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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 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的一首《错误》，半个多世纪以来令无数读者为之着迷。上世纪80年代初，郑愁予的诗选在大陆出版，他成为最早在大陆出诗集的台湾诗人之一。当时的大陆，正处于校园诗歌繁盛时期，郑愁予的诗句在诗歌爱好者中广为传诵。近年来，随着《错误》《雨说》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郑愁予也成为许多80后、90后年轻人喜爱的诗人。 不久前，恰逢郑愁予先生来京参加“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1春节大联欢”，在福建文联《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先生的热心帮助下，郑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地点就在他下榻的红墙饭店。这里南临故宫，西靠景山，东与北大红楼仅一路之隔。 关于诗人底色——体育与任侠精神 记者：北京是您青年时代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北大红楼，您有一段时间曾经在这里学习。这些经历对您以后的诗歌创作和性情有什么影响？ 郑愁予：昨晚我和杨际岚先生在零下10多度的低温中揣着手到宾馆外散步，走过五四大街就到了红楼，这里原是北大所在，1949年暑期我在这里参加了北大暑期学校。那段时间出入于红楼，觉得非常自豪。现在想来，真像是在做梦。 从1945年到1949年，我在崇文门附近的崇德中学读书，其间的学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德中学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主办的男生住读学校，有大足球场和小教堂。我天生跑得快，爱踢足球，是学校球队里的佼佼者。此外我还参加田径、击剑等比赛，冬天喜欢速度溜冰，比赛成绩总是第一。在这样的环境中我逐渐培养起了运动精神。运动精神的第一要义不是取胜，而是准备。准备得充分，即使在竞争中失败了，也没有遗憾，而且不会对对手产生敌意。这是人格修养最基本的方面。其他如团队精神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我是念小学五年级时转到崇德中学的。刚来时老师拿了本初中一年级的国文书，考察我的基础。我从小喜欢国文，当时已看过多部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等都相当熟悉，还读了很多旧体诗词。考察顺利通过后，我被安置到初中二年级。当时同班同学已经能用英文和老师对话了，而我之前没学过英文，26个字母都念不好。后来我拼命补英语。那时学生早上6点半要到学校的小教堂做早祷、唱诗。我很会唱歌，声音也不错。开始跟着同学唱。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就让我带唱。这样我的兴趣大增，每天早祷都去。靠这种方法，我的英文才及格了。就这样我接触了基督教，开始了解一种新的文化，这对我的人格、性灵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圣经》中基督徒为了信仰即使面对屠刀也不畏惧的故事逐渐培养了我任侠、威武不屈的精神。 在崇德中学期间，我读遍了学校图书馆中关于文艺的书，使我进入了新文学。最后让我不忍释手的是一本本厚厚的苏俄小说，它们令我的心魂真正进入了文学大门。后来我和同学在学校球场外办壁报，壁报的名字就叫“处女地”，下面有一行字：要耕处女地，必须深深地犁屠格涅夫。 1949年暑期，在红楼北大暑期学校，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皮毛，恩格斯的著作是我最爱读的书。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写的是门头沟的矿工，其中有一句是“当你生下来，上帝就在你手上划了十字架”。当时缺少生活经验，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教堂里做早祷，很自然地用上了十字架。老师读了这首诗后大为惊叹，说写得真挚动人，十字架就是劳动者的铁锹，是一种命运。其实我的本意就是同情矿工的生活。 关乎诗歌肯綮——现代意识与语言问题 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初您刚到台湾时正赶上现代派诗社和诗刊开始创办，您成为现代派诗人中的重要一员。在1956年到1966年间，台湾“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同属现代派的文学团体因文学主张和理论观点不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论争，影响广泛。您现在如何看待那些论争？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启示？ 郑愁予：论争中有两个核心词应该掌握好，一个是现代主义，一个是现代意识。如果分清了这两者，就不会有那么多论争了。