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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踏着七月的热浪，我怀揣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冀汸文集》，终于如愿到杭州的浙江医院拜访了“七月派”作家冀汸老先生。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第一个被称之为流派的作家群，是在抗战的硝烟下，由胡风主持编辑的《七月》而得名。亦如那激情似火的七月，他们在抗战时期挥洒血汗，在解放初期历经磨难，始终执守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信仰，为中国现当代文坛带来活力和思考。 在“七月派”作家群里，既写诗又作文，“文革”后重新走上文坛，在新世纪的今天仍然笔耕不缀，在创作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在艺术上不断有新拓展的，冀汸先生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 1918年，冀汸先生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小镇，原名陈性忠，先以“启汸”为笔名，后定为“冀汸”笔名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先生6岁那年，跟随祖父回到湖北老家，1931年到武汉，并开始尝试创作，1935年，以当时“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写下了第一首长诗《昨夜的长街》，发表于《武汉晚报·鹦鹉洲》副刊上，至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诗集《跃动的夜》、《我赞美》、《没有休止符的情歌》、《长歌不息》，小说《走夜路的人们》、《这里没有冬天》、《故园风雨》，散文集《望山居偶语》，回忆录《血色流年》等，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不愧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佼佼者。 在拜见冀汸先生之前，我就已深深被其诗文中的文字所吸引，被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波澜和他们所坚守的信仰所折服。如今，当我真正要面对这位唯一在世的最年长的“七月派”作家时，心底不知为何先自涌上了一阵酸楚和激动。 今年93岁高龄的冀汸先生，身体已大不如前了，坐在医院靠窗的一把椅子上，看到我这个陌生的面孔，先生先伸出手来，道：“你好！”声音亲切宏厚，握着我手的手坚实有力，尽管比起前些年的照片，先生面庞消瘦不少，但仍然目光如炬，炯炯有神。 先生知晓我来自四川，谈及往事时，首先回忆起那段离川去沪的岁月：“当时不想在四川工作，想到南方来，想回家乡。所以，故意把一门必修课不选，造成学分不足之既成事实，就可以跟着学校免费回上海。”先生的语气中带着丝丝的落叶归根之感。由于先生祖辈都是移居海外的印尼华侨，流浪和家园构成先生特定的血缘文化情结，如同先生80多岁高龄写下的《血色流年》中的那段话：“我混进了武汉方向逃出来的难民中，从此离开了天门县，离开了故乡，开始了‘我的流浪’，一晃……六十五年过去了……”因为流浪，“家园”对于冀汸先生来说，有着更深层的意味，不仅是地理上的“家园”，更是其超越苦难，寻求内心平静的精神皈依。 谈起创作，先生先提到了一个人———邹荻帆，说他影响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邹先生是先生一生的挚友，“我们一起去考西河中学，他读二年级二学期，我读一年级一学期。那时候还有一个人叫李洪模，我们三个人总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约定，三十年后不论人在何处，都得赶到西河相聚。”说到这里，先生沉吟了一下。 我问：“约定没有实现，是吗？” “是的。李洪模后来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那时候的肺病就像我们现在的癌症一样……”岁月流逝，再也不会回来。而后更谈到了胡风，先生投稿给胡风主编的《七月》，收到胡风对诗文的亲笔意见，由此与胡风通信、相识，胡风的为人、思想影响了先生的一生……在讲述这段回忆，先生面容有些黯然，双眼也有些潮湿了。 考虑到先生的身体状况，我轻声转移话题，问起先生对自己所写的小说和诗歌的看法。 “《文集》（指的是《冀汸文集》四卷本，后均简称《文集》）里收的小说，为何没有您1989年写的长篇小说《故园风雨》？”我问到。 “没有写好。我自己看不上，我觉得应该重写，但是现在的精力有点不行了，因此没有这份精力。《故园风雨》从结构到构思，现实的创作过程，都不像过去那样顺利，我自己觉得不满意，要重写，所以在《文集》里面我没有收它。” 一直强调自己是“文学爱好者”的冀汸先生，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要求很高，对那些遗失的短篇小说、诗歌等作品，他显得达观：“因为我都没有留底，发表之后（在何种刊物）也没有写下来，所以我说它们也不算损失，因为没有一篇有分量，自己满意的没有。”陈殷先生介绍说，冀汸先生还有大捆成箱的历年手稿等，现在都积聚于杭州寓所书房而未及整理，其中许多也都未能收录进《文集》里。 谈起外国文学家，冀汸先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地谈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契诃夫的戏剧、惠特曼的诗歌等。“我最喜爱的作家基本都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也影响了我的创作。” 冀汸先生的诗文总有一股雄强的力量。同是“七月派”的诗人绿原就曾说：“冀汸的诗影响着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做诗都受到了冀汸的影响。”绿原所说的影响，应该不仅是指艺术上的影响，更是创作激情上的影响。是冀汸先生的诗文力量燃烧了他们的诗情，让人从心底里唱出真实的声音。英国文学批评家德·昆西在一篇题为《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的文章中说，“知识的文学”所留存下来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其量不过是某种暂时需要的书，如同时尚一样，与时俱逝。而“力量的文学”却能够对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力量的源泉是“理想”，“理想”与“力量”是构成伟大文学的条件。冀汸先生无疑属于后者。 而后，我们谈到了音乐。早年先生曾报考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系，后因夏伯初作梗其中而未果。贝多芬，是冀汸先生最爱的音乐家，谈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冀汸先生笑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先生说他自己能活到100岁，先生的乐观让我们动容，听先生家人介绍，由于几次发生的脑栓塞、心力衰竭，去年还能勉力浏览写字，而今年初以来，身体明显衰弱，有时甚至只能依靠药物，说话、行动都很吃力，但先生却依然坚持每天日记的习惯，“一息尚存，仍要歌唱”。 临别时，我冒然提出请先生赠言，先生并没有推脱，他用微颤的手在我带去的《文集》扉页上一字一字认真地、有力地写上赠言，看得我心里直想流泪，先生一生虽经历九死一生，却依旧坚守信念而无怨无悔，用生命和青春呼号，传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 握着先生有力的手，我想起先生在回忆录中的那段话：“倘若在诗的花园里还能绽放几朵独具色彩和方向的小花，给这伟大的时代留下一星半点的喜悦，也该算我的幸福吧！”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有幸有冀汸先生这些敢于用热血和生命写作的作家诗人，来“唤起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后一辈人在新时代的今天能够回顾历史、思考未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7月15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7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