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巨流河》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欢迎，台湾作家齐邦媛感到意外。她从没想到这本书能跟大陆读者见面。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把繁体字版介绍给北京三联书店，居然没经多少波折就出版了，“大陆媒体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删减有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删减其实不多，不到一万字。被删部分，基本上我都是认可的。” 她更没想到，这本书会在大陆频频获奖。自2010年简体字版推出以来，《巨流河》成为各种年度好书评选中最热门的候选。继今年年初获颁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散文家奖后，近日，齐邦媛又凭借此书获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大奖。“说实在，起初对这个奖我并不很了解。不过，‘在场主义’的提法让我觉得亲切。以我的理解，在场就是亲历。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亲历的真实的故事，其实也写下了大家的故事。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来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写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巨流河》的写作，缘于学术翻译名家单德兴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计划。他盛情邀请齐邦媛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从2002年秋天起，原拟访问齐邦媛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对她进行了十七次访谈。“访谈开始不久，终因世事纷扰，没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 直到2005年初春，齐邦媛下决心重写的时候，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此后，她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次返乡之旅，当她坐在大连的海岸，望着曾经扎根的岛屿，那一幕幕历史场景重现。“我原只想写我父亲齐世英，自从巨流河一役失败，终生流亡的事迹。但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料写那个壮阔的场面。我终于决定，只能从小我的观点写我跟着父母生存过的那个时代。”齐邦媛温和细软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带着一种无可言状的人生感喟。 作为亲历者，我的写作态度是客观的 记者：《巨流河》读后，印象深刻。这本被归为散文题材的回忆录，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于讲述往事的方式：父亲齐世英救亡图存的奋斗之路和作者的成长历程，两条人物主线水乳交融。个人史、家族史相互映证，更展现了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这样独特的结构经营，在散文体裁中非常少见。 齐邦媛：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难以归类。有人称它为自传体散文，有人把它归为长篇小说，我自己更愿意把它称为散文。事实上，自传、小说这些题材原初都是散文。 我没有想要给这本书一种特定的形式。开始我想写大的历史。但我发现这样我没法写。像东北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写当年我父亲的事，也都是根据他的口述史资料。但我的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而从个人记忆角度切入，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记者：因为写的相同的题材，而且差不多同期出版，媒体或评论大多把《巨流河》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放一起做比较。大体而言，相比《大江大海1949》的激越，您的《巨流河》显得颇为平实。有人评价道，您把波涛汹涌转化为波澜不惊。您自己怎么看？ 齐邦媛：我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因为客观，所以平实。我和龙应台是两代人，她是作为旁观者去看那段历史的，有鲜明的政治介入意识。我作为亲历者，80岁以后看人间事也许真的超然了一些———你连生死都超然，你还激越吗？ 所以，我只想写自己能感悟到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我并不仅仅为自己写那段历史，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没人知道了。我出书时已经80岁，我只想我能不能说一些我能说别人不能说的话。我知道的，在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我现在说得很高兴，我居然还活着。 文学永远是少部分人“必要的坚持” 记者：读这本回忆录，能读出很多的“假如”，假如东北无恙，假如郭松龄将军当年能打过巨流河；假如那个叫张大飞的飞虎队飞行员没有为国捐躯；假如您没有因为特殊的机缘来到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我想正是有了这些“假如”，才成就了这本“惆怅之书”。也因为此，才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有所触动。我想知道的是，在这些“假如”后面，是不是隐含着您对历史和人生独特的理解？ 齐邦媛：我也会做这样的假设。假如我当年留在上海，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当时来台湾，我可以说是自愿流放的，没想一来就是一辈子。所以感觉到心里很不甘心，打日本的时候，你拼命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打仗，结果你回头一看家乡已经没有了。我们当时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亲是家中的独生子，家还得靠他撑起来的，结果没有家了。我们那样的流离终身并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无家可回了。 所以，在半生的时间里，我都想写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他们的理想与幻灭，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境界。对我个人来说，《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幸运能受高等教育，启发我日后进修研习文学思想，终能取得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我自六岁起就是“外省人”，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记者：在书里，您用很多笔墨刻写了包括您父亲在内的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颠沛流离之际，这些知识分子仍然坚守理想，仍有文学安慰心灵。而且因了他们的坚守，有很多像您一样的学子，在那个年代，依然得以受到非常完整的教育。您对他们充满感激和深情。对此，王德威评论道：读《巨流河》才能真正懂得“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学史多年后才有此叹息，百年动荡埋没了多少智慧心灵！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有许多道路，每条路都有许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见所闻影响我一生思路的选择。八年抗战中，我由少年长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教书时也以此为目标。 记者：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文学都置身边缘。时过境迁，在当下消费时代里，您认为文学是否还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朱光潜先生有篇文章，《慢慢走，欣赏啊》，受它的启发，我知道文学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态度与品位。其实，文学有多少人在写，多少人在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它的人真正懂得。哪怕，只有少数人真正喜欢。文学能给人以温暖，让人理解并同情他人的痛苦，叫人学会容忍。文学永远会是一部分人“必要的坚持”。 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记者：您浓墨重彩写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吴宓也好，朱光潜也好，还有钱穆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政治保持距离，在乱世中坚守书斋，保持一份独得的清醒。您也写到了积极介入时代的闻一多，并表示：我最伤心的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其实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不卷入政治，卷入之后又往往迎来悲剧结果。您认为，知识分子该怎样体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和立场？ 齐邦媛：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事实上，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 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于任何主义，宁可在心中有距离地了解，慢慢地作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我伤心的是，他一个那么有才气的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疯狂。我写闻一多那段，是对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学潮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反省。因为，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太大了。那时他每一次公开演讲，学生简直疯狂。闻一多那时候骂国民政府骂得实在太厉害了，他说这个腐败的、坏政府绝对要打倒，不能再让它存在下去，但他很不冷静，他看不到更远的未来，他不知道怎么去建设。 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 记者：在那个年代，从大陆去了台湾的一代人，大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在您的这本回忆录里，基本没提“乡愁”这两个字，呈现更多的是“没有家可回”的感伤。您说，“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同时，您也说，“有没有故乡怎么样，我至少还有灵魂。诗里面就有灵魂。”该怎么理解？ 齐邦媛：到了台湾以后，我曾回过大陆。到过我从小生长的家乡。可惜的是，物是人非，早已看不到我记忆中的影子。那还是我的家吗？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我大半生都在台湾，但我早年生活在大陆，那里才是我的根。所以，在台湾，有时我会有没根的感觉。但毕竟是台湾包容了我，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谈话、交流，做我喜欢做的事。死后也将安葬在这里。 记者：尽管只在《开拓与改革的七十年代》和《台湾、文学、我们》等少数几个章节中，您提及自己在推广台湾文学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您对台湾文学所做的贡献，是台湾文学界一致公认的。很多作家都亲切地称您为“台湾文学的推手”。这些年，台湾文学开始走红大陆，大陆也设有华语文学奖项。但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中，台湾文学一般划分在港澳台文学部分，只占较小的比例，而且介绍也相对滞后。就两岸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合作，您有什么期望？齐邦媛：很多事情非人力所为，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政治、文化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文学史写作。我看重的是文学本身，是创作本身，而非文学史。我不知道，台湾文学现在还是以后，会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但至少在我的书里，就有大半内容说到台湾文学。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即使过了很多年后，如果还有人在阅读，这就证明台湾文学还在。这是我所能做的。 齐邦媛：1924年生，辽宁铁岭人。原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原载：《文学报》2011年7月7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7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