作为诗人或者是艺术家，现代意识远远重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西洋文学史中只是一个运动，某段时间过去了，另外一个主义又会出现。写诗仅仅强调现代主义，就误入了别人的圈套。现代意识则是指时时刻刻转到更前面别人没有发现的位置。我曾讲过，孔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了不起的文人、诗人。孔子编了《诗经》，但他写《获麟歌》用的却是南方楚文化歌咏的腔调，不是《诗经》中最常见的四字格式。因为那时的音乐不再是简单的敲打，新的乐器发展了，从五弦琴进化到了七弦琴。在这种音乐背景下，孔子使用楚文化的吟咏格式写了《获麟歌》。而且孔子所有的主张都很有现代意识。比如孔子研究《易》，《易》被中国古代文人奉为最崇高的典籍，通过它可以了解宇宙、掌握时间。但孔子到后来不研究《易》了，他觉得其局限太大，里边定了太多的规矩。孔子最后的一套理论是从生活中的许多细节生发出来的，作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很容易理解孔子说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说孔子是一个尊重现代意识的先知者。先秦的诸子百家也都是这样。掌握了现代主义、现代意识这两个词真正的内涵，互相的辩论、贬低就不存在了。 除了现代意识，尊重传统也不可或缺。孔子如此，先秦诸子大体如是，他们看重自己的创造，但不是无中生有。现在有人说自己的艺术是前卫的，或者先锋的。“卫”和“锋”其实是一个意思，都从法文翻译引进过来。拿破仑的军队前进时，最前边的左右翼就叫“卫”或者“锋”，其作用是为了保卫中间作为主力的骑兵和炮兵。所以说要有开拓的勇气，但开拓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军，保卫大的文化传统。假如开拓了半天，主力都没有保住被消灭了，前锋去做什么呢？ 记者：在您看来，怎样的新诗才是真正的好诗？ 郑愁予：关于诗歌的辩论很多是从现象看，没有触及诗的本旨，没有看到诗人的心性。当我们被一首诗感动，首先是它具有了某种打动人的力量。如果只是玩弄一些技巧，或者只有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不是好诗。我的一个朋友年轻时写诗，其中有这么一句，“登上山顶，带着半磅炸药”，但诗的其余部分和炸药就没任何关系了。我问他炸药有什么深意吗？他回答山上有水池，带炸药炸鱼去。这个意思作者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诗叫晦涩。“晦”是让人不明白，“涩”是语言不准确。如果仅仅是文字间纠缠不清的晦涩还好，读不通不去读就是了。问题是火药也知道、半磅也知道，但就不知道要干嘛，这类诗最不好。现在很多人写诗是这样的。 记者：与诗歌写作的晦涩相反，现在不少诗存在过于直白的毛病。几年前引起争论的“梨花体”、去年网上热议的“羊羔体”，都是读者对诗歌过于随意、过于口语化的不满。您怎么看诗歌口语化的问题？ 郑愁予：诗歌中当然可以使用口语，但要掌握得好。艾青的诗歌很口语，却有感染力。我的第一个笔名叫“青芦”，“芦”是缘于对家乡河北宁河县蓟运河两岸风光的记忆，秋天时这里的芦苇堪称一绝；“青”则是因为我当年对艾青非常尊重向往。有人批评艾青的语言口语化，其实诗人最珍贵的是他的性灵。没有性灵，什么样的语言写出来都没有用，不会感动别人。将口语和文言对立起来，和绵密、紧凑的语言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要增加诗歌的肌理、弹性，有时需要借助文言。但在抒情时，口语会让感情痛快地、毫无间隔地抒发出来。诗的语言不是平常说的语言，而是音乐语言。音乐本身有结构性，能否结构好诗的语言要看诗人自己的才能和对音乐的敏感性。口语可以入诗，但要有音乐性，要和表达的内涵契合。口语精致到虽然是口语的结构，但有音乐的因素、表达的能量与诗歌的歧义性，这样的口语不能反对。不过诗歌口语中如果有一大堆废料，这是要批评的。 关注新诗形式——内容不同 量体裁衣 记者：有评论认为新诗在100年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诗歌的形式问题，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旧体诗词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最终都相对固定了，新诗在形式上会不会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式或写作套路？ 郑愁予：说新诗在100年中没有很好地解决诗歌的形式问题是因为不读诗，完全不了解诗，不了解诗的起源与诗中的音乐性。在我看来，现代诗已经成功了。全唐诗有着同样完美的形式，却并不是每首诗都感动人，有的只是诗中的一两句很好，整首诗打动人也并不那么多。可见诗歌感动人的力量并不在固定的形式上。 现代诗人从律诗中解脱出来，舍弃了先人的格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想法层次更多了，语言的来源比古代更丰富了，有日常应用的词汇，也有方言、俚语，还有西方的语言，但这些新的词汇有的同样很有诗意，再用唐代的形式写作，形式和语言就会格格不入。 那么是否要制造新的格律呢？我想闻一多的尝试不是很成功，他后来写不下去了。闻一多的思想很活泼，但完全靠《死水》的方式写，就受到很大局限。台湾有诗人写十行诗歌，也不成功。