，叫什么政治文化小说、政治生活小说，不如就叫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的叫法，更接近此类题材小说的真实状况。这类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批判性，这同官场这个词的贬义色彩是相匹配的。1949年之后，官员与官场本已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干部及党政机关、国家机关、军警机关等。但人们现在使用最多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这不单是语言习惯或者为了省事，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因为某种“正统观念”而不承认这个事实，完全是徒劳的。如何看待世事百态，眼睛长在老百姓自己身上。作家如何看现实，则主要看他是否诚实。当然，好的官场文学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地揭秘或暴露，而是对官场生态及其场内芸芸众生的人生困境进行观察和思考。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12月06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12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