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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创作发展，很少人注意：当今作家的现实观与历史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历史还原为人生，而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这当然是作家的权利与应做的事，但由此也就见出了不同的眼光。那些未曾创建、或参与了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可以把时间定到“文革”为止，在没有任何亲历性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巡视，它没有定式、情感包袱与自我辩解的需要，创作便必然地呈现出某种新质和新的追求。人生总具有私密性一面，历史便具有探秘的性质。实际上读艾伟的《风和日丽》，我感慨良多。 很容易把艾伟的这部小说创作视为是某种“审父”意识，因为它写到了创建新中国的高层人物“将军”，且构成了小说中“身世之谜”的核心。不过也别忘了作品主要笔墨描写的则是杨小翼的人生历程与命运，她也是作家艾伟的父母辈，杨小翼及其母亲杨泸都是普通女性，生得糊涂，死的感伤。从《风和日丽》的故事层面来看，艾伟的作品构架差不多像是一部通俗小说，围绕着一个革命“私生子”的故事(本身也有些象征意义)，似乎没有多少前人没有写过的内容。譬如革命和政治对于婚姻、爱情的影响，《激情燃烧的岁月》与《英雄无语》写过；一代女性阴差阳错的婚姻，弱者的牺牲，王安忆写过；对于父辈弱点的审视，以及理解，邓一光写过；甚至于更通俗些，出于政治原因而不认亲骨肉，那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也写到过。《风和日丽》中还有许多内容，如“文革”中的一些人生素描，几个高干家庭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以及新时期开始时的五光十色等，但大致仍未超出我们的已知范围。恩格斯在评荣克的“文学史讲义”中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态度”。那么，从此来衡量艾伟，何种现实观和历史观，何种立场和态度，才使他的创作有了越出前人范围的表现呢？ 为了进入过去人生，反思人性，弥补缺乏亲历性的困惑，《风和日丽》对于父辈历史，已逝去的人生轨迹，均采取了一种又审又辩的立场，集审判者与辩护人于一身，这种矛盾性表现恐怕只有作家能够做到，恰又构成了小说整体态度的基本面。新一代的作家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眼光，还在于它更彻底地把历史还原为一种个人的生活史，从而更具多样性。《风和日丽》中对于性格正直又一度成为杨小翼丈夫的伍思岷的经历的描写，让人难忘。伍思岷的出类拔萃大概一点也不下于其前辈如“将军”，而他迅速下坠的命运和人生，它所具有的历史“揭秘”的意义，我认为其重要性也不下于小说贯穿始终的杨小翼的身世之秘。最后一点，反映了小说整体态度的还在于它的结局处理。不是要让杨小翼与父辈切断感情的纽带，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团圆”，也不企求“重合”，又表达了一种要开始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立场。艾伟的小说也喜欢用“多年以后……”杨小翼如何如何这样的句式，以示作品拥有自己的反思性，其实不必如此。它叙述委婉如小溪流水，构成各种细微的人生图景，如网状血管一样地分布，也自然地形成了流动性和叙述的动力。小说内含情感汹涌，却取了一个题目“风和日丽”，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一种单纯通俗的把握。我并不是说艾伟的这种进入历史的方式便能保证他提供一种全新的文本，可如果我们以往的历史多的是政治史，乃至意识形态史，那么，回到原点，致力于人生揭秘的眼光和努力，很可能便是新一代的创作进入当代史领域的一种让人向往的重新起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