西方十四行诗用英文、德文写可以，用别的语言写就不行。冯至搞十四行诗，味道就变了，音乐性消失了。 诗人的气质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诗有各种格局，诗的形式是表现的手段，这种手段由内容决定。现代诗人因为内容不同，每首诗量身打造，为一个特定的内容写一个特定的形式。比如我那首选在大陆语文教科书里的《雨说》。这首诗的形式和《错误》、和我刚到台湾后写下的《燕云集》不一样。《燕云集》有种宁静的、沉思的、投入的、从心底喜欢的感觉，很多是写北平的古迹，语言里有传统的意味。《雨说》是写给小孩子的，小孩对于韵很敏感，所以这首诗中押了很多韵，如“了”、“的”、“子”，是口语的押韵，且不是死的韵。但韵在诗的音乐层次中并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旋律，旋律存在于整个句子里边。现在的语言，说得动听，是因为旋律好。假如一个演讲句句都押韵，听久了会让人疲倦。旋律好，句子有长短，表达出来才好听。在《雨说》中，有旋律，有韵，而且讲手法。手法用的是明喻，给儿童的诗歌用暗喻、典故、西化，都不好，都要避免。这个形式就是为内容服务的。 记者：您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这首诗的？ 郑愁予：其实这首诗不光是写给儿童，而是写给所有人的。1981年，7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学者，包括我，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到大陆访问，这是一次破冰之旅。第一站是北京，我当时感触最大的就是小时候最喜爱的城墙被拆掉了，非常失望。你们不能想象北京的城墙有多美，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个景观。城墙外是护城河，河岸有高大的柳树，夏天柳树的倒影映在水面上，河水荡漾，一群群的鸭子游过，放眼望去则是道路、桥梁、田圃、远山，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城墙看不到了，牌楼也都拆了。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同样的衣服，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店铺到晚上五点以后就黑了。各种情景和童年时的记忆完全不同了。临走登机时，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一生从没这么大哭过。别人问为什么哭，我说不出来。后来同行的很多人写了这次旅行的见闻录。我当时没写文章，也没写诗，只是改写出了《雨说》。我觉得当时的中国需要儿童式的欢乐，需要一个自由的概念。 记者：您经常说自己的诗歌观就是无常，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郑愁予：无常是借用佛教的说法，和时间有关。诗人一生不知不觉中总想要表现的就是时间。有人攻击诗歌写风花雪月，太俗。其实东风西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雪落雪融，都是表现时间的。时间造成了诗人和客体的契合，人和人、人和物的契合产生时间感。我读中国的古诗，找表达时间的字，就发现了“愁”，郑愁予的“愁”。在词里，“愁”字用的特别多，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词。抗战时期堂哥给了我两本胡云翼编的《词学小丛书》，都被我翻烂了。辛弃疾是我非常喜爱的词人，他最能把握“愁”。所以我的笔名就是辛弃疾词里“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中的“愁予”。这个“愁”是关于时间的。又比如李清照在词里也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个“愁”不是没钱花了，没吃没喝了，而是感叹时间过得太快，美好的时间不再停留。 采访结束，郑愁予先生非常热情地请记者吃饭。他说，回北京就想吃老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小吃。离开宾馆，车行在东四十条的路上，郑先生说：“我家原先就住这附近的东四十一条，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有走廊、假山石、竹子。1981年再回去时，已住进了8户人家。昨晚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十二条，却怎么也找不到十一条，这条路现在还有吗？”在《燕云集》中，郑愁予有一首诗写他小时住的四合院：“丹枫自醉 雏菊自睡/秋色一庭如兰舟静泊着/谁要沿着环廊款步来去/谁便有了明月的闹意——/一片又一片地把云推过江心”。诗人记忆中的四合院如此静美、富有诗意。如今，这里高楼耸立，一切已如隔世。少年的时光，竟真的“一如西风的走过”，徒留下诗歌去回味了。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年02月15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年02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