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畀愚自小说创作以来，就执著地把笔墨集中在他生活多年的江南乡镇之上，以扎实的生活细节、冷静的笔触、略带嘲讽的口吻，把他的切身感受与发现书写到极致。他的感受与发现虽然主要集中于现实，但也指向历史与未来，所以，他的小说并不只是在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江南乡镇饮食男女的日常文化生态，也是在揭示一种更具历史延续性与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生态。 从题材上看，畀愚的小说很容易被划入“底层写作”的范围，但它显然不属于所谓的“底层写作”。无论从小说所展示的文化生态，作家的叙事情感、价值立场，还是从创作手法、情节安排等角度来看，畀愚的小说都更接近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畀愚的小说就是“新写实”在二十一世纪的延伸。 从小说所展示的生活状态来看，畀愚的小说着力呈现的是平常人那些艰难困苦或无所适从的窘迫生存状态，社会环境是灰色的、压迫的，生活是接近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异常结实却不追求典型。这些显然都与“新写实”笔下的生存状态类似。从生活的具体内容来看也是如此。“新写实”小说中人物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就是物质与性的匮乏，比如刘恒的小说，而这也正是畀愚小说的主要内容。从第一篇小说《单五一的最后一天》到最近发表的《田园诗》，生存一直是畀愚笔下人物的主要问题，无论他们是在职的还是下岗的，是城镇居民还是乡下农民，是当地农民还是外来农工，是做生意的还是无业游民，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都还没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同时“性”也是畀愚作品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母题，无论是性的匮乏、交换还是出轨。可以说，通过反复书写，畀愚已经把他所熟知的江南乡镇平民的生存窘境表现到极致，给人以很大的心灵冲击，尤其是《罗曼史》和《塑料地毯》等小说。不过与“新写实”作家如刘震云、池莉等人更多关注大城市里的普通人，包括也关注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略有不同的是，畀愚关注的人物属于乡镇，虽然笔触也曾伸展到一些城市，但毕竟主要还是守着斜塘镇和孙家浜这方水土上的人，而且他的人物的生存状态似乎更加不堪，几乎都还无暇顾及精神。但无论如何，畀愚小说所展示的社会文化生态，与“新写实”还是有着内在的相似性的，而他对自己这一方水土的书写，正好说明了“新写实”所关注的生存状态的广延性和延续性。 这种生存窘境的延续性与普遍性在畀愚自己的两篇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胭脂》和《碎日》中业已得到展示。《胭脂》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解放前，社会的混乱给胭脂的生存带来了多方的压力，虽然独立、果敢、野性的性格一度让她在秩序丧失的环境中为所欲为，燃起了生命的华彩，但最后她仍然不得不因生存的危机而依附于她的软蛋师兄。《碎日》的故事时间有两个。阳间的故事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阴间当然是未来的事，不过无论是阳间、阴间，表面上都是有秩序、有等级的社会，本质上并无区别，但无论是人还是鬼，都过着战战兢兢的屈辱生活。畀愚似乎要告诉我们，无论是时处历史、现实还是未来，无论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生存和为了生存而受屈辱”，这是普通人所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叙事情感和价值立场上，畀愚的小说也非常接近“新写实”。畀愚小说的叙述是非常冷静、克制的，作者从来不会站出来发表意见，即便在那仅有的两篇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我不是凶手》和《我们都是木头人》中，作者仍然是不在场的。畀愚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具有各种性格或道德上的缺点，但作品中除了经常会出现嘲讽的语气之外，畀愚对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价值立场仍然是模糊的，因为，甚至连人物本身也经常是价值立场模糊的，他们只是在生活，被生活所操控。畀愚的这种叙述方式与“新写实”小说“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缺席式的叙述，淡化的价值立场都非常相似。而且由于缺少了理性或理念的观照，畀愚的小说往往缺乏必要的超越和提升，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叙述的平面化、琐碎化和情节的随机性、偶然性。比如他的小说无论过程如何，结局却总是走向悲惨，这其实也是情节随意的表现。在创作手法上，畀愚主要也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等技巧。这些也都是“新写实”小说的重要特征。 当然，把畀愚的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比较，并非想把畀愚归入到“新写实”作家的阵营里去，也不是说畀愚就是受了“新写实”小说的直接影响。这么做首先是为了便于突出畀愚小说的选材和艺术特色；其次是想说明，“新写实”笔下那种艰难窘迫的文化生态，在二十年后的江南乡镇仍然存在，而只要存在，就会有作家去表现，因为这种“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展示底层人文化生态”的小说创作态度，不但是“新写实”的传统，也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甚至古典文学的传统有着深刻关联的。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